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曾180度转身 用滚木运巨石(图)

1958年5月，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　（资料照片）

陈志德。

 　　

　　那一刻

　　1958年5月，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

　　亲历者

　　陈志德：1917年生于江苏常州，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施工组负责人，曾任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处长，2002年去世。

　　讲述者

　　吕爽：86岁，陈志德的妻子。刘士元：86岁，陈志德的同事。陈棲桐：86岁，陈志德的同事。

　　1950年，从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的陈志德回国，进入北京市建设局工作。

　　1952年，他被调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担任施工组组长。自此，“纪念碑”成为他一生的关键词。

　　多年以后，陈志德的孙子在小学作业里，用“建立”造句：爷爷从美国回来，参与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结缘纪念碑

　　1950年1月，一艘轮船经香港驶向天津。33岁的陈志德站在船上，望着隔岸旗杆上的那一抹鲜红，内心的激动无法平复。两个月前，他便开始收拾行囊。因为大洋彼岸的他知道，新中国成立了。

　　只是那时他不知道，此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已经悄悄划定了大洋彼岸的他归国后最初的人生轨迹——参与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9月30日，决议通过的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率领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奠基典礼。

　　随后的三年里，中央及地方共17个单位组成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下称兴建委员会），前期筹划和设计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兴建委员会用一年多的时间面向全国征集设计意见，在收到的140多种设计方案中，亭、台、堂、碑各式各样。几经归纳，意见归结为建设低矮分散型还是高大集中型上。后来大多数人认为歌颂人民英雄的崇高形象，表现其伟大功绩，工程应采取高大而挺拔的表现形式，因此兴建委员会放弃各种低矮的方案，将传统的碑身形式和碑座上的浮雕相结合，最终奠定了工程雏形。

　　1951年国庆节，陈志德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遴选出来公开征集意见的三个模型。一个是木制大模型，其形状酷似三个门洞的城台，上有高碑。另外两个小模型，一个是坡顶，一个是群像雕塑。

　　从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的陈志德回国后进入北京市建设局工作。那时候，他和纪念碑还是两条平行线，直到1952年。

　　那年的第二季度，经过最终的讨论、修改，和目前相似的纪念碑设计方案最终敲定。兴建委员会成立施工组。陈志德被调任组长。当年8月，工程正式开工。

　　崂山采石

　　在吕爽的记忆中，自从陈志德进了兴建委员会，就一直非常忙。

　　陈志德的忙碌围绕着一块大石头。

　　按照设计方案，“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要刻在一块长约15米、厚约0.6米的整块碑心石上。为保证不折断，石料开采时厚度必须达到3米，这就意味着，毛坯将重达300吨以上。如此巨大的石块，如何从岩体上完整地开采下来？这是施工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海上名山第一”的青岛崂山最西端的九座山峰称为浮山。因九峰并列，旧时被称为青岛名胜里的“浮山九点”。由于那里的石头质地均匀、耐风化，经过全国范围的考察，纪念碑碑心石料开采地点就选在了浮山大金顶。

　　陈志德与施工组部分工作人员直奔采石场。出这趟差，陈志德并不安心——妻子的预产期就要到了。

　　一行人来到开采现场，面对完整开采300多吨大石料的难题，从南京、上海等地招募来的技术工人也无计可施。当地老石工出了个主意，选择一大块平整岩体，四周凿几个炮眼，在深处埋上炸药打“闷炮”。但是试了两次，结果都达不到所需要的平面尺寸。

　　再三商议、征求意见，施工组想出了新办法：沿石料四周挖槽，然后沿石槽在预计的剥离面四周横向等距凿几十个对称的楔子眼。另外，石料长边两边对向凿出8个窝，放置200吨的千斤顶。由几十人用重锤将铁楔子插入预定剥离线中，同步均匀锤击，同时8个千斤顶也压足力量。

　　锤击的号子响彻大金顶，石料果然按预定剥离面分离——碑心石的开采问题解决了。

　　滚木运巨石

　　很快，关于石头的难题又来了——这么大的石头，怎么运？

　　浮山采石地距离青岛车站大约30公里，大部分是丘陵地。最初设想是修一条临时重轨铁路直达石料处，但是刚刚建国，百废待兴，铁道的选线和路基、桥梁建设所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各种条件都不能满足要求。

　　施工组广泛征求各方建议。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起重工提出采取最古老办法——滚杠。

　　路面上铺设枕木，鞍山钢铁厂找来的无缝钢管初坯放在枕木上做滚木。大石头放在定做的铁架上，下面特意找来黑枣树与柿子树嫁接的硬木做成的平拍子。滚木与木拍子接触，用推土机牵引滚移。大石料微微挪动了。

　　从浮山山路出口到青岛火车站，青岛市民代表队伍，一路夹道相送。大石所过之处，满是鲜花和爆竹声。

　　沿途清除障碍、加固桥梁，30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8天。

　　铁路部门多方协助，从东北小丰满水电站调来全国唯一能承载90吨的车皮，将大石料在车上临时加工减重运输。

　　1953年10月13日，挂着专列牌子的列车终于载着这块荣耀的石头，缓缓地驶进了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碑身转180度

　　工程如火如荼。吕爽感觉到，丈夫更忙了。他们将孩子送到姥姥家照看，平时只有周日一家人才能短暂团聚。

　　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后，施工组突然接到兴建委员会的指示，要将整个碑面移转180度。

　　按照中国礼制中方向与尊卑的关系，建筑多为坐北朝南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最初的设计，也是让“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题朝向南方。但是，当时许多群众向兴建委员会提出建议：重大的群众活动都集中在天安门与纪念碑之间的广场上，为了方便瞻仰，碑身正面应朝北，与天安门相对。这一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及专家们的同意，决定把碑面移转180度。

　　多年后，陈志德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述了石碑的这次华丽转身：施工组临时将石料砌面整个作南北对调。所幸，纪念碑的结构工程本来南北对称，变动固然很大，但未使施工进展受到影响。

　　60吨碑心石“站”起来

　　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最初的加工后，碑心大石虽已“瘦身”到60吨，但依当时的条件，要把这么重的石头吊起20多米安装到碑身上绝非易事。

　　据当时工程人保组负责信件收发的陈棲桐回忆，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都邮寄到兴建委员会。一位热心市民写信为安装碑心石出主意：用古代寺庙挂大钟的办法，在广场上堆起20多米高的一个倾斜土坡，将碑心石沿坡拉上纪念碑主体进行安装。

　　经过周密计算，按照这个方案，石头倾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禁不住自身重量，势必会折断，因此施工组放弃了这个方案。而从首钢借来的两台德国进口桅杆式起重机，承重最多也只有30吨，还是无法完成起重任务。

　　好在这一次的难题，陈志德有准备。当年施工组的工程师刘士元回忆，早在纪念碑结构设计阶段，陈志德就提出日后有可能起重设备无法满足要求的想法，所以前期施工时，纪念碑主体结构配置了足够的钢筋，以防后患。

　　咨询了茅以升等多位国内专家的意见后，施工组最终拟出了安装方案：利用滑轮原理，将纪念碑内部的混凝土方筒直接作为起重支柱进行吊装。碑身两旁各立一个高吊杆，以调整石料的摆动及平正。

　　施工组用相同的石料建造了一个小型的碑心石和小型碑体。经过多次实验，确保万无一失后，决定正式安装。

　　负责现场保卫的陈棲桐对那一天的情形记忆犹新。一大早，茅以升、刘开渠、梁思成、林徽因、范文澜、郑振铎等100多位各界专家、领导聚集在广场上。8点半，碑心石缓缓起吊，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下午两点左右，经过6个小时小心翼翼地操作，大石料准确就位。

　　静静等待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

　　五颜六色的石头

　　纪念碑兴建的每一步进展，都牵动四海。

　　主体工程正在兴建时，有一天陈棲桐转交给陈志德一封特殊的来信。信是贵州的一所小学写来的，大意是说因为距离北京较远，无法亲历纪念碑的兴建。希望施工组能从工地上捡一些石头，寄给他们留作纪念。

　　陈棲桐清晰地记得，陈志德要求施工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将纪念碑用剩的石料制成规则的小石条：红的来自青岛，黑的来自北京昌平，莹白的汉白玉来自北京房山……再把五颜六色的小石头摆在一个精美的木盒子里，寄给了贵州的那所小学。后来，校方回信感谢说，他们把那些小石头当成纪念碑一样瞻仰、尊崇。

　　1955年5月，市属的第一个工程勘察专业单位——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成立。陈志德从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调任该处处长，后兼任总工程师，自此开始了回国创业的第二阶段。

　　1958年的五一劳动节，红色大幕揭开，历时八年有余，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数万人涌向天安门城楼欢呼，广场上放飞无数的和平鸽。郭沫若有诗曰：巨厦煌煌周八面，丰碑岳岳建中央。

　　由于当时有任务在身，未能亲历纪念碑工程竣工的喜悦，成为陈志德最大的遗憾。带着这个永远的遗憾，2002年，陈志德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

　　去年国庆节，陈志德的小儿子从国外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着纪念碑，认真地告诉从小生长在国外的女儿：“这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你爷爷还参与了建造哩。”

　　（感谢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本文的贡献） 本报记者 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