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自贡盐场

　　报人策动和平解放 千年盐都免遭战火

　　新闻界前辈积极地投入人民解放事业，成功策反拥有数千人的国民党自贡盐警部队

　　解放路线：重庆—宜宾—自贡—乐山—峨边

　　策动和平解放新闻工作者接受历史使命

　　寻访徐至诚老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由于5年前老人就生病住院，除了专职于党史研究的人士，熟悉徐老的人并不多。最后经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贡市委和民盟自贡市委同志的引荐，记者终于在自贡市四医院新住院大楼的一个病房，见到了这位传奇的新闻前辈。

　　五年前因为高血压引起全身瘫痪，徐老至今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床也说不出话来。2009年6月8日，听闻《华西都市报》“重走四川解放路”报道组的记者前来探访，90岁老人瘦削的脸上闪露出笑容。

　　徐老所在的《华西日报》的名字和记者所在的《华西都市报》的名字有着惊人的巧合和相似。《华西日报》虽然是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机关报，却因为有大量进步人士担任总编辑和主笔，时常成为四川革命者和左翼人士的舆论阵地。抗战时期，《华西日报》先后发表大量言论，呼吁和号召全民抗战。

　　据徐老的书面回忆，当初，也正是为着追求《华西日报》宣扬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他在1943年加入到了《华西日报》的采编工作中，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时任社长的甘绩丕。

　　原本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任职的甘绩丕，1936年至1937年任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经理处副处长，1942年开始兼任《华西日报》社社长。在徐老的印象中，甘为人诚恳，处事稳重，有股子书生气。虽然从不表露激进的情绪，但熟悉他的人都很清楚，甘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异己多有不满，经过一段时期的接触，1944年底，由罗忠信、杨伯恺介绍，甘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徐老回忆，《华西日报》在抗战胜利前夕，因一再宣传实行民主政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触怒了反动当局。1945年4月，蒋介石亲自出面压迫董事长潘文华，改组了《华西日报》，并撤销了甘绩丕兼任的社长职务。

　　1949年解放前夕，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定性为非法组织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在这关键时期，徐老接受了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到自贡与先期抵达并已当上市长的甘绩丕接头，协助其做好自贡迎接解放的工作。

　　徐老在书面回忆中讲述，当时民盟四川省（地下）支部交给他的任务是到自贡协助甘绩丕，响应中共的号召，通过宣传教育，组织发动各界人民群众，搞好护厂护校，保护好自贡盐场，保护好敌伪档案，特别是要保护好人民生命财产，掩护地下党员和盟员。“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民主党派，所以我积极接受了党和民盟交给我的任务。”

　　赢取民众信任市长公开反对腐朽财政令

　　解放前夕的自贡，和其他地区一样，不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公务员都是人心惶惶。公众到底是站在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一边，还是继续和腐朽的国民党政府一起，不仅是双方在战略战术上的较量，同时也考验着那些潜伏在敌人阵营中的地下党和有识之士的智慧。

　　甘绩丕抵达自贡之后，因人地生疏，开展工作确实困难。不过，徐老回忆，甘在自贡十分讲究斗争方法，沉着应战，一方面注意保护进步势力，积极争取中间势力，一方面同反动势力进行巧妙的斗争。他发现盐场工商界人士中的消极情绪，很容易倒向反动势力，因此他采取了宽严结合的办法，在照顾他们利益的同时，也对他们的错误行为加以制止和批评。

　　严谨干练的甘绩丕被人称为“硬火”。他用缓兵之计，制止了逮捕80多进步师生的行动，用折衷的办法，处理了蜀光中学校董会拖欠教职员工的工资问题，用强硬的态度，抵制了大盐商们集体倒账，并采取贷款办法，维持生产和职工生活。最让当时各界人士称道的是，在国民党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刻，他公开反对国民党财政部提高镍币面值的命令，并在街上鸣锣宣布停止执行，几天之后，当局电令取消原令。正是在1949年5月中旬到8月底，仅仅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甘绩丕赢得了自贡民众的信任。

　　就在这个时候，徐志诚被派到自贡协助甘绩丕做迎接解放的工作，并带去民盟省组织关于响应中共的号召，保护好自贡盐场和人民生命财产、保护好公共财物和机关档案、掩护好地下党员和盟员的任务。徐老抵达自贡后，以投亲靠友的名义留在甘的身边做秘书工作。

　　保护自贡盐场成功策反数千人的盐警部队

　　两名民盟战友的会合，加上曾是《华西日报》同事的关系，两人在自贡的配合得心应手。不久，由中共川西边临时工委留蓉支部派来的共产党员唐星平来到自贡，专程商谈自贡解放事宜。

　　1949年10月中旬，毛主席已经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样的消息对仍存在的国民党政权的西南地区来说，无疑是令人不安的。自贡是四川最重要的盐业工业区，盐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国民生活的稳定保障，而且也关系到解放军后勤补给。

　　但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三个反动党派的头目经常在自贡召开“三党联系会”，秘密商议“戡乱应变”计划；中统特务打算组织土匪武装“武工队”，企图以打游击的形式，抵抗人民解放军，扰乱社会治安；军统特务则计划用黄色炸药炸毁盐业生产设备和把炸弹投入井腔。由于敌人反动宣传的影响，一些资本家和公教人员也心存惶恐。面对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局势，为了保证自贡的和平解放，按照中共川西边临时工委的指示，唐星平提出了要坚决保护自贡盐场生产设备不遭破坏；切实掌握地方武装情况，不让国民党将其带走等要求。

　　怎么保护盐场？徐老回忆，甘绩丕在保护盐场方面功不可没，首先他想到的是对拥有数千人的盐警部队进行策反，利用他们的力量来保护盐业设备。

　　由于解放军兵临城下，和其他的国民党武装力量一样，盐警部队也准备撤往西康、云南，甘极力相劝：“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全国各地都要解放了，云南何能独免？解放军打到云南，你们又往何处退呢？”最终，这些部队全部留下，为盐场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与此同时，1949年的11月24日，甘绩丕利用原自贡市工会在“盐工之家”召开的盐工代表大会，号召盐工“保护盐场生产设备，严防坏人破坏活动”，要工人们认识到井灶是自己的衣食地，必须组织自己的力量加以保护。最终，盐工们团结起来，让盐场得以完整地保护下来。

　　稳定社会治安市长当上袍哥会“大爷”

　　不论是上海，还是武汉，或者重庆，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变迁中，沿江城市独特的封建袍哥组织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地处岷江上游的自贡，多年来盐业码头兴起，袍哥组织形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堂，封建把头既欺压盘剥普通船工、码头工，同时也是当地治安的一颗定时炸弹，尤其是他们加入到票盐运销后，更是把盐业市场搞得乌烟瘴气。

　　如何让这些封建把头安定下来不出乱子？甘绩丕自有一套办法。1949年12月2日，在原市银行二楼，甘绩丕以袍哥会大爷的身份，召集仁、义、礼、智、信五堂袍哥舵把子会议。尽管面对的是平常穷凶极恶的黑社会势力，但甘依旧义正言辞地与他们讲道理，希望他们保卫家乡，维持好地方秩序。并强调，各堂袍哥负责所在地区，不准出乱子。“如果哪个出了事情，我当大爷的不客气。”

　　强硬的口气顿时震慑了各路袍哥。会后，五堂袍哥舵把子就在自贡的福集旅馆楼上，召开了各堂执事约70余人参加的会议进行传达，并由各路袍哥通过基层组织执行。

　　两军即将交火阵前疾呼“自己人不要打”

　　1949年12月3日，解放军解放纳溪、合江、泸州的消息传到自贡后，自贡各界一片慌乱。而一些守城部队也开始蠢蠢欲动，有的想逃走，有的妄图抵抗。

　　为了稳住局势，甘绩丕前往警备司令部，反复说明不要抵抗，要保护老百姓，顾全盐场，并与军方取得一致的意见。4日午后5时，解放军到达富顺县的邓关。徐老回忆，当时解放军抵达邓关时，可以说自贡的和平解放就万事俱备，只等解放军进城了。

　　在接到解放军28师参谋长刘明鉴打来的电话后，甘绩丕与国民党当局警备司令部杨续云副司令决定，派徐至诚作为代表迎接解放军。

　　徐老回忆，12月4日晚上，听说解放军已经过了沿滩，次日凌晨零点30分，徐老一口气跑到市郊东兴寺，远远望去解放军队伍已依稀可见。可能是为了进行“火力侦察”，解放军放了几十枪，不知情况的盐警队随即还了两枪。情况紧急，如不及时制止的话，双方极有可能打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徐至诚跑到两军之间高声大喊：“我代表甘市长来欢迎人民解放军，请速派出代表与我接头。”喊话之后，徐老同时又大声阻止盐警队开枪，连说“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不要打！”最终，双方的枪声停歇了。

　　在向盐警部队传达了甘绩丕市长“将枪倒挂肩上，不准抵抗，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命令后，徐老与解放军十军二十八师王指导员、二十八师宣传科长田海和大川一大队八二分队政治委员秦之光等接上头。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1949年12月5日凌晨1时，徐老见证了千年盐都的重要变迁。在洋灰桥进城的滨江路上，解放军向空中打出了几发耀眼夺目的信号弹。徐老在回忆中写道：这表明黑夜过去了，黎明已经到来，从此自贡人民当家做主了，千年古老的盐都得到新生。

　　当天凌晨2时，在徐至诚带领下，解放军代表抵达自贡市政府大楼。甘绩丕和市参议会参议长李秉熙、市商会会长侯性涵、地方法院院长丁德立等20余人，在市政府欢迎解放军。甘市长同解放军先头部队首长会见后，即率领全市军警及政府各机关2700余人宣布自贡市起义。

　　由于平稳过渡十分顺利，自贡街头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那些原本关门的商店纷纷开门营业，人们载歌载舞，玩龙灯狮子舞，欢庆自贡的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