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邓玉娇案之“变”？

　　这几天，笔者一直在关注邓玉娇案的进展，天天都要看来自人民网、凤凰网等网站的相关新闻。但是，越看“邓玉娇”案的新闻，就越感到不对劲，因为笔者发现，邓玉娇案的前后报道有很多是相矛盾的，有些地方还难圆其说，报道的真假也难以辨别，如果用“混淆视听”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

　　一、“修脚女”变“宾馆服务员”。

　　在邓玉娇案的报道中，我们知道关于邓玉娇的“身份”前后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修脚女”。5月12日的《长江商报》说：“与一女服务员发生争执，该服务员用修脚刀将对方两人刺伤”。第二种说法是“KTV员工”。5月14日的《京华时报》说：“邓玉娇说，她是三楼KTV员工，不提供特殊服务”。第三种说法是“宾馆服务员”。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5。10通报上说：“犯罪嫌疑人邓玉娇，女，生于1987年7月11日，住巴东县野三关镇木龙垭村10组8号，系野三关‘雄风’宾馆服务员”。

　　通过以上三种前后不同的说法，或许有人会问，邓玉娇由“修脚女”变成“宾馆服务员”，这有什么用呢？对谁有利呢？很显然，是对邓贵大有利的。因为，如果邓玉娇是“修脚女”，邓贵大提出“特殊服务”遭拒后，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邓玉娇就像人们所以说“烈女”，二是邓贵大就是“嫖客”。试想，嫖客违背了修脚女的意愿，强奸未能得逞而死在修脚刀下，可以说是死了也白死。如果邓玉娇是“宾馆服务员”，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宾馆服务员”是个大概念，倒茶水的、KTV员工、修脚女等都可称作“雄风”宾馆服务员。这样，邓贵大就不一定是死在“修脚刀”下，也可以死在“水果刀”下。实际上，将邓玉娇由“修脚女”变成“宾馆服务员”，是为后文“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伏笔的。

　　二、“同事”变“他人”。

　　在前后的报道中，仔细的人还会注意到，邓贵大一行是三人，但这三人的表述在前后报道中有了“质”的变化。5月12日的《长江商报》说，死者是邓贵大，伤者黄德志，另一名也是邓贵大的同事，三人在同一个办公室。而在5月18日的5。10通报中就变成了“邓贵大、黄德智和他人”。这“他人”很神秘，会是谁呢？在前后众多的报道中只提过一次，说“他人”姓“邓”，是野三关镇政府常务副镇长雷玉龙介绍出来的。

　　人们不禁会问，为啥同事会变成“他人”，这一变又有什么“深意”？笔者以为，这个“他人”，不是客商就是邓贵大的上级“领导”。反过来想，邓贵大、黄德志的身份都能公开，唯独“他人”的身份就不能公开？或许正如人们说的，当地公安为了保护这个神秘的“他人”，才让邓玉娇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三、“按倒”变“推坐”。

　　邓贵大两次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与两次把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如果是“按倒”的话，邓贵大肯定是整个人趴在邓玉娇身上，有强奸意图，但未能得逞而被邓玉娇正当防卫致死。如果是“推坐”，那么邓贵大肯定是站着的，且离邓玉娇也有小距离，这样，邓玉娇拿出水果刀将其杀死，岂不就能巧妙地开脱了邓贵大强奸未遂的罪名，而给邓玉娇套上故意杀人的嫌疑？这一改对邓贵大他们非常有利。

　　四、“修脚刀”变“水果刀”。

　　关于邓玉娇的杀人凶器是“修脚刀”还是“水果刀”前后报道难圆其说。5月14日的《京华时报》说：“休闲之前，邓贵大三人欲前往梦幻城二楼一休息室休息。黄德智在前，邓贵大和邓姓同事紧随其后，黄德智进门后，发现梦幻城员工邓玉娇正在休息室洗衣服，便询问她是否可为其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说，她是三楼KTV员工，不提供特殊服务”。而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的5。10通报上说：黄德智进入水疗区一包房，见邓玉娇正在洗衣，黄误认为邓是水疗区服务员，遂要求邓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以自己不是水疗区服务员为由拒绝，双方为此发生口角，邓走出包房进入隔壁服务员休息室。

　　在第一个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梦幻城的二楼一进门便是“修脚女”休息的房间，邓玉娇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洗衣服是符合常理的。在第二个描述中，说“黄德智进入水疗区一包房，见邓玉娇正在洗衣，后邓玉娇又走出包房进入隔壁服务员休息室”，试问？邓玉娇为啥不在服务员休息室洗衣服，而是在客人休息的包房里洗衣服，这符合常理吗？再说，梦幻城把“服务员的休息室”安排在大门前是符合常理的，所以，邓贵大他们上楼就能见到服务员。如果把“服务员休息室”安排在“包房”后面，邓贵大他们怎么可能一上楼就看到邓玉娇在洗衣服呢？况且，休闲场所的包房，在没有客人来之前，又怎能让服务员在里面洗衣服？

　　这样一变有什么“深意”？笔者以为，邓玉娇在自己的休息室里洗衣服，其修脚工具，包括“修脚刀”就放在休息房内，随时都可以拿用。所以，当她与邓贵大他们争执时，在同一房间内，用修脚刀杀人的动作是连贯的。如果按第二个描述，邓玉娇从包房进入服务员休息室，她是宾馆服务员，何来的修脚刀？而结果是邓玉娇杀了人，凶器也只好是“水果刀”了。

　　五、“三男一女”变“三男三女”

　　在前后报道中，现场“人证”也有了变化。5月18日以前的报道中是“邓贵大三人和邓玉娇”，但在5月18日的“5。10通报”中，在邓贵大三人和邓玉娇后又多出了二个“服务员”。通报中说：“争吵中，休息室内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邓玉娇即欲离开休息室，邓贵大将其拦住并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又欲起身离开，邓贵大再次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遂拿出一把水果刀起身向邓贵大刺击”。

　　从以上这一变化中，人们会想到什么呢？笔者以为，这是为以后上庭作证服务的。试想，当时现场如果只有邓贵大、黄德志和“他人”在场，对邓贵大一方来说，黄德志和“他人”的话，充其量只是一面之词，不可能成为证词的，所以，现在“增加”两服务员后，现场便有了目击者，自然，“证词”也就有力了。这也与上文“邓玉娇从包房里走进休息室”的伏笔是有因果关系的。试想，如果邓玉娇不换房间，何来的证人？如果没有第三者为证，又有谁能说清当时有没有发生“强奸案”？邓玉娇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杀人？现在有了目击者，当然不会发生“强奸案”，而“故意杀人案”的发生也是自然而然的。如此简单一变，案情便有了本质的变化。可见，这是一置邓玉娇为死地的夺命招，用心之毒，已无法言表！

　　行文至此，笔者不想作过多的分析：一是因时间紧张篇幅有限，二是因邓玉娇案的前后报道“变”处太多，难以一一分析，比如：“抽打”变“显摆”；“特殊服务”变“异性洗浴服务”；“二楼休息室”变“水区包房”等等，都是有“深意”的，所以就就此搁笔，望读者朋友见谅！（金世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