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案涉及的一些成员，现在已经在自己当年管辖、服务的地盘上开始了“新生”，有的人还成了民营招标公司的执行董事
在2009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中，“扩大内需”、“政府采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国家出台了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的总投资约4万亿元的十大措施，其中至少有八项与政府采购相关。
作为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强力启动内需之年，各地正相继出台扩大内需的举措。广州市近日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我市经济平稳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强调围绕筹办2010年亚运会，2009年至2010年，计划安排重大建设项目总投资6500亿元。
在这一背景下，始发于2007年7月的广州一起政府采购窝案，就引人对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的关注。
有来自相关部门的消息说，这起政府采购窝案，广州市司法部门已予以处理，但并未披露其详情和处理结果，其原因是什么，他们感到不解。这起政府采购窝案到底因何引爆，涉及层面多大，处理结果究竟是什么？了解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回答人们关心的问题，相信也会对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有所帮助，于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展开了独家调查。
“正阳”引爆窝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广州市这起政府采购窝案的引爆，源于民营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市正阳招标采购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正阳”)的东窗事发。
“正阳”女老板黄绮梅被查时交出了一个本子，纪检部门围绕本子上记录的“行贿清单”顺藤摸瓜，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张以权、原副主任陈建科、原审核部副部长何辉、广州市财政局原主任科员吴一峰、天河区采购办原主任池立武、白云区教育局信息化采购办原主任刘秉新、天河区交通局交管科原科长张益湘等数名官员卷入其中。
黄绮梅与张以权是中学同学。2000年之前，黄是广州一家摩托车行的老板。广州“禁摩”后，黄绮梅在张以权的帮助下，于2000年到2003年成立了正阳招标采购服务中心，张以权的小舅子出任了这个中心的业务部长。
公诉机关的指控说:因为政府采购中心有权将采购业务委托给招标代理公司，张以权就利用职权擅自将采购项目中数额较大又容易做的招标项目委托“正阳”代理。
据统计，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委托“正阳”招标代理项目共74项，金额约1.6亿元。在此期间，张以权还常与黄绮梅一起吃饭、唱歌，并将大量的政府采购信息向其透露。
2002年10月，天河区教育局委托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代理招标一批教育校园网工程，标的额高达2600万元。张以权擅自将该工程委托给“正阳”。其间，张以权违反规定，事先口头委托，后来才签订书面协议。后在招标过程中，因出现违规现象，导致数家供应商不满，第一次招标结果废标，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公诉机关还指控张以权在2003年至2006年期间，收受黄绮梅和广州市五家负责公务用车维修的汽车修配厂负责人贿赂19.1万元。其中黄绮梅为感谢张以权的长期关照，于2003年9月某日，在淘金路的工商银行送给张以权现金10万元；2005年年中某天，又送给张以权2万元；2006年上半年某天，黄绮梅在和张以权吃饭的路上又塞给张3万元现金。
2003年至2004年，在广州市公务车定点维修招标之前，五家汽车维修厂负责人分别向张以权行贿合计4.1万元，希瞭望在定点维修招标中予以照顾。张以权还提醒他们在招标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2007年，张以权被“双规”，同年7月27日投案自首。公诉机关认为，张以权构成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
清一色“缓刑”判决 在2008年3月4日的天河区法院庭审现场，张以权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供认不讳，但否认滥用职权。张以权解释说，虽然《政府采购法》明文规定了禁止政府采购中心转委托，但该法是2003年1月1日实行，而他将工程委托给“正阳”是在该法出台之前。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在天河区教育局教育校园网工程中滥用职权的行为，张以权辩称，招标出现废标是因为投标过程中专家库中的一位专家专门指定采购某种品牌的产品，导致其他供应商不满。后查明该专家与中标厂家的老总是兄弟，是专家违反了回避原则。
张以权，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的辩护律师以其对受贿罪认罪态度好并退还了全部赃款，又是初犯，希瞭望法院在量刑时减轻处罚，适用缓刑。
权威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起窝案成员的判决以清一色的“缓刑”结案。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起窝案成员的审理，分布在广州市三个不同的区法院海珠区法院、天河区法院、白云区法院，审理和判决的时间虽不相同，判决结果却均是“缓刑”，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在本刊记者的多次请求下，广州市中院提供了窝案部分成员的判决结果:
张以权，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非法所得19.1万元予以追缴后上缴国库；
陈建科，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副主任，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没收财产39.4769万元(自首，有立功表现，退清全部赃款)；
何辉，
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审核部原副部长，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没收财产5万元(自首，退清全部赃款)；
吴一峰，广州市财政局原主任科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没收财产15万元(自首，退清全部赃款)；
池立武，天河区采购办原主任，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非法所得11.3万元予以追缴后上缴国库；
刘秉新，白云区教育局信息化采购办原主任，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非法所得追缴后上缴国库；
张益湘，天河区交通局交管科原科长，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已经退出的非法所得9.0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广州市一知名律师向本刊记者分析，如此大规模、不约而同地以“缓刑”结案，在司法实践当中是不多见的。该律师认为，缓刑一般适用于特别轻微的经济犯罪，而从窝案成员的受贿金额来看，有些成员划入“轻微”之列的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这位律师还分析说，该窝案的成员数量并非特别庞大，案情又不是特别复杂，但没有做并案审判处理，而是在三个不同的法院分别审理，这本身会引起人们的疑问。
广州市中院研究室主任王雪生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在这起案件上没有做并案处理，法院是被动的，检察机关起诉到哪个法院，法院就在哪里判决。他还说，缓刑的适用标准主要有三个原则:三年以下、悔改表现、不危害社会。目前缓刑主要适用于交通肇事、未成年人犯罪和一些轻微经济犯罪。
对“危害社会”的理解，王雪生认为，主要是针对暴力犯罪，至于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社会危害相对要小得多。他说，就目前全国各地而言，轻微的经济犯罪，被判缓刑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窝案成员的“新生” 在调查中本刊记者发现，这起窝案的一些成员因为缓刑免遭牢狱之苦，有的已在自己当年管辖、服务的地盘开始了“新生”，其中有人已成为民营招标公司的执行董事。
吴一峰，这位广州市财政局原主任科员，已经变身成为民营招标代理机构广州程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这家公司与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同在一栋楼办公，门脸看上去比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还气派。
同行说，吴一峰当年在广州市财政局当的官虽不大，但江湖名声很响，特别是在评标的专家库方面，颇有发言权。
有公开资料显示，吴一峰为“广州市政府采购网络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完成人之一，该项目属于2004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受理项目。
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对“广州市政府采购网络管理信息系统”的成果评价是，“率先采用专家管理，实现随机抽取专家并自动语音通知和短信息自动发送，规范采购行为，避免黑箱操作。”
有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被“判三缓五”的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副主任陈建科，目前已出任一家民营招标代理公司的顾问；被“判一缓二”的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审核部原副部长何辉也在为一家代理公司做事。
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隶属于市政府办公厅，监管由广州市财政局负责。对于这起政府采购窝案一些成员被判刑后的现况，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对此有所耳闻。
“那些人不是在服刑吗？服刑期内他们还能从事这样的职业吗？难道没有人来管他们吗？”有人向《瞭望东方周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一些民营招标公司背景都很深，不然根本拿不到政府采购的项目。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引爆这起政府采购窝案之后的“正阳”似乎“一切如常”。“正阳”为中国招标协会理事，其资质是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甲级、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甲级、药品招标代理机构、中央投资项目代理机构乙级、国际招标代理机构乙级。“正阳”还于2006、2007、2008连续三年荣获了广州市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称号。
张杰明局长告诉本刊记者，“正阳”出事后，广州市财政局就立即把“正阳”从广州市政府采购分散代理机构的名单中剔除了。至于“正阳”的资质，那是广州市财政局管不了的。
据了解，广州市目前只有两家官办的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广州市信息工程招投标中心，其他基本上都为民营招标代理机构。在每年广州市100多亿元的政府采购金额中，屡受社会质疑的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实际上每年分到的也就10多个亿，其余大部分为民营招标公司代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状况与治理对策研究》披露，随着社会中介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大量行政寻租、商业贿赂等借助中介实施，中介腐败成了一个腐败重灾区，其主要涉及行贿、洗钱、参与侵吞国有资产三类腐败。
屡遭歧视的民族品牌 “别说是评标专家，就连设计师在这个行当中都无法独善其身。”顺德一家电制造商的市场代表向本刊记者报料说，目前，在商用空调的招投标过程中，设计师的“上图费”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这位市场代表解释说，所谓“上图费”就是给设计师的好处费，让其按照有利于自己企业中标的要求，进行图纸设计。一般来说，如果事后中标，“上图费”一般按中标额的1.5%~2.5%支付；如果没中标，一般也要支付三五千元辛苦费。
“如果你了解设计院拿了多少"上图费"，就会理解他们为何不遗余力地推广高价的洋品牌。”深处漩涡的这位市场代表很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2009年两会提案《让民族品牌进入各级政府大门》中透露，按照各级政府以往的设备采购惯例，民族品牌屡屡遭受歧视，在一些基本建设项目的设备采购中，有些地方政府竟然将民族品牌拒之门外。
蔡继明测算，每年有一万多亿元的政府采购定单流向了外国和外企。如果这部分定单有一半转向民族企业，就能产生6000亿元的国内需求，并带动1.5万亿元的GDP，提供200万个就业岗位。
蔡继明建议，各级政府的社会采购中，在把握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价格因素，降低成本，禁止将是否外国名牌作为评标中加减分的依据，政府应率先成为国产优质品牌的订货者。同时，各级政府对所主持的各类设备采购，应按性价比设定具体、可排除人为因素计算、明确的量化标准，并在企业投标前明示，彻底排除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TCL商用空调北京经销商刘先生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2月，中央戏剧学院新建校区(昌平)“表、导演教学楼等2项VRV空调系统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的采购招标文件中存在歧视民族品牌的条款。
在该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中，“压缩机和整机是同一品牌”分值为100分，而“压缩机和整机不是同一品牌”分值仅为30分。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在商用空调中“压缩机和整机是同一品牌”的条件，只有一些洋品牌可以满足。
“从这个评分标准可以看出，民族品牌与洋品牌在这一项上，反映在总分值(权重10%)中就相差7分，而价格相差100多万元，在总分值中也只差3到5分。”刘先生非常气愤。
据了解，在供应商的据理力争下，业主单位终于同意将评分标准调整为“压缩机和整机是同一品牌且系统稳定性好、整机与压缩机匹配性好”分值100分，“压缩机和整机不是同一品牌且系统稳定性好、整机与压缩机匹配性好”分值50~60分，“压缩机和整机不是同一品牌且系统稳定性弱、整机与压缩机匹配性弱”分值30~40分。
“民族品牌还是没戏，这种更改实际上等于没有变化。因为评判系统匹配和稳定性的优劣，其中的人为因素更大，可控性更强。”刘先生很无奈。
本刊记者截至发稿时获得的最新消息，某外国品牌空调最终在上述项目中中标。
制度、程序化补漏刻不容缓 1996年开始试点的中国政府采购事业，如今已走过13年的发展历程。13年来，中国政府采购规模从1998年的31亿元达到了2007年的4660.9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1%。
随着政府采购量陡增，要求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的各种建议，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主任王琦在《中国政府采购》上撰文指出，政府采购领域发生的系列腐败案，表面上暴露的是各级政府采购中心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背黑锅”，当“替罪羊”，其背后是政府采购的各个链条(集采机构、监督机构、评标委员会、供应商、采购人、甚至包括设计院)、各个环节(“买什么”、“怎么买”、“买谁的”、“买的怎么样”)的管理和规范。
王琦认为，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采购法》制定出台过于仓促，内容还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处，甚至存在相互矛盾，而实施条例又迟迟不能出台，使实际工作中不少具体问题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为一些政府采购灰色交易的进行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当务之急是在严厉查处、高压震慑的同时，尽快从制度、程序上进行补漏。
王琦说，当前政府采购面临尴尬局面:缺少甚至基本上没有办公设施、设备和用品的配备标准。
他呼吁，应尽快制订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供应商质疑处理办法，统一政府采购工作规程，规范、细化各种采购方式的操作程序，科学合理地明确划分处于政府采购各个环节的机构和人员的权力或者职责，下大力量扩充评标专家队伍，切实把专家队伍建设和管理摆上监管工作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政府采购工作上的质疑和忧虑，也引起了高层关注。中纪委在《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要任务》中，已经明确把“政府采购”作为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点查处领域，同时把“制定落实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举报投诉处理机制，推行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加强对政府投资工程招标投标的监管”作为深化治本、重点推进的关键环节改革。王启广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责任编辑：杨笑)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