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是一个坚固的文化符号

　　碉楼是一个坚固的文化符号

　　■李建安

　　对于羌人来说，碉楼更承载着其民族的记忆与认同

　　虽然碉楼成了战争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但战争悲情不能赋予碉楼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早在建设之初，羌碉就深深地打上了这个古老文化的烙印。

　　碉楼最初并非用来打仗

　　是否修建碉楼很多时候并不是由战争来决定。据方志记载，古时羌民若谁家有了男孩，就必须建一座家碉，男孩每长一岁就要增修一层，直到男孩长到十六岁，碉楼才封顶，若谁家没有碉楼，儿子连媳妇都娶不上。

　　碉楼要修成什么样的形状，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据说，过去每当同一姓氏的羌族人家在某地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要集体捐资兴建一幢象征本族人家存在与兴盛的碉楼，如果是四家人共同修建的，就修成四角形；六家人共同修建的，就修成六角形。

　　碉楼的建造过程更不可随意。先是要请端公占卜跳神，挑选地形地势，看有无妨碍，何时动土，得到神灵的许可后方才开始修建。修建之时，端公要唱经典《上坛经》中的正经《巴》，唱修房造屋以及房屋如何装饰，然后进行一番详细考察，认定能在此处修建，方才动工。这与汉民族建屋讲究风水的习俗相似。

　　碉楼修好后，端公要唱经典《上坛经·日不舍歌》，即《开鼓开坛经》，反映修房造屋及供神情况，还要在房顶上放置白石，立供天神，并请端公做法事。一切安排好后，人才可以入住。

　　羌碉高耸入云，远离地面，是羌寨中最高的建筑物，似乎远离了尘界，干净、圣洁。羌碉顶部供有代表众神的白石，并建有焚香小龛，希望通过焚香的方式向神灵祈祷，让上升的白烟捎去自己对天神的祈求和祝福。

　　而这种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坚持甚至夸耀，在另外一种语境之下则显得更加意义深远。

　　1920年，到汶川县、茂县等地考察的英国传教士托马斯·托伦士曾说过：来到羌人山区的旅行者，立即就会感觉来到了一个新的地域。他们歇山式的木屋为平顶的石屋所取代。初来此地的人不由得要擦亮眼睛，这样才能确信自己不是在巴勒斯坦或者中东，因为两者的建筑是如此的相似。

　　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托伦士这段话的用意显然在于表达古羌人与古犹太人之间文化的相似性，以证实羌人为古以色列人的后裔，而这无疑会将羌民族文化置于另一个边缘的地位。

　　千年不倒的传奇

　　从秦汉时由甘、青地区向南迁徙, 到唐代被强大的中原王朝与吐蕃王朝夹逼至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带，羌人的祖先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后人选择了一块地质环境极为复杂的栖息地。

　　这里是中国第一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是青藏高原板块与四川盆地板块的对冲地，地下有一条东北方向到西南方向走向的黑色大裂缝，裂缝长约400公里，宽70公里，地质学上称之为龙门山断裂带。

　　选择了复杂的地质生存环境，就注定要与地震等地质事件为伍。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638年2月，松潘南就发生过5级地震。而后的数百年间，地震依旧频仍。1488年茂县5.5级地震，六寨被毁；1607年，松潘漳腊6级地震；1713年，茂县叠溪6.5级地震，岷江左岸岐山崩塌，江水断流。

　　这些关于地震的记载，都只能出现在中原王朝的史书记载中，因为羌族只剩下了语言，他们的文字传说被羊吃掉了。因此，有关地震更多的是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从1900年至2008年5月12日之前的一百多年里，龙门山断裂带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就有十几次，这其中发生在松潘境内的6级以上地震4次，茂县境内的6级以上地震5次。

　　最重大的是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震级达到7.5级，茂县21个羌寨全部被埋， 13个羌寨房屋全部垮塌，6865人死亡。震后，堰塞湖崩溃，下游茂县、汶川、都江堰沿江村镇被水冲没，2500余人死于水患。那次大地震，在岷江上游震出一个叠溪大峡谷。

　　频繁的地震带给这个古老民族的不仅是太多痛苦的记忆，也练就了他们精湛的建筑技艺，在无数次的地震中，碉楼可能损毁，可能被掩埋，可能倾斜，但几乎没有直接垮塌的事情出现。

　　这铸就了千年羌寨不倒的传奇，碉楼更成为这个民族坚韧与刚强的伟大象征。

　　羌区有一种独特的职业，就是“墙匠”，砌筑碉楼的工作必须由他们来完成。墙匠在建筑之时不绘图、不吊线，也不搭架支撑，全凭眼力和手工技艺。因此，墙匠需要从小学习，由师傅手把手教会各种技术。

　　羌族没有文字，但师傅可以通过代代相传的口诀，使学徒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墙匠，这些口诀会详细说明各种技术问题，比如，多高的墙需要多深的地基，木梁怎么合，墙的转角处怎样结合，等等。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徐平介绍说，碉楼能够抗震，可能跟下面的几个原因有关：第一，施工时，先挖地基，一般挖至硬岩，以基岩为基础。第二，墙体全部用毛石砌成，砌筑时石块的大头向外，交接处要采用“品”字形结构。第三，墙体均做收分处理，下半部多于上半部，以降低重心，增加稳定性，形成类似金字塔的坚固结构。

　　同时，在砌造墙体的过程中，建筑师还要将麦秆、青稞秆和麻秆用刀剁成寸长，按一定比例与黄胶泥搅拌后接缝，使泥石胶合。这种黏合剂不但能起到很好的连接和铺垫作用，也能增强整个砌体的刚度和强度。

　　碉楼不倒的另一个奥秘，可能是碉楼每个房间的面积大多只有3～4平方米。每一间都结合得非常紧密，甚至连开窗也特别小。这样狭小的空间尽管不适合居住，但可以节省工料，并缩短建筑的工期。

　　更重要的，节省下来的工料可以充分地用在墙体之上。碉楼的墙体都很厚，不但外墙厚，房间之间的隔墙也很厚，这有效地增强了碉楼的抗震性。川陕总督张广泗在久攻不下大小金川后，曾向乾隆诉苦说，用劈山大炮攻击碉楼，“若击中碉墙腰腹，仍屹立不动，惟击中碉顶，则可去石数块”，里面的人则安然无恙。而且，这本身就是抗震的结构形态。

　　在史无前例的汶川8.0级地震中，羌区的大部分碉楼仍然只是局部受伤，主体建筑基本没被损坏，又一次延续了它不倒的传奇。与之相呼应的是修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受损很小，据说它的修建者李冰，也是羌族人。

　　一场看不见的变迁

　　地震无法震毁碉楼，因为它的坚固。战争也没有根本摧毁碉楼，因为它的防御功能。真正带来变化的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在北川。

　　当时北川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当地的人民也都成为了国家的编户齐民，但《明史》中对于白草、青片的“羌番”骚乱仍然多有记载。

　　骚乱主要起源于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发起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当大量外来移民来到本身就资源匮乏的北川地区，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以致羌人的叛乱不断。

　　有明一代，有关“羌乱”的记载又一次多了起来，只是在这些记载中羌更多的是被称为“番”或者“羌番”，这是对此地羌族、藏族的泛称。直到16世纪中叶，明政府的平乱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546～1547年，明代松潘总兵何卿动用官军37000人，对北川都坝河、白草河与青片河流域的羌寨进行拉网式的扫荡，攻占了北川最有实力的小坝、片口一带的羌寨。此役被称为“走马岭战役”，明军“俘斩九百七十有奇”，“毁碉房四千八百”。

　　1577年，丢骨等寨聚众进犯松潘，北川境内的羌人害怕受到牵连，向县衙声明：各番绝不会窝藏聚众造反者。齐风、村巅、白草、野猪窝等28寨共8494人更表示“愿为编氓”，“变易番姓，从习汉仪”，每年对官府“输纳认粮”。

　　羌人还接受了如下条件：重大节日和上级官员到任时，要到县衙去朝贺；皇上寿辰，寨子里要树立白色的旗帜表示祝贺；每年缴纳黄蜡供制作蜡烛之用等等。

　　这些条件并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但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则至关重要。石泉“编氓”仪式六年之后，即1585年，茂州杨柳沟的羌人再叛，北川羌寨与杨柳沟相邻，他们害怕朝廷怀疑其有反叛之心，立即断绝与杨柳番的往来，并愿意每年再多缴纳一些黄蜡和粮食。

　　《北川县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在何都督、王巡抚大创之后，青片、白草碉楼皆空，一望民居皆耕作之土也。”而何卿更被视为英雄，称“白马将军”，受到当地百姓的普遍祭祀。

　　“这些都使得白草、青片河流域的非汉土著文化与认同逐渐消失。”台湾学者王明珂这样认为。

　　这样的变迁在何卿之后继续进行。

　　1867年，青片乡一户杨姓人家率先废弃了羌族碉楼式的建筑，修建了吊脚楼。这是一种苗族、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的建筑形制，来自于康熙时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新居落成之时，时任知县特意为之题写了“修名之立”四字，以示祝贺。如今，杨姓人家所修的房屋早已残破，依稀只见几间木质结构的平房，即使是在新建之时也不过是平常的建筑。

　　碉楼的最终毁灭，不是因为自然力量的破坏，亦非中原王朝为防止战争而对其的拆散，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自身构造的落后，输给了外来的先进文明。

　　碉楼墙体比较厚，采光效果非常不好，即或是白天里面都要点灯，碉房实际上根本不适合居住。

　　正因如此，一旦接触外来文化，而且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时，羌人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接受木结构建筑，这可以让居室的面积更大，让居住的环境可以变得干燥，更光亮。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容易理解，当中规院拿出的北川新县城初步规划的城市设计意向效果图中，出现大量仿碉房和碉楼建筑时，为什么很多学者强烈反对。

　　“碉楼可以视为羌人农耕文明的一种体现，但在步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今天，羌族也应该对自己的居住环境加以改善。”徐平说。

　　他解释说，碉楼、石碉房本身的确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的确需要守护羌人文化、历史，但是不是就意味着必须让羌族人民继续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之中呢？变化肯定是需要，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