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报道之南京 国民党将军搬钢琴上飞机

　　4月24日白天：

　　解放军围困美联社小楼

1949年4月25日的《申报》刊载托平报道南京解放的版面

　　4月24日黎明时分，托平开车到宁海路接上自己未来的岳父--加拿大驻华使馆领事切斯特*朗宁，一起再次奔向西北门。这一次，托平看到了更多的解放军，他们个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平舌帽，“附近的居民给端来了热茶热水，热情地倒进他们从皮带上解下来的杯子里”。

　　从西北门返回美联社的小楼后，托平遇到了麻烦事。三位解放军战士跟着托平的中国佣人一起进了他的办公室，托平正在打字机前写稿，战士们就问佣人：“他在做什么事”。佣人不经意地说是向美国发消息。这话立即引起了战士们的警惕，几分钟后，美联社小楼被战士们围了起来，托平被限制外出，他的厨师也不能到外面采购。好在朗宁闻讯后给他送来了一些食物。“这应该是某种误会造成的，两天后门口的岗哨就悄悄撤走了”。

　　但是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说，这样的误会足可以酿成外交事件。当天早晨六点多，一队解放军进入了西康路的美国使馆，一直闯到司徒雷登的卧室。“我和司徒先生是很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见面，一直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被禁闭在美联社小楼的托平当天并未去成美国使馆，他认为这起事件中解放军是“误闯”，因为“共产党部队入城，井然有序，人人称道”。

　　让托平高兴的是，5月初他见到了老朋友黄华。1946年，正是在黄华的帮助下，托平才得以从北平前往延安采访。如今，黄华来南京主管外侨事务局，又和托平见上了面，“黄华的英语很棒，我们在北平时见面都说英语，不过这次他却对我说中文，交谈了几分钟后，他变得随和了，又开始用英文和我聊天，并告诉我可以自由采访。”事实上，那次误会过后，托平的活动空间的确很大，没有受到什么限制。他也去了总统府，并进行了采访。

　　那个天翻地覆的时刻，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忐忑不安的，不过敬业的托平似乎心态平静：“那段日子里我太忙了以至于根本就没有时间担忧。当时有很多有价值的新闻等待我去报告给世界。”

　　1971年6月21日：

　　周恩来称托平是“见证人”

　　在司徒雷登8月2日坐专机离开南京经日本冲绳飞回华盛顿后，托平也接到美联社通知，只要有可能就启程前往香港。托平在他回忆录中曾写道，“司徒雷登一走，南京这个前朝国都便逐渐失去新闻中心的地位了”，在坐火车转道上海再搭海轮的旅程中，托平于9月25日终于离开长江口进入东海，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在他眼中慢慢消逝……

　　托平再次重返中国的时刻则是1971年，就在基辛格7月秘密访华前的6月21日，来华采访的托平获准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美国记者获准采访周恩来并发表采访的全文”。周恩来接见了托平夫妇，在宴会上他对全体在座者说到：“托平和朗宁先生都是我们进驻南京城的见证人。他们在1949年4月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的改朝换代”。

　　1949年，留给托平的记忆，在淮海战役的战火以及南京改天换地的解放时刻之外，还有那一年的11月10日，托平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与奥黛丽完婚，随即他们又返回香港。在忆及60年前自己对南京解放的采访时，托平说：“对于南京的报道，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是我从1946年开始到1949年的这一段时间所有工作的高潮和总结。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而这个年份，无疑也标志着托平夫妇在六十年后的今天纪念钻石婚的幸福起点，“我们早就开始为我们的结婚纪念做准备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弄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派对”。

　　还可以期待的是，托平将于2010年春季出版一部《转折点》（暂名）的新书，这部书里，讲述了很多关于淮海战役以及南京解放的细节。无疑，60年前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值得一个亲身经历的记者用一辈子去书写。 扬子晚报记者 冯海青 （杨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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