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13日电（俞玮）13日的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庄严而肃穆。在这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灵堂里，摆满了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在最接近遗像的位置，摆放着任继愈子女送上的花圈，上面写着“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留言薄上，写满了人们对一代宗师的追思之情：“融汇中西，何妨儒道佛道；贯通古今，不论国学哲学”“掌国图以广石渠，印藏经直通梵天。”“为人为学，高风亮节；学人楷模，举世同仰。”“国失大师，山河同悲。”……

　　在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不少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在家人或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蹒跚地走到任继愈灵像前，默默地献上一束菊花，久久地凝视遗像不语。在他们心中，任老为人低调且平和，虽然话不多但幽默风趣。他穷其一生于我国哲学和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为我国的图书馆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有哲学和国学大师的风范，更有着老一辈知识分子对祖国无比忠诚的爱国之情。

　　继承韩愈爱国之情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2009年7月11日于北京逝世，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长达18年。一直以来，人们对他的认知，可能更多地是他在宗教学和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但是，当汕头大学教授隗芾拄着拐杖走出吊唁大厅时，他告诉记者，任老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贡献也很大。

　　1986年，汕头大学打算召开首届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参会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等8个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隗芾担任筹备组组长。当时，学界有“南饶北季”之说，即两位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和季羡林，于是隗芾给二人打电话。谁知饶宗颐回复说，出席此会除了邀请他和季羡林之外，必须还有一人，那就是任继愈。隗芾颇感奇怪，任继愈是宗教和哲学领域的大师，怎么会对韩愈有研究？抱着一丝疑惑，他向任继愈发出了邀请。

　　从北京乘飞机到广州，再从广州坐了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到汕头，当隗芾见到坐在马路牙子边上等他的任继愈时，他对面前这位70多岁的老人充满了敬佩之情。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学界对韩愈应该如何定位？会上，任继愈提出，要从文学、哲学和宗教的角度继承韩愈的精神。多数人认为韩愈反佛，但是实际上“韩愈反的是那个朝代佛教的做法，而不是反佛教的根本。”正是这次会议，为后人研究韩愈奠定了基础，而任继愈的观点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学界被证明是站得住脚的。

　　了解任继愈的人都知道，他本名任又之，后改名为任继愈。对于这个名字的来历，隗芾曾问过老人，得到的答案是：年轻时，因为被韩愈忠君爱国之情打动，故改名“继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里，对韩愈做出了很好的评价，说他抱负宏大，自视甚高，忠君爱国，他的文章切合时弊，提倡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

　　“他继承韩愈更多的是继承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隗芾说，通常文人更看重苏轼的上半句，而任继愈则看重后句“道济天下之溺”，即韩愈其文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有着杜甫一样忧国忧民的情怀。平日与朋友交谈，除了学术交流，任继愈说得最多的都是国家大事。

　　留给学生勤奋治学之风

　　走出吊唁大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方立天依然难抑悲伤，几度泪水浸润了眼眶。他曾于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北大哲学系，与任继愈有着深厚的师生之情。从那时起，老师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勤奋治学。“"任公"（哲学系学生对任继愈的尊称）常说，幸福就是要投入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国家多做贡献，而不是游山玩水。”每到清晨4时，北大燕园里就可以看见任继愈和季羡林等人的身影，他们一袭长衫，手捧一本书，孜孜不倦地读着。

　　任继愈的早期著作《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哲学基本教材曾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更是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孔子是儒教的教主”，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无宗教”的观点，成为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贡献。

　　在国家图书馆的办公室里，他的书桌上总是摞着厚厚的书稿，其中绝大部分都曾一本本看过。据方立天介绍，任继愈对《孔子》一书进行过4次翻译，不断地对书中的要义精髓进行修改，使译文内容精益求精。虽已过耄耋之年，但是为了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给后人以帮助，他依然不遗余力，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过一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宗教大辞典》和《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则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

　　“任公总强调做学术研究不能急躁，要坐得住冷板凳。”方立天说，即使是最后在病榻之上，老人心心念念的依然是未完成的书稿，对工作人员不断叮咛，他勤奋治学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

　　展现洁白无暇人格魅力

　　上午十点半左右，一位年过60的妇女手捧鲜花走进灵堂，对着遗像流着泪喃喃道“任伯伯，我来看您了……”她叫齐小石，父亲毕业于北大哲学系，高任继愈一届，青年时代两家来往甚为密切。父亲去世后，因任继愈也年事已高，她怕影响老人休息，联系渐渐少了，直到11日从网上惊闻噩耗，才知叔伯已去，今日一早就买了一大束花前来吊唁。

　　“我父亲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做事都是兢兢业业，做人很廉洁。”齐小石说，1964年，她父亲和任继愈等人分到北大中关园的住房，每家大概都是100多平米，但是这些人认为自己家里人口少，不用住那么大的房子，纷纷向组织申请换给其他更需要的教师住。

　　毛主席曾评价任继愈为“凤毛麟角、人才难得”，但是这位难得的人才一生都没有出过自己的全集，对此，他曾这样说：“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大家时间。”

　　多年来，任继愈始终坚守“四不”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当挂名主编、不出全集。在他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对国图做出了明确的定位，即国家图书馆的作用是推动全国图书馆的发展，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普及，对繁荣国家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一位对人对事都很平和的长辈，说话轻轻的，虽然话不多，但是幽默风趣。”在留言薄上，齐小石郑重地写下了八个字：一代宗师，洁白无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