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说，“什么都能做好”其实只是他给人的表象，“破执”才是他正在面对的。

　　南都周刊记者·罗小敷 实习生·李颖娟 摄影·邹卫

　　因为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梁文道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原因是“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最近他似乎改变了想法。

　　三本书均是收集他在媒体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常识》是最近两年以写中国内地为主的时事评论，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为大家所熟悉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噪音太多》则是关于乐评和影评，这里有“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的反叛文艺青年和悟到“雅俗原非不两立”的梁文道，他学会了原谅在港产闹剧前笑得人仰马翻的自己以及他人。

　　无论是《常识》还是《噪音太多》，都与我们所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一脉相承——正如那个他赖以扬名内地的节目《锵锵三人行》中所塑造出来的印象，严肃冷静且睿智博学。只有《我执》，这本最新出版的关于爱情和个体生命思考的文集，向人们泄露了这个戴着黑框眼镜、发际线过早向上延伸的男人的内心私密。

　　但《我执》截然不同。书名是佛教用语，意即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着。梁文道将其解释为对某种状态的沉迷，而导致深陷这种状态的原因往往是某种欲望。他在书中《我的病历》章节中写道：“对于控制欲望，我非常在行”。

　　香港文化界新锐一代、女作家邓小桦为《我执》撰序《星辰也有忧郁的影子》，与梁文道私交甚好的她在其中一语点破我等作为普通读者的疑惑：“一个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平时携泰山而超北海的，原来内在也有诸种深沉的软弱、难以排解的焦虑，诸种人际必有的摩擦原来也如蔓藤纠缠在他那看来水镜鉴人的心灵里，长成一片过于深邃的阴霾。”而当我问及梁文道在内地出版的这三本书，到底哪一本更能代表他自己，被他乱以他语。他甚至说《我执》只是“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结果”，全凭外缘而生。

　　这并不能阻挡外界像解读《小团圆》之于张爱玲的自传意义一样，来解读《我执》之于梁文道的私密事。《我执》的写作大多于2006年至2007年之间，当时在香港一家财务不断传出问题的报刊上，出现了“秘学笔记”这个专栏，让城中的文艺青年像染了毒瘾一样追着看，并且为那些语气平静的文字激动得语无伦次。

　　翻开《我执》，看到他笔下的暗恋、忧郁、新我等等文字，读者也许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感。这分明不是人们早已熟知的那个滴水不漏的时评家。书中，他会为雨后路边麻雀断肢而戚戚然，他不厌其烦地引用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讨论暗恋的道德、情歌的幻觉、残缺、挫败、废墟的冷漠。他的爱情与家庭，他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彷徨与挣扎，在这里前所未见地呈现出来。在那些有着浓厚忏悔录写作风格的文字中，他用写景、抒情、虚构的方式，向世人展现出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以外的敏感触觉。

　　邓小桦在序言中这样揣测梁文道的私密事：“在爱情与家庭范畴上遭遇无法扭转的挫败，他经历千回百转的等待与探问，在过程中检视自身历史与拷问内心，在绝望中忏悔，背负起自己的罪，然后走向宗教。”对此梁文道只是以“她夸张了”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个中细节并不做深入表述。读者只能从他笔下某些只言片语中接近处于某种情境中的他，比如“爱情乃世间唯一变幻不定本质空洞的事物”的感慨，抑或是“不回电话的就是主人”里的权力机制。

　　小时候，他的理想以自我为中心，希望成为一个成功学者或者哲学家；后来希望社会更多元与理性。现在，将近40岁的他除了在凤凰卫视做《锵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等节目，还有大量在内地和港台的时事等各种各样的评论专栏需要他供稿，而且能在很多领域的活动上见到他的身影，其中甚至包括选美大赛。他看起来无所不能，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接近于他所希冀的社会理性。

　　但是，他说“什么都能做好”其实只是他给人的表象。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他想了想说，算是吧，但是已经常常觉得很疲倦。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他要了四杯咖啡、抽了两根纸烟，他坦承自己是个对咖啡因和尼古丁有强烈依赖的摩羯座工作狂。他提到自己的金属疲劳，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节目。

　　他越来越发现自身问题太多，一直为自己身上的遗憾、弱点、卑鄙所困扰，需要修行来解除内心困惑。两年前，他开始潜心修佛。静坐修禅可以把感官提升到超人的敏锐，但却切断感官之后的反应、因果之链，正如见美女仍然是美女，但已经没有了连接的欲望。

　　他认为最大的勇敢是“破执”，也就是洞穿这一切原都是虚幻。

　　南都周刊×梁文道：“我对自己永远比较冷淡”

　　实际上我问题很多，生活上、内心里都有太多问题和遗憾、弱点、卑鄙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直是我的负担和困扰，修行对我来说很有必要。

　　一切都是幻觉，这吓不倒我

　　南都周刊：《我执》为什么要取用佛教概念？

　　梁文道：《我执》由五个月的散文体日记构成，写的是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执”的状态，沉迷于爱恋和爱欲不可自拔。任何人对爱情太多沉沦都是我执甚深的表现，他好像是在迷恋一个对象，其实这个对象都是他虚构创造出来的，与其说迷恋一个人，不如说是沉迷一种状态。相信而且紧紧不放，那是我执的极致状态了。这不是勇敢，而是沉沦。在我看来最大的勇敢是洞穿了这一切都是虚幻，叫破执。

　　南都周刊：《我执》中是你的亲身经历？

　　梁文道：当然有我的经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有这种类似状态。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容易动感情的人，我对自己永远比较冷淡，喜欢隔一层去看自己和周围的事情。即使是写爱情也是冷静地在分析，这其实是罗兰·巴赫的《恋人絮语》给我的启示，以它为蓝本写类似东西，表面上看是感性的文字，其实是理性的思考笔记，比如说什么是暗恋，什么是单恋，什么是思念，什么是在一起，如何叫在一起，是他们走在一块吗，那我和窦文涛也经常走在一块。不过这些都是命题作文，有人找我写才写，我自己不会主动写的。

　　南都周刊：《我执》中有一章叫“我的病历”，怎么会有勇气将自己的病历公布出来？

　　梁文道：其实也不要什么勇气，很多艺术家对自己私人生活都很坦然。而且我不是被人窥探，是主动公布的。这原本是一个1996年时发表的作品，那时我读福柯、桑塔格等作家的书，接触到很多关于疾病的叙述。在香港，病历表是给医生看的，病人和家属都看不到，而且病历用的语言很难懂。我觉得很妙，病明明是我的，偏偏我却不能看病历。医学体制掌握我个人生命，我没有自主权。所以我要通过公开自己的病历，把这段历史的叙事权抢回我手中，而且不是用科学的、冷冰冰的术语去写，而是结合个人遭遇，还原到我生命故事里面，给它意义。

　　从年少轻狂到雅俗共赏

　　南都周刊：邓小桦说你年少轻狂在香港是出了名的。

　　梁文道：她夸张了，主要指的是十七八岁刚出道写评论那会儿，锋芒毕露，喜欢和别人打笔战，有一次写剧评，把香港剧坛的老前辈都骂遍了，比如我现在的好朋友汤祯兆，那时候我就写过东西批评他。然后，我也会去参加示威游行，做很多激进的艺术，做舞台剧。

　　南都周刊：你说自己曾经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是指的这段时间吗？

　　梁文道：早期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怎么能看港剧呢？看港剧笑翻，相当于虔诚教徒回家看黄片，应该深刻自咎。后来学习后现代主义，才发现雅俗的界限涉及到权利的界限，俗文化是庶民的反抗，后来又学了很多传播理论，知道一个作品的存在，不同阶层不同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这才渐渐缓释那种正邪两不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结。

　　不能把宗教当做心灵上的水疗SPA

　　南都周刊：后来在你身上还发生了很多转变，比如说，从皈依天主教到现在改信佛教，原因是什么？

　　梁文道：两者之间不是直接转变的，高中三年级时我就离开天主教了，我那会儿很反叛，对一切充满怀疑，我喜欢哲学，后来我发现我念的哲学让我无法接受天主教的想法，当时觉得上帝存在不存在和我没有关系，所以就放弃了。中间十多年没有宗教信仰。直到两年前，我觉得我欠缺对个人人格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需要知识上反省，还有意志精神上的修炼。我知道佛学的修行很系统，就去上了一个坐禅的班，后来就很快完全投入并皈依了，觉得是一个很好改造我的方式。

　　南都周刊：是否如邓小桦在《我执》序言里说的，是因为“在家庭和爱情遇到不可扭曲的挫败”后最终走向宗教的？

　　梁文道：没有这么夸张，书中是虚构的，我不可能五个月把这些事情都经历一遍。或许有点正确，我确实是表面上看来什么都能做好的人，但这只是表面，实际上我问题很多，生活上、内心里都有太多问题和遗憾、弱点、卑鄙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直是我的负担和困扰，修行对我来说很有必要。

　　南都周刊：大陆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信教。在一个以无神论教育占压倒性位置的土壤里，为什么信教倒渐成趋势？

　　梁文道：当整全性意识形态的东西破产，很多问题就出来了，中国社会总要一套东西来回答终极问题。以前回答终极问题的东西都被我们枪毙了，包括民族信仰、儒家理论等等，造成了我们所说的信仰缺失，终极关怀的问题在今天没有一个普遍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时候难怪有人跑去信佛。

　　南都周刊：四川5·12地震，来自佛教界的援助中，台湾的力量很强？

　　梁文道：这不是佛教本身的问题，而是非政府组织的问题。台湾的公民社会很发达，非政府组织很多，他们佛教发展的轨迹就是变成一种非政府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它其实并不传教，只做慈善，但是它的出现就代表了佛教，存在的前提就是佛教充分自由地发展，他们能够变成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内地就不可能了，它不会允许佛教发展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庞大组织。而且中国没有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也很少，所以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南都周刊：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梁文道：第一，不能把宗教当作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第二，我们不能把宗教当作心灵上的水疗SPA，今天很多人信仰宗教是为求心灵安定，但是其实佛教是有积极的入世的一面，只是被压抑了， 我们太强调宗教是私人生活心灵的东西。(S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