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是我的老领导、引路人、良师益友。”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大观的同事刘大响说。采访中，很多吴大观的昔日下属、同事也都把他称为自己的“老师”。

　　无论在黎明厂、设计研究所、西航还是科技委，吴大观不拘一格爱才、育才的事迹总是让人津津乐道。

　　他对我们是无私的

　　“如果没有吴老，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就。”黎明厂原技术中心计算室主任周卫国动情地说。周卫国大学毕业到黎明厂工作时吴大观已调至设计研究所，为了能在研究所借到所需的资料，周卫国直接找到吴大观要求帮忙，“当时我们素不相识，吴老在核实我的身份后，不仅帮我借到了资料，还以自己的名义担保给我办了研究所的借阅证”。

　　后来，周卫国经常去找吴大观讨教问题，“他总是无私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我，耐心地指导我；吴老到科技委后，我有时去北京找资料，都由吴老引见，还亲自把我带到对方那里”。正是在吴大观的帮助下，周卫国顺利找到了各类关键资料，解决了超音速叶片的技术问题，研制成了我国第一片超音速叶片，并获得了国家科学成果奖。

　　在设计研究所，白发苍苍的李志广谈到吴老对他的影响时几度流泪。1962年我国准备购买六架西方国家的飞机，李志广被确定为验收组的成员。这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可李志广和当时绝大多数科技人员一样，学的是俄语，研究的是苏联发动机。为此，吴大观每周抽出两个晚上把他叫到家里练习英语，并教授西方的发动机原理和外交礼仪。到了国外后，吴大观还特意给当时队中的一位老同志写了封信，请他多多照顾李志广。最终，那一次行程收获颇丰，也为李志广今后担任研究所副所长、总工程师奠定了基础。

　　不管是谁，只要是愿意学习、努力工作的，吴大观总是尽其所能地给予指导。因为他知道，航空动力事业太需要人才，而只有集体的共同努力，才能促进事业的发展。

　　在得知刘大响有严重的胃病后，他把工作刚满5个月的刘大响安排去疗养；在得知设计研究所韦龙庚因为岳父是“走资派”而在车间工作时，他坚决把韦龙庚调回了研发部门；在西航，他为了解决知识分子子女返乡、住房等问题，在党委会上拍了桌子……

　　“人才资源是航空工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要创造培养、吸引、用好人才的起码条件。”吴大观说。

　　直到他退休后，昔日的下属去看望他时，比人家岁数大上二三十岁的吴老总要叮嘱来人：“多注意身体。”

　　一些人开玩笑说：“吴老希望我们都多活几年，可以为中国航空动力事业发挥余热。”

　　对物质无欲无求

　　与对航空动力事业的执著追求截然相反的是，吴大观对物质生活无欲无求。

　　自1982年到中航集团科技委工作后，吴大观和他妻子华国就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2009年6月18日，记者走进吴大观的家，惊讶于其室内的简陋。水泥地、深青色的旧窗帘、一张需要用砖头垫着的沙发……除了客厅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再也找不到任何值钱的家具或者电器。

　　在吴大观的卧室里，只有3件摆设：床、书柜和衣柜，且都是1982年从西安搬家时带过来的。在衣柜里，吴大观最体面的衣服是一件80年代的蓝色中山装，是他参加会议、接待朋友时的着装。

　　吴晓云说：“爸爸一年到头不怎么买衣服，总说自己的衣服够了；平日里他就粗茶淡饭，老吃青菜豆腐，非常节俭。”一个趣谈是：1978年去英国学习斯贝技术，第一天到驻地后他就找到同事金理斌，讨要针线缝补出国前借来的一条西装裤。一个副厂长连条属于自己的西装裤都没有？答案确实如此。

　　然而，早在1955年的时候，吴大观的工资就达到了每月273元，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元。但吴大观认为自己工资太高，心里始终不安：“我为群众做了多少工作？凭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于是他两次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将自己的工资减一减，但未被同意。

　　1963年，越南战争爆发，吴大观觉得“机会”来了，他从一年工资中拿出1200元，以抗美援越的名义通过邮局寄到了越南驻华大使馆。一年后越战结束，他又想了个“奇招”：每月多缴100元党费。

　　而这笔不同寻常的党费，吴大观一缴就是46年。文革后，组织把封存几年的工资发还给他，他当即就“补”缴了几千元党费。“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别人问起此事时，吴大观总是如此回答，“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党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让我享受了那么高的待遇，我应该为党多做一点儿事；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

　　但是，他的节约、节省只是针对自己；当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当他人需要帮助了，他比绝大多数人更为大方。前年他家保姆住院开刀，他一下子就资助了8000元。

　　截至2009年3月，吴大观历年多缴党费11万多元，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9万多元。

　　在今年2月1日吴大观写给中航集团老干部局的信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又是我每年“多缴党费”的时候，我真诚地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缴党费”4000元，这一点儿绵薄之力，仅能表达我对党忠诚热爱的心意……

　　最后日子的感动

　　设计研究所原副总工程师刘国玉还清楚地记得：1993年2月16日的那次太行发动机研讨会议上，当吴老听说我国试验机的加速突破了6秒时，兴奋地站起来说“这是最好听的消息”的情景。

　　西航人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9月，斯贝发动机进行工厂试车时发生叶片断裂故障，年已87岁的吴老从北京匆匆赶来帮助和指导西航进行故障调查的身影。

　　他家的保姆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以后，吴老离休后依然坚持每周去办公室工作三四次，那条原本只需要走10分钟的路，吴老要停下休息三四次才能走完，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这一切记忆，在2009年3月18日化作泪雨———去年9月份，吴大观在体检时被发现肝脏有些问题，医生建议他作进一步检查，他没有去。但2月18日，吴老病重不得不住进医院。

　　“在一个月的日子里，吴老3次拒绝治疗。”吴老的主治医生航空中心医院李炜哽咽道，“他总说，不要用药了，我知道自己是什么病，请你们把最好的药用在该用的地方。”如果看到自己被输入的是进口药，倔强的老人总是自己拔掉输液管。

　　面对死亡，他毫无恐惧。他留恋的，只是他未尽的事业。

　　他对来看望他的同事、领导一遍遍叮嘱道：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定要加强预先研究；一定要讲真话，不要怕；一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发动机搞上去。

　　而对家人的遗嘱，他早已交代：丧事从简，不搞追悼会；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再缴一次(10万元)党费。

　　3月18日，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两天后，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医院举行，一张用旧桌子拼起来的灵台，二十多个花圈……

　　老人去世后，他在科技委的办公室几乎保持着原先的样子：紧贴着3面墙的5个书柜上摆满了书籍，除了与飞机发动机有关的，便是《求是》杂志；一张1982年沿用至今的办公桌，一个锈迹斑斑、印有“北京风光”的铅笔盒静静地躺在上面。

　　后人将他的36本笔记本和14本简报摆到了办公桌上，这是他1982年担任科技委常委后工作和学习的总结，但不是全部———至少笔记本目前就已经找到了56本。

　　翻开一本笔记本，其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我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我就想，天空多么美，多么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