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6月16日上午，万众瞩目的“邓玉娇案”在湖北省巴东县一审结束，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

　　公诉人的起诉书中称，邓玉娇在制止邓贵大、黄德智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过程中，致一人死亡，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同时，鉴于邓玉娇属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具有主动投案自首的情节，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由于起诉书没有对邓贵大、黄德智的“不法侵害”予以明确的定性，因此公诉人的起诉既肯定了邓玉娇行为的防卫性质，又没有赋予其防卫行为以足够的正当性，因此才有“故意伤害罪”和“防卫过当”的定性。另一方面，起诉书又充分考虑了邓玉娇的自首情节和“心智障碍”，事实上已经将诉讼请求指向了免予处罚的最终结果。

　　这显然是一个平衡了多重因素的诉讼和审判过程，邓玉娇案经媒体披露以来，围绕此案发生的各种争论、博弈，几乎都可以在整个起诉、审判过程中找到相应的痕迹。至于这一审判结果是否存在逻辑上的不够自洽、其审判过程究竟是否坚持了司法独立的原则，或在其过程中是否存在媒体审判或舆论审判的成分，日后仍可能作为经典的案例而被广泛地讨论。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一得来曲折的结果，实现了实质的社会正义，免除了邓玉娇作为一个弱小女子，在经受了来自无良官员的不法侵害之后，再次受到公权合法侵害的危险。为此，所有曾经为邓玉娇的命运而忧心的人们，都应该感到欣慰。

　　围绕如何在中国社会推进法治建设、实现司法正义，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则认为应该强力推进相对独立的法制秩序的建立，避免包括权力和民意在内的所有外部因素的干扰，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司法正义和社会正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权力和金钱的干扰实际无法排除的现实情况下，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制约司法腐败、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利最可能的途径，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司法正义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引发巨大社会反响的案件，其核心的争议和讨论，大都来自于对民意与司法关系的不同认识，而在邓玉娇案件中，这种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更是趋于极致。当邓玉娇最初聘任的两位律师因“抱头痛哭”、“吟诗作赋”，而被某些学者批评为不够专业时，却有另外的学者赞同这两位律师以悲情唤起舆论同情的方式，认为在中国现实司法环境下，这是对维护邓玉娇合法权利最有效的策略。对一个细节争论的背后，是两种理念的根本不同。

　　邓玉娇案达至目前这样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以事实对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给予了回答，即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中，民意的充分表达和舆论的严格监督，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必要条件。

　　或许有人会发出不无道理的担忧和疑问：如果民意对司法的介入不但取得事实上的结果，而且在理论上得到支持，那么司法的独立性如何保证？如果司法屡屡向民意和舆论做出让步，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如何保证，法治秩序的建立又如何可能？如果程序正义没有保障，民意所诉求的实质正义又如何实现？

　　这确实是值得追问的重要问题，而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在当下的中国，民意和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就是保证司法独立于权、钱的正义力量；包括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在内的争论、博弈，就是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更广义的“司法程序”；至于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只能通过司法对民意的尊重，通过一个个实现了社会正义的正确审判而逐渐确立，舍此没有另外的途径。

　　或许再过多少年，今天的邓玉娇案将作为一个不无瑕疵的判例，为那时的人们所争议和讨论，但在今天，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