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故事

　　奥运会帮助中国更加透明地融入国际社会了吗？外部世界会因为奥运会更加真实地认识中国吗？中国将经历怎样的“后奥运低谷”？耗资巨大的奥运场馆赛后能否得到善用？

　　这些问题，在北京奥运会筹办和举办的过程中，不断被各方人士提起，今日再论，似无新意可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们仍是我们今天，在奥运会一周年之际，盘点中国奥林匹克遗产的经典角度。

　　事实上，过去的这一年间，在中国及国际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已经在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国际著名语言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先生，2008年1月7日在《瞭望》新闻周刊撰文指出：“如果我们能把东方文明创造的丝绸之路公平贸易，与西方文明创造的奥运精神及和平宗旨相结合，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世界和平新秩序的重建，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在过去这一年间，这样的预言是否在部分地发生？

　　中国人希望举办一届奥运会的梦想已持续了百年。拥有人类约1/5人口的这个国家，曾经历了长期的闭关锁国。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利后，中国人喊出的口号是：“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2008年是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一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正是对那一声呼喊的回应。

　　东方与西方的握手，本不该这么艰难。好在奥运会提供了空前沟通的可能。这样的沟通，在奥运会后都催生了哪些美妙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感到失望——在这过去的一年里，人类经历了一场目前还没有结束的噩梦。当菲尔普斯去年在“水立方”斩下八枚金牌的时候，华尔街的大佬们在咀嚼最后的晚餐。奥运会刚刚结束，“雷曼兄弟”即申请破产，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多事之秋接踵而来。在最需要提振士气的时刻，中国遭遇三聚氰胺的巨创，奥运会带来的快乐被骤然缩减，人们被拉回现实世界，深感社会转型之任重道远。

　　中国以迅速成长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的后奥运时期与国际金融危机的时间重合，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在今年上半年取得了7.1%的GDP增长。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许节节攀升，这意味着更高层次的合作，也暗示着冲突的可能。

　　好在，长城脚下的奥运圣火，燃烧在全球化技术日臻成熟的时代，它的光芒能够抵达更多的角落。尽管西方对中国仍然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是他们感到陌生的体制模式，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21世纪，因为经济的高度黏连和沟通的空前迅捷，东西方只有交流合作和学习借鉴才能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奥运会后这一年间，应对金融危机迫使大家走到一起心手相连，或可算作奥林匹克的另类表现。□（文/王军）《瞭望》文章：更加透明的中国

　　“在我看来，中国是寻找自己道路的领跑者，希望她能够给整个世界树立良好的形象、和谐的形象。相互指责别国体制的时代已经过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世界唯一的未来方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王旭光

　　奥运举办一周年前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日本人加藤嘉一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但开幕式当晚，他也难以控制住情绪；以前，他听说过中国人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民族，现在他懂得了这句话的深意。

　　一位了解中国历史的美国人如此写道：“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百年苦难的补偿。”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来自四川的地震幸存者、9岁男孩林浩和姚明一起步进会场，这被媒体认为是最感人的一幕。

　　为期两周的奥运会期间，639名中国人展示了惊人的技能与决心。最终，中国奥运代表团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佳战绩，以51金、21银和28铜的成绩，首次在奥运会金牌榜上排名第一。

　　6月26日，2009年世界劳伦斯体育奖颁发了最佳团队奖，中国奥运代表团凭借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获此殊荣。

　　中国媒体普遍对此波澜不惊，就像北京奥运会上对本国运动员失手金牌的宽容那样一脉相承。与1981年中国女排初次夺取世界冠军的那个时代不同的是，现在，中国自己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领奖台”。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这一年，中国以33700亿美元的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跻身世界经济排名前三强。

　　常住北京的加藤嘉一告诉本刊记者，奥运会后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怀着好奇心，要看看后奥运时代的中国。

　　这一年，大事小事不断

　　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

　　开年之际，南方发生雨雪冰冻灾害；5月12日，距奥运会开幕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强度8.0级的汶川大地震突发，仅在四川省，就有68712名同胞遇难，17921名同胞失踪；此后，南方又发生水患。

　　紧接着夏季奥运会的，是一个多事之秋。三聚氰胺，一种普通的化工原料被大量掺入奶粉，击垮了中国大型乳品生产企业三鹿集团，激起食品行业的惊涛骇浪。

　　中国人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巨大喜乐，骤然跌落。截至年底卫生部的通报，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达29万余人。

　　在这多事之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中国第一次为平民死难者设立国家哀悼日，第一次为灾害遇难者建立DNA数据库，“尊重遇难者尊严”被写进了中央政府官方文件；

　　中国开始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汶川大地震的灾害报道以空前开放的方式进行，各大电视台和互联网甚至以滚动直播的方式即时报道；

　　食品质量免检制度被国务院废除；因为三鹿奶粉事件，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去职务。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迎来3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上提出著名的“不折腾”，也给外国记者出了一道翻译难题。

　　奥运会结束后这一年中，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甲型H1N1流感……中国大事小事不断。

　　中国最近引起世界的关注是7月5日晚上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报道：“乌鲁木齐‘7·5’暴乱发生后第二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就组织近60家外国媒体到当地采访，期间开放的程度空前，记者可以自由行动，无论是采访维族还是汉族，官员没有任何阻拦。即使是现场临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外国记者也被允许留下来继续工作。”

　　7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以直播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

　　有的西方主流媒体依然我行我素，曲解事实。

　　英国《伦敦晚报》官网报道“7·5”事件时，配发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的被暴徒袭击的无辜群众相互安慰的视频截图，画面中是两位被暴徒袭击后满是鲜血的少女。然而，《伦敦晚报》给出的图片说明却为：“两名女士在被警察攻击后，互相安慰。”

　　7月2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报道：“有天一家著名美国电视台主持人在街头作电视评述，当他还在录像时，突然一名20多岁的汉族青年用英语高声说：‘你说的是错误的，你在撒谎！’”“那名电视主持人不得不中途停止，那名青年走到主持人跟前说：‘你不要以为我们听不懂英语就胡乱报道，你们这些西方媒体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对此评论说：“当事情发生以后，要靠新闻的公开和透明，靠新闻事实真相解决。当我们按新闻规律去办事，更人性化更开放更透明，我们就能理直气壮面对那些不客观的新闻报道，并使这种不客观和不真实成为丑闻和笑料。”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说，第一时间向媒介开放，打破了少数媒体道听途说的做法。西方的主流媒介，比如CNN、美联社、《纽约时报》，它们在全世界有影响力，对中国有偏见。如果这样的媒体报道成为唯一声音，主导全世界舆论，偏见就会被强化，造成恶劣的影响。让不同媒介，更多的记者到第一现场采访，从不同角度形成观察点，最终会形成对事件的全景、客观的报道。

　　白岩松接受南方报业采访时说，这样的开放也是必然的。从大的背景来看，经历了西藏“3·14”事件、奥运会火炬传递和汶川地震、贵州瓮安事件，中国的政治高层对透明的作用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就是对突发事件，你第一时间对媒体开放不会带来副作用，反而会制止谣言流传和虚假新闻的出现。这次“7·5”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加藤嘉一说：“2008年到现在，我感觉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不公开会使国家的形象受损，对自己不利。更加的透明是战略性、选择性的透明。”

　　他说：“我作为一个海外的观察者，并不想盲目地表示赞扬。理由有二，一是人们往往从自己利益出发，对外国媒体的开放，这一不断改善的事实，是以中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其二是中国很大，哪怕一点点的开放与改善，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都不是小事。这个变化是不容易的。”

　　“这就是世界的游戏规则”

　　加藤嘉一认为，不能否定一些外媒被操纵的因素，但西方媒体讲求的是重点突出，中国的读者，往往希望报道要中庸。

　　喻国明说：“西方媒介生来就是挑毛病的，它的文化是‘乌鸦文化’。不说中国的坏话，也要说其他国家的坏话，不说其他国家的坏话，也要说本国政府或者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坏话。希望外国媒介天天表扬中国，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那样正面宣传，那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他认为：“我们有许多东西按照我们的逻辑、方式去做，在西方的游戏规则和话语面前，变成了所谓宣传、政治的诉求，遭到西方主流舆论强烈反弹，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这暂且不论，但这对于我们确实是一种挑战。”

　　奥运会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作过一项研究，把雅典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新闻报道进行词频分析，结论是：雅典奥运会充满了政治和宣传性口号、用语，而北京奥运会相对来说更加平和，政治性词汇明显少很多。

　　“这说明我们努力用西方人更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去沟通，”喻国明解释，“当然西方也应该尝试用我们的方式来沟通，这是双向的。但是西强我弱，他们属于优势一方，所以我们首先要吸收他们的强项，和他们去沟通。”

　　加藤嘉一向本刊记者提起东京奥运会。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EzraVogel)写作《日本第一》一书，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那个时候，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与今天的中国相同，面临着来自海外的‘日本威胁论’，尤其是在日美贸易上处于劣势的美国，以这样那样的方法对日施加压力。”加藤嘉一说。

　　喻国明认为，中国现在面对如此密集的批评，主要原因不是意识形态方面，而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位置越来越重要，让人觉得“在洗别人的牌”，“重新划定势力范围”，当然会受到别人的反弹。日本在全世界响当当的品牌索尼、松下、丰田，当年进入国际市场时，感受到的市场壁垒与舆论谩骂一点儿也不比中国少。

　　他说，美国被称为“超级大国、世界警察、最好的民主实践的国家”，但是美国每天也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不可能都是严肃的、严谨的。任何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个人、集团、企业、国家都会受到批评，这就是世界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