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法治语境中，在重要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中，法学家的言说成为极其重要的一环。不少法学家已不再停留于法学论文生产和发表的自我循环。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报刊，法学家的声音往往与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联系在一起。
媒体所披露的重大冤案、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成为法学家倡导司法改革、革除体制弊端的有力佐证和反面动力。
思考者和批判者 无论是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律师，还是平民百姓，都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聆听法学家的判断和评述。无论是技术性质的“专家说法”，还是人文性质的思想评论，都在传递着一种制约权力、张扬权利的法治理性。法学家所处的这种亢奋的言说状态，使其更像是法治时代的说客。一些法学家一不小心成为大众明星，诸多的热点问题等待他们评点或感慨。当然，他们的观点和结论不一定石破天惊，但是，像宝马撞人案、刘涌黑社会犯罪案、孙志刚命案、佘祥林冤案等典型个案，都在一定时期成为法治话语的辐射源。由于法律话题浓厚的专业色彩，使得法学家成为理所当然的思考者和批判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偶然的学术，打破了学术自然演进的过程。但是，法学家没有理由沉默。古罗马法谚曰：“法学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正义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和规则的运作结果，而是精神价值的追求。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标和意义的一部分。”法律不仅为生活提供秩序和规范，而且也给人的正义感以强大的价值支持。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律学发达，而法学却荒芜空白。律学讲究的是治人之术，而法学的根基则在于反思和追问。
开创者和接力者 许章润在《法学家的智慧》一书中，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划分为五代，他们的代际特征与其学术价值取向紧密相关。
作为“第三代法学家”的王伯琦认为：“吾国近数十年来的立法，确与社会脱了节……有许多法律，不能发挥真正的效力，不能成为我们的行为规范，就是因为没有在人心上建立稳固的基础。”法律与心灵的隔阂从根本上讲是思的稀薄和言的梗塞，这来源于专制统治对思想的压迫。非法治社会剥夺了人们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一切都是赐予的结果。缺乏法律的充分保障，生活的各种期待都终归化为虚无，因为个人的选择十分有限，只能通过“仰天大笑出门去”这样艺术化的放荡不羁来进行发泄或平衡。
中国第一代法学家是在因时而变的历史窘迫中启动法律思维的。在停滞、封闭的社会状态中，发现异域意义的重要刺激就是西方的法律之治。在一个僵化的、窒息的空间中，法律气息的注入，不仅是一种唤醒，更是一种激荡。法律作为“附在权力上的咒语”，给看惯了主子眼色行事的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叛逆文本。法律是参与的智慧而不是逃避的智慧。许章润给中国法学家的定位是“现代汉语文明智慧的接生者”。法治是传统中国迈入现代化门槛的第一块砖，外在的热闹和喧嚣使得法治之道看起来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中国的法学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一面是专制时代的制度残余，一面是殖民话语的“傲慢与偏见”。法学家所要做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和输入，而且还要给变革一个充沛的理由。
许章润说：“率先模仿者，一定意义上，堪比第一个尝葡萄的，因而这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途。沈家本一辈法学先贤是这样的人，吴经熊这一辈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足迹连缀成行，构成现代汉语文明法律智慧的一线命脉，不绝如缕，以迄于今，其声渐大其枝渐密。”中国的几代法学精英以国家、民族自觉为起点，以“渊然而见，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钱穆语)的敏感和惊觉，为法治实现从文本到现实的转化盗火煮肉。虽然在知识系统上存在先天缺陷，但是，他们却开创了法学学术的朴实学风和执著精神。
参与者和创造者 自从“依法治国”的目标提出以后，法治大跃进的骚动就一直存在。近年来，法学家经常被基层的权力机构邀请进行某种名义上的讲座，有的法学家将参与这种活动当成一种猎取名利的捷径。过分迷恋于现实功利，热衷于浅薄的法律表演，这可能是中国没有出现大法学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法律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又是一种意义体系。法学既是一门技术之学，又是一门精神之学。所以，真正促动法学繁荣的并不是诱人的市场前景，而是迫切的秩序需求和强烈的精神需求。许章润认为：“法学家不仅是生活经验的记录者和表达者，而且其本人就是这一生活的参与者与创造者，通常，也是生活中最为稳健而负责的群体。”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法学家的智慧只有落实到具体而细微的生活中才有意义。在这样一个利益纷争的时代，公平正义已无法搁置起来，诸多细微的生活环节等待法学家的沉思和打量，法学家注定要成为超越书斋，用观念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知识群体。
法律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又是一种意义体系。法学既是一门技术之学，又是一门精神之学。所以，真正促动法学繁荣的并不是诱人的市场前景，而是迫切的秩序需求和强烈的精神需求。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