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

　　黄亚生 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

　　本刊记者 张欢 实习记者 游益萍 发自广州

　　1981年，国门初开。

　　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黄钢把儿子黄亚生送去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这位坚定的共产党人看来，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

　　黄钢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作者。电影里的主人公身处繁华的上海，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许，黄钢对儿子的期待就是这样。

　　这个家族有红色的基因，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的党员。当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黄负生在武汉办《武汉星期评论》。毛泽东去武汉时，就住在黄负生的家里。

　　1938年，组织找到从南京辗转到重庆的黄钢，告诉他：作为党的先驱黄负生的儿子，你必须要走正路。

　　于是，黄钢从“陪都”重庆去了“圣地”延安，当时经张道藩（徐悲鸿的情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介绍，他已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国民党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工作，担任新闻组副组长。

　　70年后，这个红色家庭第三代的黄亚生教授出版了新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经济学人》2008年度书籍）。他的哥哥黄晶生先后担任过软银和贝恩资本中国总经理（在父亲的眼中，这也许是买办的角色）。

　　黄亚生教授并不讳言80年代时和父亲的争执，他认为父亲没有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是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

　　1988年，《新闻周刊》同时采访了这两父子：一个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哈佛的博士。“代沟”是美国人给这父子区别的定义，他们看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

　　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是，父子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都有批评：“左派”的父亲甚至在苏联解体当天心脏病发作，儿子则认为只开放不改革的路径是不正确的。

　　2001年，还在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做案例分析（他是这个学院第一个大陆出身的教授），研究一个印度制药企业时，发现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背后的体制值得回味。

　　两年后，他和哈佛商学院同事、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印度能赶超中国吗？》，把自己引入国内的视野。

　　从此，龙象之争成为国际热点，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个更有优势，人们评价不一。但在黄亚生看来，所谓印度模式对于中国并不陌生，全面的体制性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时中国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对外资的过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障碍。

　　反复对比中印企业，他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所以，他批评对FDI（外国直接投资）过分依赖，但他从不反对吸引外资，只是希望内外资能够享受同样的待遇，尤其是民营企业。

　　在“中国模式”的呼声中，黄亚生坦言：“中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苏，这样的对比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在《外交政策》、《经济学人》、《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McKinsey Quarterly上频频发言。在黄亚生看来，外资在中国能够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表现欠佳，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面临制度性的发展障碍，市场空间必然由外资填补。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能拉动GDP,但不能有效造财。

　　这样的结论并不只是源自对数据的分析，黄亚生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但现实往往会给他带来极强的挫折感：在中国考察时，和地方政府的交流让他感觉这个体制的方向性错误。在中印反复行走, 他很焦虑，因为他的方法需要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

　　他对体制问题有一种无奈感,所以他现在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转向帮助民营企业。他利用MIT斯隆商学院的资源，募款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一方面把学生带到市场的一线去观察去比较，另一方面让他的具有丰富跨国工作经验的MBA学生去给中小企业做免费管理咨询。

　　当“保八”成为2008年一个响亮而带有一丝悲壮味道的口号时，他对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GDP崇拜进行了批评：

　　为如此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商业评论家批评印度没有在这方面跟随中国。但这些批评都是因果倒置的。如同基础设施一样，FDI也是跟随GDP增长，而非带动GDP增长。

　　中国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及交通运输网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不受公共舆论、媒体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束，中国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其中很多是政府建筑，并且造价相当昂贵，有的要花费1亿美元。这些工程的财务成本远不及其机会成本，它们本应该投资于教育及医疗。这个国家10年间仅在上海就增加了近3000座摩天大楼，同时增加了3000万文盲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确实不可思议。

　　他是MIT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但不论本科还是博士都是在哈佛学的公共管理和政治经济学，所以反复对比中印之后他的结论是：“由政治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并不能一夜得见，这种在时间上的滞后总会使事实变得模糊。但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考察，我们看到政治自由化给中国和印度经济带来的是激励而非阻碍。”

　　哈佛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真理”)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和父亲辩论，和GDP、FDI崇拜者辩论，都是来源于此。

　　在北京时，他和査建英聊到80年代的理想：那个火红的岁月里，政府官员的强制退休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法制改革、媒体开始变得自由、乡村自治实验以及放宽对社会团体的管制等，都是在80年代制定的。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印度人做了“India everywhere(印度无处不在)”的国家宣传，这里面就有他的功劳。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进谏者。在他的眼中，中国需要一个可参照的对手。他的方式并不悦耳，但他仍然热爱这个古老的国度。

　　从这个角度说，黄亚生依旧延续了家族的传统。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人物周刊 ：你刚从印度回来，据你的观察，在这一轮经济危机里面，中国和印度的企业遭遇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从宏观上看，印度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响是不大的。

　　它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股票市场，主要是融资受到影响。印度的股票市场比中国的更开放，跟美国更接轨。美国一些大的投资公司在国内的经营碰到问题，需要还债，而在印度的市场却运行得很好，因此，变卖了印度的资产拿回美国。

　　第二个问题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就是房地产过热。房地产过热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但是你看它的制造业啊，服务业啊，影响并不是很大。你再聚焦我们中国，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的一个热点就是如何扩大内需，很多地方都在发消费券，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黄亚生：发消费券，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路理出来——消费不足是因为储蓄率太高。

　　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现在的消费不足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

　　中国的储蓄率整体来说是很高的，在全世界来讲仅次于新加坡，但家庭的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储蓄是三方面组成的，家庭、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家庭储蓄不高，比印度要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发展反而主要靠国内的消费。

　　人物周刊：我们平时说中国人的储蓄率高，是受东亚文化的影响，看来这是错误的观点。

　　黄亚生：很多人不去看是谁在储蓄，只看总数。在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有，但是很小。

　　这个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大部分是政府储蓄。从2005年以后，税收一直是盖过GDP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又是不分红，因此企业储蓄也是很高的。

　　因此，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应该发钱，而不是发各种券。第二，我们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是却还有那么多的消费。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破坏资源、低成本的基础上。

　　印度的民众虽然储蓄率高，但是工资增长部分是有保证的，因此民众就敢消费，有信心。如果在一个国家最私有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消费部分比例很高的话，即使储蓄率很高，它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因为它的整个盘子比较大，虽然他每个个人可能消费少一点，但是盘子比较大。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盘子主要被政府和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垄断型国企和外企——垄断，它们占很大的盘子。他们的储蓄率又很高，那么肯定会影响消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