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老兵

　　封面故事

　　老兵

　　不死

　　2007年，当导演康洪雷和编剧兰晓龙等一行四人走进云南腾冲时，他们听说，在腾冲的地面上，每1.5米就埋着一个亡灵。63年前，中国远征军曾在这里浴血奋战，创造过全歼腾冲城日军的奇迹。

　　那场酷烈的战争，让康洪雷震惊，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如果不拍出来，他觉得自己就是罪人，就亏欠这段响当当的历史。于是，后来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

　　就像《我的团长》里操各种方言的士兵一样，真正的中国远征军，也来自五湖四海。在西南边陲生活了60多年后，他们再也找不到归乡路。

　　在康洪雷看来，这些从生死边缘走过一遭的老兵，用了半生才抚平心头战争的创伤，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这份平静，是对他们的慰籍，所以他只能心存敬畏，远远凝视。

　　但其实，关注，除了意味着被打扰，还意味着不被忽略。在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中，还有很多人孤独而贫困，除了遥远的尊敬之外，他们还需要社会实在的爱护和关怀。

　　愿他们能安享晚年。

　　我的剧组我的剧

　　不拍出这段响当当的历史，不拍出这些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我们就是罪人

　　■本刊记者/余楠

　　在《士兵突击》之后拍什么？2007年新年过后不久，康洪雷不会想到，选择拍摄题材这个原本简单的问题，竟有这么多人在关注。而且，号称从不拍古装题材的他要食言了，摆上立项日程的，是一部古装剧《隋唐演义》。启动《隋唐演义》在康洪雷这里并不是难题，然而他却在自己的第一部古装戏面前，放慢了脚步。

　　“老康对《隋唐演义》的要求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背景、文化或者人物的概念。”编剧兰晓龙说，“作为一个导演，他需要了解很多那个时代的一些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那时没有凳子，那我们的戏里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坐姿；喝茶的杯子、茶都是什么样。他会要求这种很有肉感的东西，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一种内涵。所以老康要进入这样一个题材比较慢，很困难。”

　　方向

　　在粗糙而高产的中国电视圈，康洪雷是一个较劲的体验派。当年拍摄处女作《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在图书馆泡了整整一个月，每天按部就班，8点半到，5点半离开。用了7个月的时间查阅资料和准备才开机。拍《青衣》的时候，为了熟悉京剧演员的生活状态，康洪雷在中国京剧院住了一个星期，天天泡在后台跟演员们在一起。

　　《隋唐演义》缓慢推进之际，兰晓龙把一份新资料发给康红雷，那是几年前他准备的一个一万多字的电影策划案，写的是二战期间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故事。兰晓龙记得，那天晚上六点多钟他把策划案发过去，康洪雷看到晚上两点多钟。第二天在公司见面时，康洪雷两眼红肿。拍摄远征军的创意就在那天确定下来。

　　在准备阶段，康洪雷的案头堆满了书，看的最多的是那本《史迪威日记》。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松山战役、腾冲战役，一段又一段硝烟弥漫的烽火往事摊开在眼前，康洪雷有些震惊：我活了40多年，居然这么无知。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我竟然一无所知。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让大家觉得我们还有这样的中国人，我们还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历史响当当地在那个时候就放在那儿，我不就是罪人吗？

　　一个多月以后，康洪雷和兰晓龙等一行四人出现在了云南腾冲。这里是远征军当年奋战的浴血沙场，也是很多老兵现在的家乡。“当时去云南的时候，对要写什么、什么人物、什么故事，脑子里一概没有，全是空白。”兰晓龙后来这样回忆。而在康洪雷看来，腾冲行前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故事的方向。他很享受这种陪伴故事骨肉生长的等待，这种只有去向却不知终点的创作旅程令他莫名兴奋。

　　亏欠

　　滇西边陲小城腾冲，西与缅甸毗邻，历史上曾是西南丝绸之路要冲，也是中国远征军最艰苦的战役之一松山之战的主战场。

　　兰晓龙第一次爬上松山那天，正好是清明节。山上很静，一块普通的墓碑吸引了兰晓龙的注意：石碑之上，赫然留下了8000多人的名字。在20万远征大军里，这只是一个军殉国的烈士人数。兰晓龙说不清当时心里的感受，后来在山上的一个多小时里，他找了一块草窝躺下，一言不发。

　　那一天，康洪雷在滇西烈士陵园。在他眼前，一群相互搀扶的老兵像60多年前一样列队，在墓碑前站成一排，围着这些昔日的战友默默走了一圈。其中一个人，使出力气大喊了一声“立正”，队伍中每个人就如哨兵一般，挺直老迈之躯，举起右手敬礼。在那个简易但庄重的仪式里，一枚名为“亏欠”的心理炸弹，第一次重重地袭击了康洪雷。

　　“我跟那些老军人正面接触很少，因为我不能去触碰他们，看的历史资料越多，越不敢触碰。”康洪雷说，“这些从生死边缘走过一遭的老兵，用了半生心力才将心头的潘多拉盒子摁在心底，过上了如今平静的生活，我怕我一个轻轻的触碰勾起他们的回忆。本来现在已经颤颤巍巍，八九十岁、一百岁的老人了，每天都有人在去世。如今这份平静，我觉得已经是他们能够获得的最大恩赐，你说我还怎么敢让他们再去触碰这个事情？我只能心存敬畏，远远凝视。”

　　康洪雷的顾虑并非夸大其词。2008年，凤凰卫视曾经播出过一部10集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保山一名健在老兵看到时，激动不已，导致心脏病发作，几天后离开人世。“做这个戏，我们不希望那些老兵被关注到。”兰晓龙说，“这也是我做《团长》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一个真实战役、真实人物挂靠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上的中国远征军分滇西远征军和赴缅远征军两部分，《团长》着墨全在条件最艰苦的滇西部分。当年赴滇西作战时，部队明令战士连衣服都不许带，更不要说枪械。远征军壮士只得把身上全部家当扔掉，每人身背三十公斤盐。到达目的地后，再将这些盐卖掉想办法购买装备。“《团长》写的就是这样一群从来没有被关注过的人，连墓碑都找不到，这就是炮灰。”兰晓龙说。

　　在与部分亲历者的接触中，康洪雷一直对一件事感到意外：当老兵们谈论曾经经历的一场具体战役时，很少说到射击、远距离、阵地战这些通常的作战概念，听得最多的是“拼刺”，还有“搂抱”和“拼命地撕咬”，中国远征军用这样的方式打了很多次战斗。“你怎么能够想象，在腾冲的地面上，每1.5米就埋着一个亡灵。所以我们的《团长》，就尽量还原‘近战’，我希望观众能够闻到这些人身上的气味。”

　　“越走近这些老兵，就越觉亏欠，越觉得必须把这事说出来。”后来在康洪雷的《团长》中，“亏欠”，成了众多主人公的一笔心债，尽管“此亏欠非彼亏欠”：学生时代就参军的孟烦了来到禅达之前，全连战友成仁，他却装死，用一条腿换了一条命。当副连长的时候，冲锋号一响，命精贵的老兵在战壕睡觉，他把一帮刚来的新兵蛋子赶上阵送死，一百多号人在他手上丧命，于是后来他就一直期待出现有个人带着他们，“相互之间不猜忌往前走，多好”。

　　龙文章无名无分，谎称团长之名，在缅甸拉起一票溃兵，许诺带他们所有人回家，结果众人为了一个空头许诺不顾一切，在怒江边的南天门，整整一个团的人全军覆没。他欠下了南天门上的一千座坟；师长虞啸卿用炮灰团作为尖刀，插入南天门腹地。原本说四个小时以后带着精锐主力发起总攻，结果拖了整整三十八天。

　　绝境

　　历时整整一年筹备，2008年2月24日，《我的团长我的团》在云南腾冲正式开机。

　　如外界所言，康洪雷果然是按照电影的标准来要求各部门。他告诉服装师高文晏：演员的衣服要半年不洗澡、汗加汗的那种效果，穿上还不能过敏，还要防脏。东西南北的兵都有，身上要带点家乡的标志，东北的穿件小坎肩，坎肩和坎肩之间要有差别，花的或者土的，领口是圆的或者尖的。每位主演四套衣服，每套衣服四个款式，一个人就十六套。两千套衣服都是好料，都得用砂纸打磨做旧，“开机前两个月，我的手全是抽巴的。”高文晏说。

　　康洪雷按照内心的方向，不断地去接近《团长》所要缔造的战争片新形态。

　　2008年4月8日，这一天要拍摄的是龙文章带领大家追歼怒江边日军斥侯的戏，烟火师郭岩拿着烟饼，站在康洪雷面前试验自己的一种烟火效果。就在转身之后，烟饼发生爆炸，连同郭岩在内，现场三人受伤。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郭岩永远地离开了一起奋战一个多月的诸位战友。

　　突然发生的变故打乱了剧组整个计划。“那个地方坟比较多，老乡的坟，还有抗战英灵的坟，人都是出了事以后就唯心了。事故以后，大家每天都带着一种影子在那儿工作。”美术师赵立新说。

　　剧组经过一天调整后恢复了拍摄。4月20日，当天的拍摄中有一场是军民溃退的大场面，拍摄用的廊桥制景正是由赵立新设计。原本这场戏的拍摄地定在环境和气氛都与剧情非常吻合的松山汇通桥，因为拍摄条件限制，后来选择在火山公园一个类似于松山的环境。当群众演员经过桥边的布景时，廊桥突然坍塌，造成48名群众演员受伤。这次事故距离剧组为郭岩举行的追悼会仅仅5天。距离上次事故只有12天。

　　执行制片人李义华后来说，“汽车过都没事，结果200人产生的共振却让它塌了。”当地人后来告诉他，“腾冲这个地方水土太硬。”言下之意，即是冤魂太多。

　　坍塌事故发生后，制片方迅速付给医院50万元医药费。在腾冲当地医院，伤员、陪护家属差不多占满了整个医院。得知血浆告急，200多人的剧组连夜排队献血。几天内，制片人吴毅筹集到500万支付每天发生的各项费用。康洪雷将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不出。

　　“那段日子简直感觉人要崩溃。”制片人吴毅说。加上上一次事故，剧组前后整个赔偿费用将近900万，对于制片人来说，这意味着每集片子追加了20万的成本。连续两次重大事故，《团长》剧组立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时间这个昔日的明星团队，成了一个漏洞百出的问题团队，各种声音铺天盖地而来。

　　“我不希望这是我的最后一部戏。”演员段奕宏的这句话其实是当时剧组很多人内心的担忧。从前热闹的剧组顿时安静下来，一种绝望的情绪开始传染、蔓延开来。这样的气息后来毫无保留地进入了《团长》，炮灰们从头至尾难以摆脱周遭的垂死之气。这场恶仗才刚刚开头，大家就被逼上了绝境，还能打下去吗？是否炮灰的宿命不经意地在剧组附体，“明知道不可能，我们还在想胜利？”

　　兄弟

　　“导演，咱还拍吗？”扮演迷龙的张国强走到康洪雷面前，替自己，也替很多剧组同事提出了心底的疑问。

　　“拍！为什么不拍？！”

　　痛定思痛之后，康洪雷走出自己的房间，微笑一如从前，他知道那是大家期待的定心丸。他告诉剧组：如果有人想离开，提出来就行。留下来的，大家继续在一起，把这事做成了。段奕宏后来用这样一句话评价他的导演：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就像龙文章。

　　拍摄不能停止，执行制片人李义华不得不调整了随后的拍摄计划：大场面改成中场面，上万人的改成十几个人。这是一位和康洪雷相伴多年的兄弟，当年他们曾是内蒙艺校的同班同学。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人称“四哥”的李义华站在了每一部康洪雷作品的重要岗位上。

　　在《士兵突击》中扮演许三多二哥的演员王大治在《团长》中戏份大幅增加，这一次他出演的是湖南兵不辣。在后期拍摄中，王大治发起了足球赛。腾冲海拔两千多米，因为高原反应，基本上上场五分钟就得换人。即便如此，王大治依然认真地做了个表，首发阵容、替补名单、领队、教练，一应俱全。他们的对手都是腾冲的半专业队，在正式的四次比赛中，球队两胜两负。在王大治的队员名单上，右前卫的位置写着一个名字：康洪雷。

　　从前的生气和笑声又回到了剧组，随着拍摄推进，远征军这场持久战日渐显现出它的煎熬来。片中一共出现了四次大战，演员们手持各自的枪械，在滇西高原的丛林里化作炮灰团的一员，穿透时光的尘烟，一次又一次奔跑在镜头之下。“经常收工之后，真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张国强回忆说，“每天鼻孔里都能擤出两团纯黑的鼻涕，绝对是纯黑的。更不要说身上、耳朵里的脏土了。”

　　在拍摄后期，剧本开始跟不上拍摄节奏。兰晓龙自从亲历两次事故后，一马平川的创作状态受到了影响。剧本完成的时候已经是7月底。如果按照剧本拍摄，最少还需一个月的时间，此时整个剧组经过半年多的拍摄，全体演职人员身心俱疲。“就这样结束！”拍完树堡战役后，康洪雷为剧组吹响了集结号。8月3日，《团长》长达172天的漫长远征结束。

　　分别的日子来临时，扮演张立宪的李晨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不辞而别。扮演不辣的王大治走到康洪雷跟前问他：导演，我没给你丢人吧？康洪雷拍拍他的肩膀说：没有！在人群里，康洪雷看到了扮演兽医的演员罗京民，他走上前握住罗京民的手，“老头儿，老爷子，这个戏不错，完了以后咱们下部再合作。” 罗京民握着他的手说：“康洪雷啊，雷子，三年之内，我不跟你合作了。累死我了，太累了。三年之内，你的戏我不拍了。”

　　争议

　　伴随云南、江苏等地不输电影首映的开播庆典，2009年3月5日，《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与《士兵突击》的一片叫好不同，《团长》迎来了康剧最强烈的争议之声：从孟烦了喋喋不休的旁白，到龙文章始终亢奋的表演状态，再到虞啸卿身后川军团的历史真相；从远征军的德式头盔，到空战场面与《珍珠港》的雷同；从拖沓的节奏到意识流式的心理节奏剪辑乃至创作诚意，质疑之声接踵而来。

　　“《我的团长我的团》引发的争议其实是一种精英追求和大众形式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困难。”北大教授张颐武这样评论。在这部迥异于《士兵突击》的新剧中，《团长》延续了康洪雷作品一贯的独创表达和入世的灵魂诉求。“我想让事情是该有的样子”，信大局，还是信良心？我们当中谁不曾有亏欠？面对一场必败的人生，为什么还要想胜利？

　　如同一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团长》之前，包括《士兵突击》在内的所有康洪雷作品，尽管口碑不俗，但投资商基本赔了个底儿掉，理想状况不过是保本。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火遍全国，投资方依然没有挣钱。而这一次，100万，是制片方对外宣布的《团长》单集收购价，据业内人士透露，最后的成交价格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团长》是康洪雷作品中营销做得最成功的作品”。制片人吴毅说。

　　对于观众中间产生的争议，康洪雷无暇顾及。《团长》的后期工作在开播之后依然没有结束，交片以后，他奔赴大庆，开始了新剧《奠基者》的紧张拍摄。这是一部将在今年亮相央视的建国60周年献礼剧，这一次，康洪雷的镜头重温的，是上世纪50年代石油大会战的火红岁月。

　　9年前，38岁的康洪雷壮志难酬。在千禧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再拍不成，就改行去做制片。1999年11月，他站在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片场，坐在监视器前号令起了整个剧组。拍摄的时候，片场来了很多人。康洪雷非常兴奋，他以为这是各方领导来为自己鼓劲，后来才得知，人家是来看第一次做导演的他行不行，备用导演早就准备好了。帮助他实现导演梦的朋友和伯乐张纪中说：康洪雷的可爱就在于他还算是老实人，像一块多年被埋没的煤，见了天日自己发光发热一番，就很让他激动了。

　　如今的康洪雷已经成了国产电视剧的一个品牌，但此时，他的脸上已然出现了倦意。“拍电视剧其实对自己是一种掠夺，将你的所学都掠夺得一点都没有了。”比职业掠夺更让康洪雷不适的是，在北京的他很不快乐。直到如今，他仍然是内蒙古电视艺术中心的一级导演。只要有空，他就回到内蒙陪父母。每次离开家时，他都跟家人说，我上北京打仗去了。

　　“现在我特别想休息，《团长》让我整整干了两年，我想歇上一年，读读书，陪陪家人，回家尽尽孝。”北京是很多人的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47岁的康洪雷比谁都清楚，他像孟烦了一样收起自己的亏欠，告别亲人，在不快乐的异乡，冲向下一座南天门。

　　我不是在拍《士兵突击Ⅱ》

　　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爱看，一半喜欢一半不喜欢那才是正常的，都喜欢了，下一部戏怎么办

　　■本刊记者/余楠

　　远征军这段历史在我们的影视剧创作中并不多见，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偏门作为《士兵突击》之后的新剧题材？

　　我不是第一个拍远征军的人，之前也有人拍过，《血战台儿庄》、《昆仑关大捷》，包括台湾的《八百壮士》。我从《史迪威日记》开始接触远征军的往事，当我知道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做就过不去。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自己居然如此无知，怎么长这么大了，还这样无知？历史上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不知道，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人依然活着，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亏欠，我觉得我有力量，让更多像我这样无知的人看一看，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中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既然我已经遇见了，我就不能再让它从我这里过去了。

　　《团长》缘起

　　当初觉得未来做成什么样，才能平息内心的亏欠，才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我不太会给自己规划片子未来的样子。我相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你有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时候，你就低着脑袋去做。有的时候你也说不清楚，你说得清楚就没意义了，拍着就没意思，但是我老觉得方向是对的。你比如说这么大块历史，你活了四十五六了，这么大一段历史还鲜为人知，你现在知道了，还有这些事，你是什么心情？你当然想让很多人去听去看，表达对他们的尊敬，表达这么晚才知道的愧疚之情，就这样支撑着你做下去。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片子的未来。

　　拍摄之前，你和编剧专门去云南做了大量采风，亲身接触老兵的经历一定更受触动。

　　你去一趟就知道，那些留在当地的老兵到现在还活着。福建、河南、湖南，哪儿的都有，好多都是外地的，为什么不回去？单单是为爱情吗？单单是因为贫穷吗？单单是因为伤残的身体走不动吗？不对，你说服不了你自己。你突然发现高黎贡山就在他们眼前，为争夺高丽贡山，宋希濂的部队死了多少人啊。这些老兵结果就留在那里，每当清明的时候他们相互搀扶着来到滇西烈士陵园，围着这些战友默默走一圈，其中一个人喊立正的时候，每个人就像一个年轻的哨兵似的，挺起自己残破的身体，举起了手，为那些往日的战友敬一个礼，敬一个少一个，突然这些年迈的老人显得那么高大，残破的身体显得那么坚强。什么是英雄？这就是英雄。所以我就把这种气质和这种带着丝丝伤感的东西放在大家面前，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初有没有想过这部戏会遇到这么多困难，拍摄强度这么大？

　　想过，但是最大的困难不是这些，它最大的难点是来自于整个摄制组对它的无知。做红军的题材，做解放战争的题材，三大战役的题材，你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这段历史恰恰是最陌生的，服装、道具、美术，全都陌生，导演要不厌其烦地讲，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讲，你不是讲一天，你要讲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谢尔曼坦克什么样，炮塔在哪，机枪在哪，机枪多大的口径，你必须要具体化，你要知道，你要不知道，你让谁知道去？包括什么时候换的军装，在哪儿换，换的什么衣服，凭什么你换英军的，凭什么你穿美军的，它来自于哪儿，出处是哪儿。水壶、饼干、食品、账篷，所有的东西，这都要具体。

　　对我自己来说，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不能跟《士兵突击》一样，就不延续，就不重复，话是可以这样说，但怎么才能“三不”呢？表演风格怎么树立？你的故事怎么叙述？现实意义放在什么地方？它今天的价值在哪？放在哪个地方怎么来表达？虽然这种事情在哪个戏里都有，但这次付出的精力最多。

　　作为这个戏的灵魂人物，你对最后完成的结果是否满意？

　　我们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这种言传身教，成就这个戏，我认为是非常的无愧。我觉得他们服装、化妆、包括美术都不错，包括阵地的距离感、阵地的排列，交通壕、隐蔽壕、前线一线战壕，二线战壕，包括它的纵深、它的宽度、战斗队形、行军队形，包括枪怎么拿，水壶怎么背，我们都做到了很具体地实现。概念的建立是最难的，模仿不行，你必须深入你的概念，你要熟而又熟。你看所有的这些小道具，就摆在我办公桌上了。在剧组里，我整个走廊里全部用复印机打出二战时候所有的照片，战场、人物，都是真实的，才有今天所谓的这种发烧友不太骂你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

　　风格之辩

　　有观众质疑这个片子的表演有些过火，尤其龙文章这个角色。你觉得呢？

　　演员表演过火，很好，正中了我的圈套，我有意让他这么做。在剧里面你不是演员，你是一个绝境之中的军人。人往往有些外化和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成正比的，龙文章正是用他极其拙劣的表演，来掩盖他内心世界的不自信和茫然。他出身不是正根儿，既不是黄埔又不是保定军校，也不是哪一个优秀的部队，我哪儿也不是，可是不代表我不想建立一个军队，不想拉一批人马，不想把你们送回家。那怎么办？他认为别人看不出来，其实连三岁的小孩儿都看出他那拙劣的表演方式。你应该看得出来，他其实真的很累，行军回国的路上突然倒下，人家都以为他死掉了。他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一件事：把大家拢起来。因为我们有一种亏欠的心理，欠着对面南天门一千多座坟，我们冲上去，把侵略者打出去。你能说他不伟大吗？一定是伟大的，只是这种伟大来得不像我们过去传统的军人那种高大，那种正义凛然，那种不畏生死。他外在的粗糙简直不可理喻，那怎么了，难道英雄人物都得是你们说的那样吗？

　　孟烦了的这种从头到尾的独白也令部分观众感到不适应，有人觉得这样喋喋不休让人难以忍受。你为什么选择这种表达方式？

　　这肯定是一个人的视角。因为你总得找一个视角，不能弄一个全景式的，这跟我们喝茶的时候一个人在茶场讲评书一样，他一个人讲，能讲出一万个人来。孟烦了的这些独白是一些文学性很强，没法拍成画面的东西，甚至内心的隐喻。我觉得通过独白能够承上启下，甚至阐述剧情。张译的声音非常美，通过电流是最好听的，我故意让他少带共鸣，少字正腔圆，少带逻辑重音，平平淡淡地讲。这个独白也可以解决一些我不成熟的段落，甚至不成熟的剧集，一带而过，都有这种可能性，至于用得好坏，得由观众来评说。

　　《团长》的台词比较华丽文雅，有观众提出，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这样讲话，选择这样的风格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之前我就跟编剧兰晓龙讲，要创造一种语境，起码得有一种语境特点，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调动一切手段，为这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让大家感觉那么过瘾，我更想让大家理性起来。《士兵突击》有很感性的一面，很多人说看完之后哭得一塌糊涂，这个戏大家觉得没有这样。这个戏是刚进入了感情，刚刚要发展，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用一个特别无厘头，甚至特别荒诞和滑稽，甚至幽默的东西把它打破了，这是我特别有意识要做的事情。你刚要涌动，我就摁住你，让你产生不太舒服之感，迫使你理性，要不然你可以不看。那些喜欢沉浸在感情当中的观众会失望，不看了，刚把我调动起来，刚准备痛苦或者抒情的时候，你断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就不看了，不看就不看，我觉得文艺的方式不单单需要给你感情的注意，同时也要给你让你自己理性起来的可能。

　　在这样一个战争片里，有一些类似龙文章受审、水葬迷龙那样一些不乏喜剧元素的段落。这些是为了调节观众情绪有意而为吗？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青衣》，我的戏里都能看到喜剧元素。我喜欢用最大的快乐和幽默表达我所有的一切，这必须是前提。我记得早年台湾艺人凌峰唱过一首小丑的歌，唱得底下满眼泪花。我们看看《美丽人生》，一个父亲为了孩子心灵的健康，在法西斯的铁蹄下，他不惜演一出戏。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者最大的人文关怀，《美丽人生》改变了所有反法西斯题材的形态，它甚至超越了那些花几个亿拍摄的战争场面，这个也一样。用很多幽默，甚至黑色幽默的特点，来掩饰心里的苍凉、绝望，对一些人的失望，对当局的失望，对时下的失望，对作为军人的我的这种失望，因为你有希望才失望，你要连希望都没有，失望也不存在。这说明他们还是一群有抱负的人，就是这样。

　　战争新说

　　看得出来，你在《团长》里努力想探索战争片的一种新的形态和理解，比如你很明显放弃了对战争正义与否的讨论。

　　现在是21世纪了，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战争正义与否上面，我们是不是显得（太落后了），因为国外的很多片子已经不这样体现，而是关注在战争下人灵魂深处的不安和内疚，以及疯狂与善良之间的东西，我们如果还停留在正义非正义之上，中国观众也不答应。

　　在战争年代下，明天可能就死，这是没有希望的一种生活状态。战争状态下，人究竟怎么活着？在那种战火弥漫，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时候，作为军人的他们，真正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你还能豪言壮语吗？还有脸见一个不穿军装的人吗？

　　所以你就在《团长》里塑造了一群从来没有过的军人形象，如同虞啸卿所说，“仗打成这样，时下的中国军人，再无无辜之人”。

　　我想这样做也是对战争题材新的认识。我觉得全民皆兵是令军人蒙羞的事情，当你身边站着老百姓的时候，军人是耻辱的。打仗是你的事情，让老百姓跟着你一块打，你是不是耻辱？就像老百姓打歹徒警察站在后边看一样，什么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了八年还没有把侵略者打出去，你还有脸活着吗？死很简单，可是我还不想死。甚至是带有无赖色彩的，带有唐吉珂德色彩地隐藏着还想打胜仗的心，还想尽一个军人的责任和本分。这是还有良心之人，还可救之人。老百姓真的没说你什么，他们自己感觉到无脸见人，说明他们还有自尊。

　　几位配角

　　兽医这个角色最让人感觉温暖。

　　很多人出门在外渴望有这样一个人，和他在一块充满了温暖。我不高兴了，可以拿你损两句，高兴了，躺在你怀里，给我当一会儿长者，或者我有没有灾，你摸摸我脑袋，给我量量体温，他实际就是这么一个人。像父亲，又像小丑，表面上毫无尊严可言，最后当他离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他走了我们连个抓手的人都没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这样一个人在我心里一定是上天堂，所以戏里我用一个大写意的方式，让他升上云雾间，消失在苍穹当中。

　　因为《士兵突击》里全是男人，所以《团长》里出现上官戒慈和小醉这两个女性角色，显得非常引人注目。

　　《士兵突击》不正常，只有天没有地。《团长》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整个的战乱，中国战火烧成那样，整个人的流动性相当大，才能邂逅产生爱情，就有了上官，有了小醉，我觉得她们配有爱情。那么大的队伍往前走，没有一个人见着漂亮姑娘哈喇子流这么长，眼神也变了，在奔命的途中哪还有六欲，何来七情？早就没有了，但迷龙就有。迷龙就帮她办了一件事，我觉得这就够了，爱情，这就是基础。三天了没人搭理我，一个男人走到我跟前帮我把这事办了，这人就值得托付，这就是爱情最结实的东西。

　　为什么要设计小醉这么一个小土娼的角色，而且还让孟烦了和她之间发生一段感情？

　　小醉为了生存做那样的工作，那怎么了？内心世界她不肮脏。她熟知男女之事，但是不代表她内心世界怎么样，她配得上孟烦了这样的人。尽管孟烦了的家庭有很多的清规戒律，家规家教，但依然阻挡不了他们的爱情。孟烦了不敢逾越这种知识分子的顾虑重重，造成姑娘的失望，可是人家没说什么，没有一脚把你踹出去，依然把牌子挂上接着生活。你自己想想，你还不如把脑袋扎裤裆里，把自己弄死算了，海誓山盟一晚上，第二天提着裤子就走了，你说这叫东西吗？我这里面其实有批判。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很美好的，在那个时代有这么两个人物，能给他们这种所谓的粗糙生活带去一抹亮色，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

　　康氏心得

　　有些《士兵突击》的观众可能这次对《团长》感到失望了，这个想必你之前早有预计。

　　艺术作品必须求新求变，如果原地踏步，容易啊。你说康洪雷拍个《士兵突击一》，再拍个《士兵突击二》行不行啊，没问题啊，我就不愿意，我就不想重复，我觉得观众还等着看我更新鲜的东西。大部分观众等着看《士兵突击》之后再来一个《士兵突击》，我就不！但是这多冒险啊。可是不冒险的事你干他干什么？年轻时候冒点险不是坏事，没有风险何来人格魅力，何谈人的创造性？《士兵突击二》不冒险，有可能拍得跟狗屎一样，但是可能又拍出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甚至带有残破美的东西。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爱看，那是一种理想，可是怎么可能？一半喜欢一半不喜欢我觉得那才是正常的，都喜欢你下一个怎么办。

　　有人说《团长》就不是一个为大众拍的电视剧，所以失望的观众会觉得康洪雷这一次想象力要是节制一些就好了，那个时代不是这个样子的。

　　很好啊，那就去看看那个时代。你去查一查，你去走一走，大家就行动起来了，这不很好吗？现在的人们都习惯了快捷式消费，都一动不动地张着嘴，把东西倒进去，再把下巴给你合上，你都没有时间去嚼它，更别说去琢磨我这吃的是什么组成的。我觉得人不能这样，得往前走，再往前看看。创作后面的东西是非常严肃的。创作这个事的这些人挺有激情的，也挺有责任感，我觉得这就够了。大家172天没有白流汗，我们的战士没有白牺牲，我们那些人没有白负伤，大家满怀敬畏之情，甚至是带着巨大的心理感受，拍了这样一个戏，这就够了。

　　《团长》这一仗，你是输是赢？你个人怎么评价这个戏的得失成败？

　　我还没开始总结呢，拍完后我就在弄现在这个《奠基者》。我从把这个《团长》交到电视台以后就再没看，因为在机房里面看得快吐了，几个月天天在机房里看，都麻木了。我的戏里永远有失误，永远有残破。艺术的东西一定要有残破才美，就像我们到一个古玩店，一个用碎片堆起的一个花瓶，和另一个锃亮无比的，我一定要到那个碎片堆起来的跟前看它怎么粘的，为什么要把它粘起来，它的价值在哪儿，这就叫残破之美，艺术一定要有这个气质。我的每个戏里都有它幼稚无比的地方，也有突然让你觉得很舒服的地方，令你不舒服的地方，方方面面都有。我时而谨慎，时而放浪形骸，时而无拘无束，时而愤世嫉俗，这最真实，我信奉这种创作方式。

　　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的记忆

　　真实的历史，远比电视剧要更精彩，更惨烈，也更让我们感慨万千

　　■本刊记者／陈艳涛（发自云南腾冲）

　　请帮我在昆明买一些冥钞吧——这是1945年1月，率领中国远征军新一军驻印作战的孙立人将军，向前去采访他的重庆《大公报》记者吕德润提出的一个请求。此时，中国远征军经历了漫长苦战后，终于打到云南边境，与从滇西出击的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吕德润在位于缅甸边境密支那的一所木房子里拜访孙立人将军，告别前，孙将军提出这个请求，他苦笑着说：“并不是我迷信，而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对为了这场胜利而战死在外国荒山密林中的那些忠魂的哀思。”孙将军泪水盈眶的样子，刀刻一样印在吕德润的脑海里，多年后还是记忆清晰。

　　对烈士忠魂的哀思

　　64年后，清明前夕，走进中国云南边陲的小城腾冲时，我脑海中想起孙立人将军的那句话。时隔60多年，当年发生过惨烈战争的腾冲，还依然以各种方式寄托着对“烈士忠魂的哀思”。

　　从驼峰机场到腾冲市内长长的一段路上，两旁的路灯上都有一个清晰的飞虎队的标志：一只小小的飞虎。路边，还建有一个飞虎公园。当年，在收复腾冲的战役中，正是神勇的飞虎队，投弹炸开了城墙缺口，炸毁了日本人坚固的防御工事，让中国军队进入城中，奋勇杀敌。

　　位于腾冲县城西南的国殇墓园里，3346位中国远征军英烈在绿树青山之间安然长眠。一行行放射状排列的烈士墓碑，像是他们生前整齐的队列。

　　国殇墓园馆长张龙在这里工作20多年，目睹过这里发生过的很多故事。1994年，腾冲光复50周年，腾冲健在的、能来的远征军老兵们都来了，聚在了一起，因为战争期间都不在一个部队，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而他们的话题中，谈的最多的，依然是当年那场战争。2004年，是腾冲光复60周年。10年里，张龙能清晰感觉到活着的老兵人数上的变化：50周年时来了60多位，10年后，只剩下22位。

　　2004年，一座新的盟军烈士纪念碑立在了国殇墓园，19位美军烈士的名字刻在了墓碑上。当年飞虎队的老兵，80岁的克里夫·德隆来了，为盟军纪念碑揭幕，他带来了很多当年的老照片，还带来了埋藏于他心中60年的一个沉重问题：在最后攻打腾冲城时，他奉命轰炸日军的顽固工事，炸毁了很多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据点和工事，但也让他一直在心底惴惴不安，60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向当年并肩作战的中国老兵问一个问题：当年我在上面投弹，肯定会伤及无辜吧？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中国老兵回答：没什么，这是战争。

　　在19个人的名单里，麦姆瑞少校也在其中，1944年5月20日，他阵亡于高黎贡山东侧的大塘子，人们用中国风俗安葬了他，61年后，他的女儿芭芭拉来到中国，提供了麦姆瑞少校当年着军装的照片，和父亲当年的上司、美军顾问团驻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第53军联络组组长斯多德上校，写给她母亲的慰问信。照片里英俊得酷似好莱坞明星克拉克·盖博的斯多德上校，信写得没有丝毫官腔，情真意切，还详细交待了麦姆瑞少校遗物的处理方式，信尾，他留下了自家的地址，“也许你愿意和我的夫人谈谈？”

　　在腾冲人的生活中，国殇墓园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新兵入伍，入少先队，入团，学生入校，都会来这里扫墓。“作为腾冲人，这一段历史应当是家喻户晓，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与这场战争发生了关系。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本账。”曾担任腾冲文物管理所所长的学者李正说。

　　1944年9月14日腾冲光复，李正出生于1945年，父母为他取乳名为“胜利”。“我的名字本身就承载着这一段历史。”日本人占领腾冲2年多时间，为腾冲无数家庭带来了灾难的命运。李正的母亲在逃难之中生下了他的姐姐，出生时，为了怕她的哭声引来日本人，接生的人用一个盆把她紧紧罩住。女儿被活活闷死这件事，成为李正母亲终身不可磨灭的记忆，“她随时要讲这件事，见到哪儿有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她就会想到如果她的女儿活着，就有那么大了。她像祥林嫂那样唠叨了一辈子这件事。”

　　老兵们的心愿

　　多年来，李正不断地去采访活着的远征军老兵，至今，他采访了100多位，“这些老兵每个月都有人离开人世。”

　　2002年9月，一群来自缅甸曼德勒的老人来到国殇墓园祭奠，当时有人给李正一个名单，名单里面是这些老人当年在部队的番号，李正才知道他们都是当年随军征缅的中国远征军，这些老态龙钟的老者，当年是在仁岸羌大捷等著名战役中英勇杀敌的战士。

　　一个叫章家长的老兵是广东梅县人，离开祖国50多年，来到腾冲，第一眼看到来凤山时，他激动得老泪纵横，当年，他们攻打来凤山的战役异常惨烈，老人的很多战友就长眠在这座山上。

　　老人们回缅后，李正按照他们留下的地址，在缅甸一一找到了他们。在缅甸采访的这些老人，让李正很感慨，常常是流着泪听完。他采访过一个名叫钟云清的老兵，他是广西北流人，住在曼德勒，整个8年抗战他全程参与。钟云清说当年他是从驻印军里面反攻过来的。有一次他们在原始森林里和日本人作战，为了侦查出日本人在树林里的工事驻在哪里，必须要派出尖兵去侦查。这种侦察兵一般出去就回不来了，但是每一次派人，都有人抢着去。钟云清老人说，打仗都要死人，谁都知道这个时候不死，以后也会死在其他地方。所以他们并不怕死，每次派侦察兵都有人抢着报名，后来长官让大家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

　　抽到签的人，他们要唱着歌去，“本来侦察兵哪能唱歌呢，需要悄悄的。他们反而唱着歌，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让敌人知道，然后让日本人放枪”——这就是他们侦察的结果，他们以自己为诱饵，让后面的部队知道敌人哪儿有阵地，哪儿有火力，然后让美国人往那一片区域洒汽油，再放燃烧弹。“就这样一片一片地打过去，死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做侦察。”

　　因为年代久远，今天我们脑海中的中国远征军形象，大多限于他们在战场上杀敌，但战争的残酷还远不止于此。一些老兵，还背负着各种复杂的、不为人知的压力。李正曾在缅甸采访过一个叫韩天海的老兵，是四川人，他当时已经病情很重，卧床不起，老人告诉李正，他想让他知道一件事，他这一生没有对别人说过的一件事，他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

　　这个远征军老兵曾当过日本兵，这就是他压在心底几十年的秘密。当年他所在的部队在怒江边驻防，他带一个排的人过了江，到江的西岸做侦察，却被日本人全部俘虏。日本人把这些军人全部捆在树上，第二天就冻死了一半。到第三天审讯时，又有一些军人因为辱骂日本人当场被捅死，或者活埋，埋起来以后就剩脑袋露在外面。时隔50多年后，韩天海老人讲到这些情景时，都止不住痛哭流涕，泣不成声。他一辈子不能忘记这些残酷和折磨的画面。

　　后来有一个翻译，是台湾人，告诉他说，你年纪还小，没有必要跟日本人对抗，日本人审讯你的时候，你就说是被抓来的，不是有意要跟日本人作战。在强烈的恐惧之下，他按翻译的话告诉了日本人，结果日本人让他活下来，给他们牵马。

　　等到中国军队开始反攻腾冲时，日本人都龟缩到城里边，挖战壕，修沟壑，韩天海从腾冲的汉奸那里听说中国的军队就要包围腾冲了，就和其他的中国人在里面举行了暴动。“他们所谓的暴动，就是拿一把刀，见了日本人就杀，然后往外突围，从城墙上跳下来一共5个人，他一直逃到腾冲一个叫董官村的地方，被那里的中国部队收留了，知道他原来是预备第二师的，又让他找回原来的部队，参加了反攻战役。但穿过日本军服，为日本人做事这件事，成为他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他后来就跑到了缅甸，做小生意，不愿意再打仗了。”

　　1945年初腾冲正在建烈士陵园，韩天海也回去看了，竟然看到一块墓碑上，正在刻他的名字。50多年后，他让李正去国殇墓园找他的墓碑，李正回来以后找不到。“大概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受到过一次冲击，破坏掉了。”

　　一条英雄之路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热播，腾冲当地人也会谈论一下这部电视剧。当年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中尉通讯员张庆斌老人，也看了几集这部电视剧，他认为“情节上还差不多，但把人过于丑化了。脸黑得像是煤窑里出来的，打仗是苦，但不至于脏到那种地步。”

　　86岁的张庆斌老人是河南省唐河县人，在腾冲生活了60年之后，仍固执地说着河南家乡话，他最爱谈的，不是中缅边境上的这场战役，而是他在湖南长沙、岳阳时的抗战经历，他至今清晰记得他当年所在部队的连长，一个 30多岁的英俊汉子，新婚才三天，就在与日本鬼子白刃相见的战役中英勇战死，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在身边倒下，那种刺激至今让老人不能平复。

　　滇西大反攻先后参加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达16万人之多，仅粮食就是大问题。当年张庆斌老人就是负责运输的远征军，“我们运输兵就是备足弹药、粮食，部队打到哪里，就送到哪里。”

　　打下高黎贡山以后，10多万军队的吃饭问题就凸显了。“腾冲的粮食都让日本人抢劫完了，老百姓吃饭的粮食都没有，所以粮食要从其他县乡来调，在老百姓里抽民夫，一万多人参加了运粮。”

　　运粮之路极为艰苦，要冒雨翻越高黎贡山，把屯集在保山户帕的军粮及时运到腾冲。运粮队在高黎贡山深谷中艰难跋涉，在路上冻饿病死的民夫尸体累累。

　　张庆斌和战友曾在运粮队走过之后经过这条路，发现运粮人的死尸都在田里丢着，来不及收拾，“高黎贡山雨下得大，人的、骡马的死尸臭烂，血和蛆到处流，走路都艰难，臭气熏天，走过去头都胀得疼。”为确保军队用粮，腾冲抗日县政府组织的腾北10000民夫（其中有3000妇女），有700人长眠在户帕古道上。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英雄之路。

　　只愿您安享晚年

　　几十年后，虽然同在腾冲，但远征军老兵们并不会互相联系，或是聚会，似乎文革时的阴影还遗留在他们脑海里，张庆斌老人说：“不敢联系，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老老实实过日子就好了，哪敢互相串连？”

　　一个据称是远征军老兵里最年轻的老人周光永，是腾冲的名人之一，很受媒体记者的喜爱，他曾先后被崔永元的《实话实说》、王志的《面对面》等节目采访。2008年11月，当年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们相聚在国殇墓园时，身上挂着各种军功章的周光永，也是年轻人最喜欢与之合影的对象。

　　周光永说自己14岁就参加抗战，人们称他为“娃娃兵”。在反攻期间，他和班长冒死混进腾冲城，准备炸毁日军的碉堡，班长不幸被日军发现并被扫射当场牺牲，而周光永趁美军从空中轰炸后的浓烟遮蔽，跑到碉堡旁边，扔进3颗手榴弹，将碉堡内的敌人炸死，反攻的部队才得以冲进腾冲城——如果这是真的，周无疑是当时收复腾冲的大功臣，但李正在采访过他之后，却认为他的话里有破绽。在查过他的档案和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之后，李正认定周不可能是当年的远征军。“我并不想和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为难，但历史需要的是真实，而不需要人为的炒作、打造。”

　　2003年11月，李正在腾冲县界头乡黄家寨河湾社路旁的一个小卖店里，采访了当年的远征军老兵叶进才。生于1919年的叶进才是陕西安康人，滇西作战时，他在71军第36师第108团重机关枪1连第2排担任少尉排长，参加过惠通桥阻击战、高黎贡山反攻战役。因家境贫困没有上过学的叶进才，解放后一直在腾冲界头务农。做不动农活之后，他和老伴惨淡经营着一间极为简陋的路边小商店。

　　叶进才老人告诉李正，有一个名叫郭小华的来自北京的记者（事后才知道老人记忆有误，郭小华并非记者，也从未到过腾冲采访他）从2003年5月起每月给他寄来200元钱。“自从她给我寄钱，我家每个月可以吃上两次肉。村里对我也很好，还给过我200元钱。”李正记下来老人的这样一段话，读起来让人心酸。

　　叶进才老人珍藏着郭小华写给他的信。在2003年5月16日的这封信里，郭小华写道：

　　“叶老伯，我从一本书（《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上得知您生活中的困难，我想每月给您寄200元生活费，请收下，就当您的子女对您的一点孝敬吧。

　　如果有别的需要，我会再想办法，您不必为此挂心，只愿您安享晚年。

　　谢谢您的回忆录，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祝您安康、长寿，有机会我一定去腾冲，到时请您领我们去国殇墓园。”

　　郭小华的信上留有通讯地址和电话，李正拨通了郭小华的手机，谈了几句之后，把手机递给了叶进才老人，让他和郭小华通话。生平第一次拿手机的老人听到郭小华的声音后激动万分，拿手机的手颤抖不止，老泪纵横，他感谢了郭小华之后，突然对着电话大喊：“共产党万岁！”

　　“他喊出‘共产党万岁’是发自内心的，他误认为郭小华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她是奉上级的指示，每月按时寄给他生活费。”李正说。

　　因为《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播，一个月来，来腾冲的记者和游客渐渐多起来，打破了老兵们沉寂的生活。清明时节，国殇墓园里到处是中小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祭奠人群。

　　如今已风烛残年的远征军老兵会渐渐离去，关于远征军的热度也会渐渐冷却，但这一段历史，这些承载着历史的人们，却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庆幸，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曾听到过他们讲那战火硝烟里的故事。

　　（感谢腾冲县政协、国殇墓园滇西抗战纪念馆及学者李正、董平先生对采访提供大量帮助）

　　　中国远征军老兵口述史之一：

　　　在日战区做谍报员

　　■本刊记者／陈艳涛（发自云南腾冲）

　　1942年5月10日腾冲沦陷，292个日本鬼子进驻腾冲，当时腾冲县的县长逃跑了，老百姓没有一个主心骨，就开始随便地乱跑了。我当时在腾越中学读书。学校5月5号就正式停课了。因为学校方面已经听到这个消息，气氛十分紧张，就宣布放假，让我们等通知什么时候来复课。结果过了五天以后日本人就打进来了。

　　日本人到腾冲以后，到处搞军事据点，他们的据点都是在一些要紧的路口设置障碍，几天以后，日本人就开始烧杀抢掠，什么都干了，烧光、杀光、抢光，让老百姓不得安宁，就到处逃难，在乡下的人逃到山上，城里的人逃到乡下，我是住在乡下的人，就跑到山上去盖一个窝棚。乡亲们总想着日本人退了我们就可以回家，所以在山上老百姓们还抓紧时间种田、种地，不至于饿死。

　　进入滇西干训团

　　到了7月份，在距离腾冲以北五六十公里的建头成立了抗日政府，那个时候国民党陆军预备二师在打游击，就号召我们当地那些爱国人士组织了乡政府，后来就形成了以龙川江为界，龙川江以北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以南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抗日政府成立以后，有了政府的组织领导，绝大部分的人民，包括学生，都非常有爱国热情，我们想尽办法到了建头。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大理办了一个军事学校，简称叫“滇西干训团”。它的全名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滇西战士工作干部训练团”，当时这个学校在招生，我就去参加考试，考上了，就到大理去学习。当时的滇西干训团可以说相当于黄埔军校的分校。我们那一期就属于黄埔军校第19期。在大理学了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学校校长是蒋介石，副校长有两个，一个是云南省主席龙云，一个是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李根源就是我们腾冲人。宋希濂是我们的教育长。

　　我们学习的内容，和黄埔军校差不多，但是除军校的普通科目外，还教我们一些正规军校里面没有的科目，比如说游击战、热带丛林作战、民众组织，还要学点方言，学点缅甸话。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准备要反攻，建立这个干训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一些下级军官参与反攻，所以当时我们时间很紧，科目又多，生活又困难，一天太忙碌了，一点空余时间都没有。我们当时穿的是老百姓都不穿的草鞋、短裤，冬天才有长裤。一天只有两餐，每天吃的不是蚕豆就是豌豆。蹲在地上吃，也没有桌子，汤是“玻璃汤”，就是在清水里面放点盐，我们叫“玻璃汤”。很少洗澡，冬天只有一套棉衣，夏天穿短裤。也不管卫生。早晨拿着盛水冲厕所的盆子，中午、晚上又拿它盛饭。

　　我们那时候都才十七八岁，都国破家亡了，也不怕苦，就希望赶快学成一技之长，回到家乡报仇雪恨。所以我们每天精神抖擞，歌声嘹亮。从干训团出来以后就是少尉，毕业以后我被分在11集团军总司令部，我们是搞情报的，搞特务。当时总司令部办了一个情报班，搞监视情报的，我去参加了，读了三个月以后毕业。就分在总部，我有五个同学，由总司令部派来一个组长，这个组长姓金，是少校军衔，副组长叫谢南昌，是从海南岛那边来的。我们还有个大电台，电台那时候是非常贵重的东西，有一个台长，有一个副台长，我们也学习过发报收报，都练过，但是我们不能很好地掌握，所以还是专门由台长、副台长来掌握这个电台。

　　小组成立以后，我们就渡过怒江，返回家乡，组长就把我们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分到各个地方搞情报收集工作。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个人开展个人的活动。

　　争取汉奸的情报

　　当时我还不满17岁，也没有什么经费，什么也没有，分配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开展工作，目的就是要拿到比人家有价值的情报。最好是能够打进敌人的内部去，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只有发挥自己的能力。

　　我当时年纪小，经验又不足，但我有勇气，有信心。因为当时的腾冲不是在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情况下，是在对日战斗的前线，这对我们搞活动也有一些好处。日本人还给我发了一个通行证，对他们来讲叫做良民证，就是日本人占领下的一个身份证。

　　我当时的同学、亲戚都搬到乡下，在逃难，在疏散，我回家以后，家里面的兄弟都非常欢迎，赶走日本人是大家的心愿，所以他们都帮我了解情况，这些人都做点小生意，东跑西跑，都比较熟悉这里的情况，我就通过他们逐步把范围放大，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选定哪些是我们获取情报的对象，就是要打进敌人的内部去，怎么样去开展这个工作，拿到这个情报呢？当时我就准备发展几个对象，当时腾冲的东边有一个乡叫做洞山乡，有一个人叫孙振邦，是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我通过同学、亲戚朋友，先跟他做工作，因为当时汉奸的心理状态也是脚踩两只船，一边站在日本这一方面，帮他们干工作，得到一些利益。另一方面他也有顾虑，将来我们收复腾冲以后，他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给他做工作，如果他把有关的情给我们，等收复了失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能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们承诺的。如果他死心塌地给日本干活，将来他有什么样的下场……就这样反复地做工作。后来他愿意把情报给我们。

　　这个事情虽然他答应了，但是是口头上的，我们要亲自见他才能确认。所以有一天我就去见他了，约定好时间，我就去了。到了他家，我是腾冲人，也不会讲普通话，就装着是一个农民的样子，好像他的亲戚一样。他家到处都是日本人。但门口没有站岗的，我很顺利就到他家去了，跟他见了面，跟他简短谈了几句，他就把情报递给我了。我拿到情报以后，巴不得赶快出来，逃出险境，当时心里面还是有很大压力，就这样，第一次就成功了。

　　以后他还给过几次情报。再去他家拿也就不怕了。当时我的单线联系是这样的：跟我联系的是一个通讯员，叫李天台，是河南人，他有时候来我家，有时候我亲自送到山上给他，我们的电台就在龙川江对面的高黎贡山上，很秘密。我们自己人也不能到电台所在地去，不允许。因为怕日本人抓住以后有暴露的危险。有一次日本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查到那里有电台，就去搜寻。有人已经告诉李天台说日本人来了，你赶快隐蔽，赶快躲起来。他这个人性格有些固执，不听劝告，结果日本人把他抓走了。抓走了以后审问他，审问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他们有一个规定，如果有人下午几点钟没有回到基地，就说明有情况，就赶快出发转移。他们就跑到深山里面去了，日本人来搜寻就没有找到这个电台。

　　后来因为我的情报工作有点成绩，被升成中尉，我也不在乎什么中尉，反正上级交待的事情尽量做，这是我的责任。

　　我还想要找其他的几个汉奸，一个是杨吉品，是日伪维持会会长，腾冲最大的汉奸，对日本人死心塌地，做他的工作很不容易，一不小心就是去送死。还有一个是当时我们的老师，在学校里面教卫生课，叫张德辉，他的太太是日本人，他曾经到日本留学，回来开办了东方医院。

　　因为我们有师生的关系，这个老师对我的印象还比较好。所以我就去找他讲了这个情况，我想他不会害我。他也同意了，以后给我情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当时日本人开的一个银行的行长，叫何世隆。因为当时我们是同乡，所以想通过其他人做做他的工作。去做工作的人回来说，要注意，这个人很危险，是对日本人死心塌地的。这个人后来确实是一直顽固到底。腾冲收复以后，把他抓走了，要押解到有关部门，他是个跛子，走到东边一个加油站，他说他走不动了，押送他的人不耐烦，也不想抬他背他，就一枪把他打死了。想当年他跟着日本人时是多么耀武扬威，汉奸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芒市与鬼子遭遇

　　半年多以后，反攻（腾冲）战役就开始了。当时参加反攻的是两个集团军，20集团军和11集团军。20集团军攻腾冲右翼，那边是11集团军，我是11集团军的一员，当时接到上边的通知，让我到龙陵，后来又到了芒市。

　　到了芒市以后，那边有一个11集团军总司令部办的特别组织，叫做别动队，就驻扎在芒市的西边，那时候周围已经到处是日本人了。龙陵还没有打下来，正在攻击松山，还打得炮声隆隆。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原来的机构已经不存在了，组长也不在了。我们又重新组成两个小组。

　　我们的部队在山坡上驻守，但我们要到坝子里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去了解日本鬼子的活动情况。工作性质跟便衣队差不多。我们用电台把侦查来的情况送到司令部。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日本人的小分队经常和我们遭遇，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有好几次都碰到了，非常危险。

　　有一天晚上，天很黑，我们有一个任务要去侦查，从山上下来只能看到山路是一条小白线，我们一个人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一点距离。快要走到坝子里的时候，我是走在最前面的，隐约看见好像有一个人，就喊“喂”，那个人也说“喂”，我站在那儿，突然看见钢盔帽在夜里面闪了一下，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日本人。我马上倒退回去往河边走，被路边的障碍绊倒，跌下去了，子弹同时就打过来。我们小组其他人听见有情况，就往后面撤，好在我们的地势好，往后边退地势越来越高，他们在下边。另外，背后是我们的部队，这样日本人也不敢追过来，那也是来送死。

　　还有一次在一个村子里面，那天我们走在一条大路上，想去侦查日本人的堡垒，当时堡垒里有铁丝网，还通着电，有警铃什么的，搞得很好。突然有一个傣族老大嫂，跟我喊，别的话我们也听不懂，就知道她说“日本人来了”。我们平时还带着一个傣语翻译，那一天翻译不在，我们就往后退，我们的地形很好，好隐蔽，而且是居高临下。一个日本人追下来了，我们组里有个人手里有枪，日本人追上来，他给了他一枪，只打了一枪，我们就赶快退了。隔了5天以后，我们又回到那个村庄。老百姓告诉我们，你们那天打死了一个日本人。

　　老百姓还说后来日军多次来这个地方巡逻，要报复，来找我们。我们提高了警惕，又往寨子里边走时，就发现对面几十个日本人在山坡上。我们打扮成老农民的样子，分散在田里面，慢慢朝我们的山这边退出来。我们长官部的一个同志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圆了大学梦

　　腾冲收复之后，后来龙陵也收复了，松山也打下来了，部队就要把我们调回总部。我当时也只有18岁，其实当兵不是我的心愿，我自小不想当兵，读书才是我的心愿，腾冲、龙陵收复了，我就想国仇家恨已经报了，心满意足了。我就写了一个申请，递到总部，我说请允许我回家，我要去读书。他们就批准了。

　　我回去读完初中以后，又读了高中。1949年腾冲解放，我就去小学里当老师，以后又在下北区人民政府当过法制股股长。后来又回去教书，一直教了40年，我没有读过大学，没有这个文凭，心里面一直很遗憾，所以我一直想要继续读大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我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后来文革开始，上面给一个通知，停课闹革命。

　　文革开始的每一次运动，我们这些人都要首先去做检查，打掉你的坏精神。在学习班写不尽的检查，流不完的眼泪。当时真是想不通，心里面想：我是腾冲人，没有干过任何坏事，为什么要写检查挨批斗？有时候我也想死掉算了，自杀算了，想不通啊。但当时如果你死了，你就是畏罪自杀，你没干过坏事，那你为什么自杀？死了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所以我坚持下来。我从来没干过坏事，对国家、对民族我可以说是问心无愧。

　　文革结束，有一天我得到信息，云南师范大学重新招生，我去考，考取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兴奋的一次了。我前后读了五年半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函授大学，那时候已经有50多岁了，才拿到大学本科的毕业证，后来我就在中学教书，直到退休。退休以后1991年，腾冲县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因为我还懂点文化，又退休了，黄埔同学会就叫我担任秘书长，后来老会长死了，然后副会长又当会长，也死了，同学们就推选我来当这个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一直到现在。

　　现在情况好了，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现在还活着的老人，生活上没有保障的，没有退休费的，那些有困难的同学，同学会都会帮忙。那些在农村里面的生活困难的同学，我们一次性给他2500元，城里面是500元，当然我们有退休费的，就照顾不到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也关心我们这些抗日的老兵，情况会越来越好吧。

　　中国远征军老兵口述史之二：

　　那些审讯汉奸的日子

　　■本刊记者／陈艳涛（发自云南腾冲）

　　我的家乡是在腾冲凤山山麓的凤尾乡，父母早逝，由兄长抚育成人，上中学时，腾冲沦陷，我进入陆军预2师界头干训班学习一月，后转入滇西干训团。

　　从干训团毕业以后，我被分发配在第11集团军，是总司令部政工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少尉队员，目的地是腾冲。上级单位考虑到，来自腾冲，返回腾冲，有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腾冲是沦陷区，受日本鬼子蹂躏已久，同仇敌忾，收复家乡，会让我们更有向心力。

　　毕业时，教育长（也是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集合我们训话，说了两点：一，我们要多加爱护自己，保重身体，到了潞江边不能停，要赶快渡江，因为那里瘴毒很多。二、回到腾冲，要认真做事，不怕苦，不怕难，全力以赴，收复家乡。总司令的这番话给我很深印象，当时让我们感觉责任重大，热血沸腾。

　　主审汉奸

　　回到腾冲后，我向预备师第五团报到。第五团团长李颐将军是我们滇西干训团的副总队长，后来也是腾冲战役牺牲的人中官阶最高的一位。谒见团长以后，我被安排在团部和一个姓唐的湖南人一同担任审讯汉奸的工作，由他审讯，我记录。后来由于唐的湖南口音审讯时，嫌犯听不懂，答非所问，让人哭笑不得。所以后来我就成了主审官，也审讯，也记录，唐成了花瓶陪审。

　　我所审讯的，都是由特务排带来的汉奸嫌犯。有的家伙很狡猾，人证物证俱全，明明就是日本鬼子的狗腿子，偏要东拉西扯不承认，好言相劝也无效，就要用刑。我们用的刑是用电触，既不伤五脏六腑，也不会皮开肉绽。但用电刑会让人屎尿齐流，审讯室一片狼狈。我们曾经审过一个卖菜的女人，明明已经知道她就是汉奸，但第一次、第二次审讯她都不承认，到第三次的时候我们用刑了。用电线一根插在地上，一根绕在她的手上，她不承认，就绞她，一绞她大便、小便都流出来，那个情形乱七八糟的。她承认了，说在我裤带里，有你们这边的情报在里面。她的那个裤带是用布包起来的，把那个裤带拿下来剪开，的确是把我们团部所在的地图以及人数多少都标明了。审讯完结，我们就将原始口供和犯人送交师部，师部再重审。

　　当时汉奸走狗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但因为我是腾冲本地人，所以审理本地事特别小心谨慎，对一些强迫从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当庭释放了。当时腾冲有一家开糕饼行的，叫做龙凤楼，老板姓黄，黄老板被当成汉奸在特务排里关着，一天我从门口经过，他看见我就叫，泪流满面的，就跟我诉苦。当时腾冲有两家糕饼行是最有名的，其中一家就是龙凤楼。他家的饼干在腾冲是最有名的。日本人来以后，他就跑到乡下去躲起来，日本人知道他的饼干做得好，叫他回城重新开业，他不来，日本人就威胁他，如果你不回来，要把你全家杀掉。为了保全一家老小性命，他只好回城复业。审讯时他说除了正当的糕饼生意外，他从没有帮日本人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被人密报为汉奸走狗，他觉得自己很冤枉。

　　我就到乡下去探查，问乡里人黄老板为人怎么样，日本人来了以后他的作为究竟是不是汉奸，问了好多人，大家异口同声，好几个村子的人都说黄老板是个好人，是被冤枉了。收集到各种证据以后，我再将他提到庭上审问，象征性地录了口供，就当庭释放了他。

　　我自认为，在审讯汉奸的许多案件中，我为乡人办事都合乎情法，问心无愧，但还是会碰到一些难堪的事情，有一件事还差点让我连小命都赔上。当时在腾冲城郊核桃园有一家岳氏兄弟，提审了几次，调查属实，就是汉奸。他家有个姐姐，在地方上当校长，来求情，第一次是拿了一只钢笔，一个玉戒指，要来送我和唐干事，被我们拒绝了。岳氏兄弟还有一个妹妹没有嫁人，非常漂亮，晚上也来找我们，想用美人计给哥哥开释。幸好当时我们不贪财，也不好色，没有中计，把他们转送到师部。没想到这兄弟两人到了师部审问时，反咬一口，诬告我收了他家贿赂的钢笔和戒指，还说什么我对他妹妹怎么怎么非礼了。师部传我去对质前，先关了我三天禁闭。

　　后来在师部军事法庭对质时，我把当时的情景照实报告，审判庭长听完我的报告，问岳氏兄弟：“邵某说的是不是真的？”岳氏兄弟做贼心虚，手都在发抖，哑口无言了。庭长大骂兄弟俩：“混蛋！怎么可以随便乱咬人呢”。

　　结束以后，庭长安慰我说：“委屈了！以后遇事要小心谨慎。”我被冤枉，还关了三天禁闭，成了我一个莫大的教训，幸好我没有贪财好色，否则以军法惩处起来，都不知道如何收场了。后来岳氏兄弟被依法枪毙了。

　　收复腾冲

　　有一个傍晚，我去郊外散步，巧遇团长李颐，带着两名侍卫，从城区前线巡视回来。我立正向他敬礼问好，他一眼看出我的风纪扣没有扣好，手指着我纠正。我立即扣紧，重新立正站好。团长说：作为军人，要随时随地整肃军容，注重服装整洁，才能配做一个优良干部。

　　这个细节让我感觉到李团长的细心周密，对待作战计划他也同样如此，怪不得他是公认的模范团长。所以后来他在腾冲光复的前一天英勇牺牲，让我大为痛心。至今都觉得很遗憾。

　　我们当时的团部驻军在绮罗，说前方不是前方，后方不是后方的，因为日本鬼子死守腾冲城和城外的来凤山阵地，绮罗邻近这两个阵地不过三五公里，随时都有交战的可能。团部一天24小时都在戒备状态，没有任何休假日。由于日本鬼子顽强抵抗，攻打来凤山时，我们第五团的官兵伤亡最大。鬼子躲进战壕，居高临下，又是易守难攻的山势。我们从下往上爬，一切都在敌人的视线里，因此造成极大伤亡。1944年7月28日，我军才完全占领了来凤山，攻占以后，我们清查日本人的尸体，才不过20多人，但我军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攻打来凤山第五团伤亡很多，最后只剩下特务排，本来特务排不用上战场的，但因为人员死伤太多了，特务排跟我们都上了战场。

　　攻打腾冲城也非常不容易，我们都是用从老百姓家里借的梯子搭上去，可是日本鬼子在高处，我们爬上去一个，砰，一枪一个就来了，死了多少人啊。最后完全是盟军的飞机轰炸帮我们把缺口打开，我们的军队才顺利进入到里边。进城以后的巷战也非常危险，都是肉搏，就是用刺刀互相拼，谁的手快就谁杀谁了。

　　前天我还去国殇墓园，在那些墓碑里看见我们团部里面的副官，叫李浩然，他的墓碑上面是写的上尉连长，其实他不是连长，他是我们五团的副官。收复腾冲之前他收了一个干女儿。攻打来凤山头一天晚上，他让干女儿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明天干爹上前线了，能不能回来还不晓得。

　　第二天他上前线，他当时才30来岁，长得很魁伟，很帅，挎着皮带，带着枪，非常英俊。当时我们和对面的日本鬼子距离才几百公尺，他站在这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对面城墙里的日本人就看见他了，一枪打过来，把他打死在楼上了。

　　腾冲城墙极为坚固，每夺取一道城墙缺口，或攻占一街一巷，都要付出极大代价，战况空前惨烈。8月的一天下午，我顺着我们攻开的一个城墙缺口，进入城内，检查战况，眼前一片焦土瓦砾，让人心酸。我走到以前简易师范学校的大饭厅处，我以前还在这里读过书。日本鬼子进驻后，在这个饭厅下面挖筑了巨大的防空洞。我好奇地沿着石阶下去，一阵阵浓烈的恶臭扑鼻而来，简直臭得不得了，我走了几步就不得不停住，一看里面人堆人，都是日本鬼子的尸体， 这是他们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应。

　　从1942年5月10日日军侵占腾冲，到1944年，我军几个师的兵力，和空军的轰炸配合，奋战了400多个日夜，腾冲反击战才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第五团的团长李颐将军身先士卒，向敌人冲杀，在夺取日军指挥部李家巷时，与龟缩在这里的日本鬼子短兵相接，肉搏激战，不幸以身殉职。就在第二天，9月14日，我军终于将日军歼灭，收复了腾冲。我们敬爱的李团长却看不到这一天了。我们这个团长非常年轻，才30多岁，是湖南人，非常爱国，非常有本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那时候我们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他对部下非常关心，他魁梧、能干、声音响亮，所以大家对他非常有好印象。

　　收复腾冲的战役里，还牺牲了覃志斌上校，他们两个都是团长。死亡以后晋级为少将，是腾冲战役中牺牲的官军里军衔最高的两位。李将军是一位忠贞志士，他身先士卒，为腾冲奋斗牺牲，却看不到腾冲光复，腾冲人民会永远记得他们，这些人对腾冲的大恩大德，我们腾冲人永远不会忘记。在国殇墓园，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墓碑上，他的儿子女儿后来都来过。

　　1944年9月14日，是光复腾冲的胜利日。所有驻腾冲日军全部被我军消灭，虽有极少数趁夜摸出包围的漏网之鱼，结果还是被活捉，或是被击毙。有一个名叫三山四郎的中尉日军，在一天接近天黑的时候，摸进小河山龙塘沟一个叫蒋开泰的家里，我接到消息，率领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拿着武器前往包围。到达后我布置妥当，先喊话把蒋开泰家人叫出来，然后进入搜捕，但手电筒四处都找不到鬼子的身影。

　　仔细寻找后，才发现这个狡猾的日本鬼子仰躺在床底下，手握指挥刀，向我小腿砍过来，我立即后退，用手里的卡尔宾枪瞄准他的腰部连射两枪，他还没气绝，躺在地上呻吟。我又朝他胸前射了一枪，才结果了他。

　　搜他随身之物，发现他没带枪械，就带了一把指挥刀，一块手表，一张妻儿的照片，一个小佛包，和一个装满伪钞的布袋。就是从他的遗物中，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被我击毙的这个三山四郎，有可能是一个掌管财务的家伙，要不他哪儿来这么多伪钞？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交到负责专门收容逃窜的日本败军的机构处。

　　复员返乡

　　8年抗战结束后，民穷财尽，中央颁布复原令，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生在腾冲，打仗也在腾冲，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家，可是那些南方去北、北方来南的士兵们，没有充足的旅费，回家谈何容易？政府虽然补助了一点，也只是杯水车薪。当时士兵中曾流传这么一句话：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

　　腾冲光复后，我没有随队伍翻越高黎贡山，度过怒江的东岸，而是明请假暗复员，又回到了我的故乡。光复后的腾冲一片凋落的景象，片瓦不存，战争中散落在山上、城乡里，流离失所的居民奔回原住地的时候，眼前已是破碎的瓦砾，家园不再。大家把气愤之情，都发泄在了危害乡里的汉奸身上，都怒吼着：“枪毙汉奸走狗杨吉品！”腾冲城最大的汉奸杨吉品最终难逃法网，被乡民押解到杀狗坡，当众枪毙。他手下一伙平时鱼肉乡里的小喽也受到军法处置。

　　我们开始在烧毁的一片焦土上重建简易家园。我就在一所学校里面当不拿工钱只管饭的小学教师。一直到了1949年，中共来了，这时候我们学校学的还是国民党的这些书籍，国旗也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政府就有人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国旗要换了，你们上的课程也要改一改。

　　后来我去了缅甸，到了缅甸却被缅甸政府给抓了，被关到国际集中营里，一关关了6年半。在这6年半当中，我向台湾政府申请了几次引渡，都没被批准。后来有一个叫亚蒙总会的理事长是贵州人，他以亚蒙总会的名义，实际上也是台湾政府，把我们接回台湾。那是1958年11月30日，我终于重获自由，结束了6年半的囚禁生涯。

　　到了台湾以后我还是想读书，从事教育工作，就一面教书，一面读台北师专，又读了4年，以后就一直在小学里面任教，先是在苗栗，然后又调到桃源县的小学，一直任教到65岁退休。事实上那年我已经是71岁了，这是我真正的年龄。

　　在台湾我们去做身份证的时候，我是写民国11年7月15日出生，民国11年，那个1字稍微带一点点弯就被他们当成7字了，让我一下小了6岁。我到这个镇所里面申诉，他们让我找证人来证明，我说找什么人？他们说，你爹你妈，兄弟姐妹都可以。我爹妈早就死掉了，只有我一个人到台湾来。他们说不行，不行那就算了，一直就小6岁，我就多服务6年。71岁退休。我现在实际年龄是87岁，但是我在那边的身份证才81岁。1990年我第一次回大陆来，回腾冲以后，发现人事全非啊，家乡什么不像什么了，以后我就把我几十年的积蓄拿出来，想为家乡办点事。

　　（以下为卢彩文叙述）他拿出钱来整修街道，修路、修水井，然后又修了一个三元寺的凤麓公园，还搞了一个图书室。他还捐款50多万，修了一条公路。1998年他第九次回乡，又捐了20万给当地凤仪完小成立了“马站三联邵应壬教育基金会”。以后他又陆续捐资几十万盖了教学大楼，配备教学物资等，还做了很多公益事业。这10多年来他先后捐助人民币200多万，他在台湾并不是富有的人，他家里开过一个小餐馆，他本人的收入就是有限的退休金，多年来他生活简朴，节衣缩食，拿出钱来为故乡搞教育和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