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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一批流失海外的战国竹简被抢救回国。9个月后，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于4月25日对外公布了初步的研究成果。76岁的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在回答“为何研究进度缓慢”时笑言，“慢是因为读起来实在太激动，每天读得多了，心脏会受不了。
”在部分竹简里，他发现了自秦朝焚书后失传的多篇《古文尚书》。
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鉴定后认为，“这批竹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世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这批竹简，被业界称为“清华简”。
4月29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刚组建的研究团队正忙于竹简的比对工作。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由李学勤本人主编的《尚书正义（标点本）》，被称为“清华简”的2388枚竹简就安放在楼上。
有意思的是，假如楼上的竹简中确实包含着失传2000多年的《古文尚书》，那么，桌上这本流传千年的儒家经典以及这个国家的上古史都将被改写。
一首周武王时代的乐诗被刻在14支竹简上。很快，李学勤便意识到，这曲当时的流行乐章与今本《尚书》中的《西伯勘黎》故事有重大关联。
自西汉以来，儒生们都认为灭掉黎国的是周文王。《史记·周本纪》中就有“（文王）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黎国）”的记载。到了宋代，就有人质疑了，还有人专门出书，认为这不是文王时候的事儿，因为当时商纣王还是天子，周人如果伐灭王国境内的黎国，算是公然地向天子挑衅，这就与周文王的至德形象有冲突。
据李学勤介绍，直到最近，考古学家还在怀疑“文王勘黎”的真实性，问题是“史书就这么写的啊”。如今，清华简上的这首乐诗已经明确，灭掉黎国的是周武王。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周武王八年，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席间，武王和周公留下了两首乐诗。
李学勤还发现，这两首乐诗与《诗经》中《蟋蟀》一诗也有关系。
现代人解读《蟋蟀》这首诗，大多是因袭汉代人的观点。《毛诗序》中说，《蟋蟀》是晋国晚期的民歌，用来讽刺晋僖公。大意是政府劳役过重，劳苦大众借诗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读。根据清华简中的记载，周公在“饮至”典礼上喝酒时，听到了蟋蟀的叫声，于是作了《蟋蟀》一诗，表达的是打仗胜利后，对将士的慰问之情，大意是“一年快过去，你们很累了。不过不要太喜乐，因为还要准备更多的事情”。
在李学勤看来，这短短的14支竹简中，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上的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全部亡佚，这两首“乐”的发现更有其重要性。
与这14支简相似，初步的研究成果显示，这批“清华简”多为书籍，且大多与历史有关。李学勤指出，如果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属于经部，但同时又富于历史价值。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早在84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做了上述断言。
以这个观点来评价，此次“清华简”中最大的发现就是多篇从所未见的《古文尚书》。
据李学勤介绍，《尚书》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分。现代人所读的《尚书》二十九篇被称为《今文尚书》，是汉文帝时由秦国博士伏生默写成。据传，《尚书》原共百篇，被称为《古文尚书》，早已失传。
在初步整理过程中，李学勤等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多篇体例与《尚书》相近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在《今文尚书》中也有，对照起来看，差别很大；还有一些，过去知道是《古文尚书》中的篇目，古代典籍也引过其中几句话，这次发现了全文；再有是没有名字，也从来没听说的。
比如一组被命名为《保训》的竹简。这组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因此最先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整理之后发现，上面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姬发的遗言。“今本尚书中也提到过，说周文王有些遗命，但过去谁也不知道内容。”李学勤说。
这样的历史空白常常给小说家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小说家就杜撰了一回“文王托孤”的故事，说文王遗命姬发拜姜子牙为“亚父”，临死还不忘灌输“忠君思想”。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文王的遗言中讲的是关于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这两个故事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这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李学勤说。
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在李学勤看来，《尚书》是古史中的根本，史记就是根据这个写的，因此“清华简”的出现有可能实现前辈们“古史重建”的梦想。
不过，在采访中也有一些专家对李学勤的乐观持保留态度。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媒体"炒"得有点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说，他认为在报告出来之前，除了清华大学几位见过竹简的专家之外，其他人都缺乏评论的根据，因此他愿意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材料、报告发表之前，绝不应该谈论文物的价值。”在张忠培看来，搞考古学的人，应该是先坐冷板凳，潜心研究，而不应该急于发表没有成型的结论。
也有专家对清华方面的做法表示理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研究专家濮茅生认为，清华大学的专家们得到这些竹简，心情肯定十分激动，所以才会急于把一些信息告诉大家。“只是专家们要判断这些简的价值和内容，需要更多时间。”
据濮茅生介绍，目前存世的文献竹简只有三批，即1993年在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简”、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的竹书“上博简”，再有就是此次公布的“清华简”。
其中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归的竹书，共一百数十余种，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语言文字、军事等。比如从中发现的战国佚书《孔子诗论》就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它的再现为人们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也为人们了解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濮茅生自1994年来到上海博物馆后，就负责这批竹简的整理和对外公布工作。据他透露，有关上博简的第八册报告即将出版，整理工作也将接近尾声。
“因为我没有看到"清华简"的原始资料，我无法判断它们的内容、价值。”濮茅生说，“对于竹简来说，还是应该全部整理完，才能讲它们的价值意义。”
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李学勤指出，此次清华大学公布部分信息的初衷，只是想提供材料，供大家讨论。“等到报告出来后，大家仍然可以讨论、质疑。我们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根据计划，有关“清华简”的第一份学术报告将争取在2010年出炉。“当然，这样也算快的了。”李学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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