“经历这个时代的个人是不能被忽略的”
—— 专访贾樟柯
这几十年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但这个经济体是没有表情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与贾樟柯以前的电影相比，《二十四城记》的故事背景增强了历史的回望纵深：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大型工厂瞬间成了一个超级商业楼盘，楼盘名称叫“二十四城”。
2009年3月6日，《二十四城记》开始在全国公映。故事发生在一家有50年历史的国营军工厂，3位不同年代的女职工的虚构故事和5位讲述者的亲身经历，使电影更有纪录从1958年到2008年中国国企及其职工命运变迁的意味。
“关心现实的改变，一定要去关心历史。”贾樟柯接受《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面对现实的时候，会发现现实中的很多问题跟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包括一些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习惯。80年代，我们上学的时候，年轻人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暴力，肯定和‘文革’时倡导的斗争有关系，斗争的方式就是暴力。”
像小狗一样一点点从缝隙中钻出来
“无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经历这个时代的个人是不能被忽略的，《二十四城记》里有8个中国工人，当然这里面也一定会有你自己。”贾樟柯就自己的新作品这样说。
从十年前的处女作《小武》到现在的《二十四城记》，贾樟柯的镜头始终对准社会大变迁下的“小人物”。
在他的《小武》、《站台》和《世界》中，主人公都是来自县城或农村的年轻人，在社会的剧烈变革中的“边缘人”，“我不是在刻意地描述这个人群，而是自然地描述我自己生活的感受，不是立场的选择，是我的经历和判断。”谈到自己的电影他这样说。
贾樟柯说自己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老家的一个亲戚因为交不起600元钱手术费，耽搁了病情，去世了。“在北京随便一个人，600块钱不就是一桌饭吗？”他说。
大学四年贾樟柯最喜欢长途旅行，从北京乘长途汽车，到太原，倒车，经过老家汾阳，过黄河到陕北。在旅程中，他看到更多的是黄土和贫穷。
“我们跟这个现实紧密联系，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还在那块土地上，当我能拿起摄像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拍他们呢？”
1997年拍成的《小武》让刚毕业不久的贾樟柯一下子有了几百万的收入，也让他变成了“地下电影导演”。1999年1月，电影局一纸禁令，暂停了贾樟柯拍电影的资格。但贾樟柯并没有因此停止拍电影，因为市场给了他一个缝隙。
不用国家的钱，自己融资，可以在国外发行，投资人也不在乎能不能在中国放映，能收回投资就行。《站台》、《任逍遥》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2001年，贾樟柯拍过一个5分钟的短片：一只被装在麻袋中的小狗，咬破麻袋，从缝中慢慢钻出来。
现实中的贾樟柯像那只小狗一样，一点点从体制的缝隙中钻出来。2004年1月，他接到电影局通知，恢复电影导演资格。
2008年戛纳电影节，《二十四城记》是唯一由华裔导演执导的竞赛片。在这次电影节上，有关部门在戛纳海滩举办了一个推介性质的“中国电影之夜”，贾樟柯没有收到请柬。
“我希望不被排斥在外”
《望东方周刊》：国外对中国电影越来越感兴趣了，中国电影在向世界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贾樟柯：这几十年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但这个经济体是没有表情的，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就要通过这个国家的电影、小说、音乐等获得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做得太少。国产电影在国外真正能取得影响的每年只有三五部，我们的输出远远不够，中国文化应该保持对外沟通和交流的态势和兴趣。
有一种很民族主义的情绪，说那些容易被国外了解和接受的（中国艺术）都是呈现了中国的苦难和弱点，丑化了中国人，外国人看了很开心。这是很奇怪的（观点）。没有人喜欢看别人的笑话，苦难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法国、美国都有贫穷，再富有的国家都会有。了解了才会有沟通。
《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图雅的婚事》、《立春》、《左右》等一些国产影片连续在国际上获奖，而这些都是反映中国现实问题的影片，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贾樟柯：文化交流中，分享共同的问题是很大的需要。从娱乐工业的角度来说，国产娱乐电影在国外的影响比艺术电影要小得多。并不是外国人专门喜欢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而是中国拍不了《魔戒》、《星球大战》（这样的娱乐片）。从美学角度说，艺术电影是优质产品，所以人家选择优质产品，而国产的其他类别电影做不到（优质），是质量问题。
《望东方周刊》：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包括你在内的青年导演因为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受到重视，在国内渐渐有了一定的地位，现在你的地位处境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贾樟柯：我个人始终有这种自信，我的电影都能在最顶级的电影节发布，我基本能跟世界顶级的电影导演进行交流。但我只是一个个案，比如说伊朗的阿巴斯，他是以个体出现，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国家思想和文化输出的态势。对负责国家文化输出的机构来说，我们这些导演还没有纳入到他们的视野，这样就形成了以个人的身份在国际上活跃。当然我们背后还是会代表这种（中国电影）文化，但有时候也会引起抵触和混乱。
比如说我去电影节，人家说“贾樟柯来了”，如果韩国做一个电影，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会去推动，会做韩国电影整体形象的输出。所以有人会觉得贾樟柯是个“叛逆”。
《望东方周刊》：你是不是希望自己也能跟“整体”融合起来?
贾樟柯：我希望不被排斥在外。因为骄傲一点说，这（种排斥）在现实中并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只是遗憾，所以我在戛纳海滩边看“中国电影之夜”放焰火的时候，觉得很荒谬，如果我是一个韩国或日本导演，甚至是台湾地区的导演，会怎么样？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和制作水平？
贾樟柯：困难非常多，有很多泡沫。中国每年都有十几部电影票房过亿，但商业电影水平太低。《三峡好人》可以卖到五六十个国家，但那些（商业电影）卖不出去。这不是类型问题，你的电影在市场中不被接受是质量问题，谁都抢不走谁的市场。
现在院方（院线）和制作方的分红比例，院方占62%，剩下的38%是跟发行方分的，最后算下来到投资人那里的是15%～20%，这很不合理，院线是买方市场，投资方很难收回成本。这个体制不让投资商赚钱，会怎么样呢？只能垄断了，这就出现了一个一个泡沫。
《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在中国市场票房不是很乐观，你还在争取吗？
贾樟柯：我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哪怕每次发行都赔钱，因为你要不提供这些，永远改变不了观众，就像在（上世纪）80年代，普通的家庭在装修的时候，一张毕加索的画和一张水果的照片，人们更愿意接受什么？这需要一个过程。一些片子为什么大家都骂，但又都要去看，因为它变成了一个事，大家不想跟这个社会脱节，就会去看——《新闻联播》都播了，我能不去看吗？
现在不是一个感受和消费文本的时代，文本本身跟票房没有关系，而是文本背后的东西，他有很大的投资，有明星大腕。而有的电影需要强大的主体去看，打开感情和思维，需要投入，（有些人）就不看了，太累，要搞笑就行，粗制滥造的（电影）能让他笑，他也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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