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系列之六：“百年觉醒 五四今昔”

    五四的自由是仅仅针对熟人社会的 是针对一个小众体的

　　许知远：刚才张老师讲到社会上的一些新思想接受的方法，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同样喊的口号都一样，但结果却很不一样。

　　秦晖：把中西作为对立的范畴也是不好的，文化决定论会使我们走向一个怪圈。因为西方都是好的，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西方自身内部就有很多截然不同的东西，那你说他们怎么会都是好的？

　　这个说法另一个问题是，它有个假定，即西方和中国不仅是一个整体，而且还有延续性。西方一直从罗马到现在好像都差不多，而中国从三皇五帝一直到现在好像也差不多。用经济学的话叫做路径依赖，你肯定是走不出去的。这样就导致两极的态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种文化很好，那就变成是文化自大狂；反过来，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但是又走不出去，那就会走向另外一点，自暴自弃。

　　所以我觉得文化决定论也是五四的遗产之一吧，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我们后来对文化决定论的反思实际上也带有文化决定论的痕迹。以前有人说西方好中国不好，而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好西方不好，反思下来不也是在这个框框内吗，只是在这两极跳来跳去，到底有多少区别呢？

　　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学习西方很强大的冲动，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些人，用传统的儒家是非观念理解西方，做出的比较判断。比如他们感觉西方的政府对老百姓就是比当时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更仁义、更道德、更公正，他们完全都是用儒家的语言来表述的。他们就觉得人家好。后来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其实都是从这个源头上来的。

　　今天照我来看，其实这个传统不过就是个语言符号，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好感是很直观的。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就是人家对自己人讲道理，我们对自己人不那么讲道理，这当然是对内而言，对外，国与国的关系当时是不太讲道理的，但是至少人家对自己人是很讲道理的。这种对西方的判断，其实是基于一种人之常情，基于一种我们称之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东西。

　　另外，中国一直面临着个性解放、个人权利声张的任务，但你不要忘了五四也提到了这些，而且提得非常强烈，五四以后社会运动除了刚才张鸣兄讲的对个性的压迫外，也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性解放主张，包括我们后来的婚姻制度，多少人后来参加共产党都是为了婚姻自由、为了反对家庭包办、摆脱家庭束缚走出来的。说到底，就是要造旧有礼教的反。中国五四以后的社会运动有很强烈排斥传统礼教的趋向，而且走得非常极端，最极端的就导致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揭发。

　　我们从中会发现五四的自由不是讲得不够，讲得其实很多，但这种自由仅仅是针对熟人社会的，仅仅是针对一个小众体的，包括家庭、乡土。一旦放到了一个很宏大的背景下，什么民族了、国家了、革命了、组织了，这个个性就不见了，自由也不见了。父母的包办婚姻使五四之后的人知道这是奇耻大辱，但后来又在宣扬组织性的安排婚姻，包括《潜伏》这部电视剧上的表现，我们不是没有追求自由，我们不是没有追求个性，我们不是没有去重视个人，但是我们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追求个人权利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针对我们身边的人去追求这些东西，是残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