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河的故事(二)

　　干部同群众一起参加艰苦劳动，亲身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和不易，更加尊重和爱护农民的劳动成果，自觉把感情转移到劳动群众的立场上来。

　　有一个搞气象预报的技术人员，过去总想自己的事业，很少想到实际,生怕自己预报不准确，影响个人的名利。

　　技术人员来到农村后，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亲眼目睹广大农民群众对天气预报的关注。由于这里是山区小气候，气象变幻无常，天气预报很少精准。这位同志按照当地群众的意愿，认真收集这里的天气资料，研究变化规律。他下村的第二年秋天，正是打场季节，几百吨已脱谷的高粱晒在场院上，这天没有一丝云彩，临擦黑的时候，突然天空出现一道彩虹，这位气象技术人员根据“东虹云彩西虹雨”的谚语和自己观察到的反常现象，慎重地作出判断，预报当天夜间有暴雨。暴雨下起后，一夜没睡的他挖沟排水，盖垛防漏，想的不再是个人名利，而是时刻担心粮食受损失。

　　而原水利设计院工程师王观平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他到柳河“五七”干校后，设计了一个小型水轮泵站，仍怕丢了自己的面子，保险系数加大，增加了几百个土方。这次他下村参加修筑坝堤劳动，同社员群众一起抬筐运土，抡锤夯基，累得两腿酸痛，浑身冒汗，夜间连上床的劲都没有了，他才体会到“上边划条线，农民忙一年”的滋味——多一个土方，不知农民要多流多少汗水。有一次公社找他设计一个小型蓄水库，他为科学合理地设计图纸，多次到现场勘察，寻求最佳设计方案。方案出来以后，他又反复修改5次，还虚心地征求社员的意见，精打细算，把土方减了700立方米，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插队干部由于和社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由过去的不亲热变成了亲密无间，农民把干部看成自己的贴心人。孙继菊是省外贸局的干部，过去虽然在工作中经常宣传出口猪肉、猪毛、猪鬃的意义，但是对怎样养猪却一窍不通。生产队见她是个女同志，怕她抱趟子干活吃不消,就分配她同一个老饲养员养猪。起初,她心里有些不乐意，心想整天跟着猪屁股转，又脏又累，太没意思了。后来有件事对她教育很深。在她担任饲养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头母猪在严冬夜里产猪崽，天特别的冷,她半夜起来到猪舍里看看。没想到，老饲养员早已守在那里。小猪降生了，湿漉漉的，冻得直打颤，她见那位老饲养员先把猪崽满身的黏液擦干，然后又揣在怀里。孙继菊看了十分感动，也跟着一声不响地给小仔猪擦身，给老母猪换草。老饲养员说：“这活太埋汰了，你别干！”孙继菊笑了笑说：“埋汰点不怕，就怕思想上不干净。”谁也没想到，这件事在屯子里传遍了，说省里来的干部给小猪接生，乡亲们再见到她时格外亲。

　　省妇联副主任陈少健插队到聚宝大队，住到75岁的薛大娘家里，两人共忆过去的苦难。薛大娘年轻时失去丈夫，自己领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她领着孩子沿村讨饭，大儿子的腿被地主家的狗咬坏，小儿子死在讨饭的路上。讲起这段家史，薛大娘泪流不止，痛苦万分。陈少健也回忆了自己十几岁就参加抗日战争，是革命群众保护了自己，才使她九死一生有了今天。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陈少健到敌人心脏地区执行任务，有一天半夜，有位老渔民用船护送她过河，船离岸不久碰到了鬼子，敌人两面开枪，把他们逼上岸。敌人抓住了他们，但不管敌人怎么毒打，那位老渔民一口咬定她不是八路军，是自己的女儿，敌人这才把她放出来。陈少健回忆起这段历史，感激万分，她说：“我和贫下中农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看来阶级苦要经常忆，才能时刻想到贫下中农。”在插队的那段时间，她一直住在薛大娘家里，为老人洗衣做饭，梳头擦身，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陈少健离开生产队返城时，薛大娘正上女儿家去串门，老人听说陈少健要走的消息后立即赶回来，挎了一篮子鸡蛋和几把扫帚，跑了二十多里地，一直把陈少健送到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