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网络舆情飙升背后

　　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是应对网络舆论事件的最紧迫要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瞭望》新闻周刊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等共同发布的《月度舆情报告》中获悉，自去年12月份以来，我国网络舆论热点持续增加，总体呈上升态势，从每月13件增长到17件，进入5月更高达31件，几乎达到4月份的一倍，其中，“百万级点击率”的网络舆论事件屡见不鲜。

　　最新的统计表明，6月份，网络舆论热点仍保持在25件的高集中度态势，排名前五位的网络焦点事件，分别是“罗京去世”、“湖北29岁市长”、“绿坝软件”、“湖北石首事件”、“郑州官员质问记者替谁说话”等。

　　受访专家对半年来网络舆论热点的跟踪分析表明，近期网络舆论事件数量猛增，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社会紧张度正在上升。这些事件中暴露出的地方基层处置乏力，常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等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触碰最紧绷的那根神经

　　据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向本刊介绍，《月度舆情报告》对舆情的分析，采用人民大学和北大方正开发的“方正智思”采集分析系统，集中了各大媒体以及各部委的专家学者，以每月为单位针对网络上的社会公共舆情以及部门、行业专项事件进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从半年来的跟踪研究看，一个事件能引起网民的高度关注，聚集网络舆情焦点，主要是该事件刺激了网民乃至社会公众“最紧绷的那根神经”，这体现在8个方面。

　　一是政府官员违法乱纪行为。近年来，政府的公信力在民众心中的负面评价有加剧的趋势，一些地方或部门官员违法乱纪行为一旦曝光，就会马上成为全国的社会热点。如周正龙案、天价烟案等。

　　二是涉及代表强制国家机器的政法系统、城管队伍。这类事件主要涉及公检法、城管等政府部门，网上聚焦日益紧张的警民关系和不断发生的地方极端社会事件，可以看出社会民众的某种不满。如早年的刘涌案和近年的“俯卧撑”、“躲猫猫”事件。

　　三是涉及代表特权和垄断的政府部门、央企。这类事件涉及和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央企，如“北京站售票”事件、“央视大火”事件、3G频段分配等话题。

　　四是衣食住行等全国性的民生问题。这类事件涉及房价过高、费改税政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医疗体制改革、高考改革等。

　　五是社会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公众对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初次分配不合理问题的不适感不断增强，不满情绪日益积累，比如国泰君安天价薪酬、高管降薪等。

　　六是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一旦发生危及国家利益和民族自豪感的事件，网民会应激性地作出反映。如家乐福事件、俄炮击我货船、菲律宾黄岩岛事件等。

　　七是重要或敏感国家、地区的突发性事件。主要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巴以等国家和地区，如奥巴马就职、巴以加沙冲突等。

　　八是影响力较大的热点明星的火爆事件，如艳照门、小沈阳爆红等。

　　这八方面问题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现实世界中公众对于贪腐、贫富差距、公权力运行、民生等问题日趋敏感。这些负面情绪日益积累，极容易经由很小的一个事件引发网民的情感共振，形成网络舆论事件。

　　进入5月，“罗彩霞案”、“杭州飚车案”、“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邓玉娇案”等“百万级点击率”的网络舆论事件屡见不鲜。“这反映了社会紧张度正在上升”，喻国明说。

　　舆论落差凸显基层乏力

　　据分析，大多数网络舆论事件的发源地都在基层，但解决路径却依赖着高层；对于事件的处理，网民大都对党政高层存在较高期待和好感，对基层则持失望和不信任态度，表现出显著的舆论落差。

　　4月份的月度舆情报告曾对今年一季度公安部门的所有新闻报道进行了媒介分类分析，发现网上对公安部的批评报道为零，但随着公安机关级别的降低，负面新闻比例大幅上升。专家分析，这基本反映出了各级政府部门的现状，即大量矛盾冲突未能在基层很好化解。

　　比如对公安机关今年1～3月的近6万条报道交叉分析后发现，批评公安机关效率低下的，省级、市级公安机关占14.3%，县级占57.1%，派出所占14.3%；批评其违法乱纪的，县级、派出所各占37.5%，省级、市级各占12.5%，表明媒体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县、乡两级。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网络舆论事件的干预解决，主要是越级干涉，发生事件的主体部门、同级乃至直接上级主管部门大都没有参与事件的解决。

　　如天价烟事件发生后，同级部门甚至为周久耕辩解“偶尔抽一点高档烟，平时表现不错”，最后由南京市委干涉；北京站售票事件，甚至要铁道部、中央高层亲自过问，而之前无论北京站、北京铁路局都未见任何反应、解释和处理。

　　从网络舆论事件传播路径上来看，传播者一般都会绕开本地网站，直接寻求在全国性的、访问流量大的综合性网站、社区发表。

　　“对本地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希望越级解决问题的心态在网络舆论事件中非常明显。虽然越级干涉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它不可能成为常规的解决方式，而且也会刺激此类事件越来越多。如果不激发基层政府解决问题的活力和动力，而是一味将矛盾上交，很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风潮”，喻国明对本刊记者说。

　　而从干涉的时机来看，仍然滞后。在危机公关和议题管理上，最好是事件发生后12小时内作出反应和启动应急预案。但目前政府多是在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后才“千呼万唤始出来”，错过了改变舆情意见流向和正负态势的良好时机，往往造成网民的情绪淤积。如天价烟事件11天后干预，躲猫猫事件7天后干预，北京站售票事件4天后干预。

　　目前我国拥有3亿多网民，其年龄结构日益与社会整体年龄结构相重合，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高度重合，“网络民意表达正在接近等同于社会公众的意见表达”，喻国明说，“网民关注的议题也正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网络意见的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非常明显”。

　　近来的网络舆论事件，越来越表现出走出虚拟世界，影响现实世界的趋势。比如“邓玉娇案”，法律界的律师们从网上声势庞大的各种后援团中走出来，参与案件侦破。他们对案件的亲身体验，感染、吸引着网民对这一事件倾注更多的情感关注。中华女子大学学生也以行为艺术方式支持邓玉娇维护自身权益。

　　在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看来，在邓玉娇案中，网民的要求已经开始由伸张正义、司法公正等较为具体的诉求，扩展到“保护女性权益”、“维护女性尊严”等较为抽象的诉求。

　　“利益诉求的抽象程度，是衡量群体性事件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边是群体性事件正在升级；另一边是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意识、手段、方法普遍缺乏。如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群体性事件二者合流，将对基层政府提出全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单光鼐说。

　　民意表达向网络倾斜

　　受访专家分析指出，当前，由于社会阶层分化，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极易造成民众“相对的被剥夺感”，引发情绪淤积，此时尤其需要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如果常规的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民意表达渠道出现阻塞，民意表达就会被“挤压”到道德约束、行政约束、社会秩序约束相对薄弱的网络世界中，以网络舆论事件的形式释放出来。

　　“即使是与欧美互联网络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较，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对社会议题、政治议题等进行讨论的激烈程度、范围广度以及对事件解决的推动力，也是‘风景中国独好’的”，喻国明说，“由于常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传统媒体的舆论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我国的网络承载着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功能。”

　　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意表达渠道大致分为几个层次。一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采集民意形成提案议案，对有关部门进行咨询、质询等方式来传达群众的关切。二是通过群众写信、上访、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等形式，反映群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呼声。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就某一事务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此外，传统媒体也是表达老百姓心声愿望的重要孔道之一。在网络时代，各政府网站也纷纷开设了市长信箱与民沟通。

　　然而现实生活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民意上达作用尚不理想，极端的现象是有的代表委员多年也不提一个提案议案。各地接待群众信访的效率偏低，特别是对越级上访的严防死守、“自己的孩子自己抱”等方式，也限制了信访渠道的功效。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煤、水、电、气、油、公共交通等价格听证会，往往由于其程序、形式的不规范而流于形式，被老百姓称为“涨价会”。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也有不足。

　　以上种种渠道不够通畅，使中国的网络舆论焦点表现出持续高温，并将居高不下。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龚维斌说，如果现有的民意表达渠道得到充分利用，通过网络表达意见的热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高，以致出现数量猛增的网络舆论事件。

　　“应对网络舆论事件，‘堵’是不管用的，只能疏导。目前紧迫的任务就是，疏通常规的民意表达渠道，解决这一渠道畸重畸轻的问题，以多种形式、多管齐下地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上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