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CFP供图

　　医患变形记

　　当医生30多年，今天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看病难

　　一天早晨，杨甫德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困在医院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患者。

　　他挪动着步子，在人挤人的队伍中缓慢前进。他勉强探身，看看前面还有多少人，盘算着今天能否挂到专家号。在这种处境下，他已经无暇顾及贴着他前胸后背的都是谁，只是紧盯着十几米之外的挂号小窗口。和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比起来，门诊大厅小的可怜，人们无可奈何地挤在一起，沉默而焦灼。

　　“我能排到号吗？”他想。这可不是梦。

　　杨甫德是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的院长，那天，他以一个普通失眠者的身份去看病，早晨5点多就出门坐公交车，6点多到的医院。在挂上号之前，他已经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

　　很不幸，轮到他时，心理科的专家号挂完了，他只能挂到普通号，而且是几十号以后了。为此，他又在拥挤的大厅等了近5个小时。座位早就没了，有人靠着栏杆，有人铺报纸席地而坐，还有从外地来的患者，直接坐在行李上。轮到他看病，已近中午12点。

　　说到等待的感受，他皱着眉说：“毕竟我没有病重到一定程度，或像外地人那样还要住旅馆看病。真正的患者，感觉会更糟。”

　　为了加深体会，杨甫德一直在掐表计时。他发现，从进入医院到离开医院共用了7个小时，其中95.1％的时间都在排队等候，真正看病时间只占4.9％。

　　杨甫德说，“我当了30多年医生，今天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看病难。”

　　要是有孩子，一定不让他当医生

　　另一个早晨，退休的市民张民第一次有机会零距离观看神经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手术。那是在北京天坛医院。“这是一次显微手术，我看着晕，有点紧张。”张民说。

　　他印象最深的是医生干活儿特别认真，每一个动作都极其小心。从后背看过去，医生一动不动，到了正面看，也看不见医生的手臂有动作，“只有手在动”，而且时间特别长。

　　张民第一次近距离感觉到医生的累，“干这种活儿就像绣花似的，绣花的人还能活动活动，医生不能动。”

　　手术室里静到听不见任何声音，这让张民也有些不习惯，“比较害怕”。20分钟后，他出来到了观察室，还在反复琢磨着，“这大夫除了技术高超，体力上也得顶得住啊。”

　　直到中午手术才结束，张民和医生一起吃了午饭。他发现，这名医生吃得特别少，“因为吃多了容易犯困，所以早饭和午饭都不敢多吃。”

　　“那你长年这样，怎么受得了？”张民问。

　　“长年都这样。”这位医生表示，一般只有晚上饭吃得饱就不错了，早饭和午饭都不多吃，水也不敢多喝。不喝水是为了不上厕所。有人把医生们将此总结为“硬功夫”，不仅是手术，有时医生上门诊，大半天不喝一口水、不上厕所是平常事。否则，“就那几分钟时间，说不准哪个患者就会有意见。”

　　20分钟后，医生赶去了另一台手术，下午3点多结束手术，又带着张民去门诊，到傍晚下班之前，又看了几十个病人。

　　到张民离开的时候，医生还在工作。这一天，医生没怎么喝水，也没吃什么东西，在手术台上一个姿势就站好几个小时。张民说，他要是有孩子，一定不让当大夫———太累。

　　医患变形记意在争取理解

　　这两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从今年7月起，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了一种体验活动———让医院的院长去体验一天普通患者的感受；让市民走进医院，去体验一天当医生的感受。

　　看病难日益成为国人心中拂不去的“痛”。杨甫德亲历的“门诊噩梦”和张民不能忍受的“连轴转”工作制，是当前北京大医院里每天都在上演的一幕苦剧———不仅患者心里有怨，医生心里也苦。这种“怨”和“苦”还没有沟通的渠道。于是，医患之间的战友关系日渐被矛盾对立所取代。

　　北京市卫生局希望，通过变形记能够让医患双方真正站到对方角度想想，从而为日益紧绷的双方关系找到缓和的办法，也给公立医院下一步改革找找感觉。

　　“不要上来就骂医生冷漠黑心，患者也了解了解医生怎么工作的；医生也不要动辄就说患者素质低脾气大，医生也来体会体会患者摸黑儿排长队的难处，为什么看完病患者心里对医生是气不是感激。能相通这些，变形记就是大功一件。”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这么理解“变形记”。

　　7月19日这一天，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北京积水潭医院、朝阳医院等19家三级医院的院长分别到其他医院“当一天患者”。

　　要看病，那是一步一个坎儿

　　和杨甫德一样，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也感触颇多。他一大早就被堵在一家三甲医院门外，早上8点到门口，过了8点30分还没进大门。这家医院日门诊量有六七千人次，大门却开在一个窄巷子里，根本没有停车位，老远就听见人车嘈杂声。

　　最后，李宁好不容易在巷子外面找到一个停车位，才走进医院。“这家医院以骨科见长，如果前来看病的人正在流血或者不能行走，也得这样走进去或者被抬进去。”李宁说。

　　院长们发现，一个普通患者要想走到医生面前看病，至少先过三道关卡。“进大门”只是第一关。下一个任务是：找到相关科室。

　　有报道说，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张兆光在一家著名医院里半天没找着挂号处。迷宫般的科室分布，不甚清晰的指示标志，让院长也“犯懵”。好不容易根据导医的指引在一个简易棚中找到了挂号处，他又被眼前人山人海的场景吓了一跳。

　　对此，李宁也深有感触。他发现，北京一些大医院都是上世纪50年代末建起来的，当时的规模是按每天容纳600到800人次的门诊量设置的。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大医院基本都有过改扩建的过程，但这里面缺少规划。“按照现代化医院建筑的标准，北京的许多医院都不能算是医院，应该叫‘肿瘤''。”李宁说，过去人们看病不需要什么设备，检查项目也简单。后来有了CT、核磁、窥镜等各种设备，需要有地方给病人做检查，而当时的建筑没有这些房屋。因此，大多数医院买个设备就添个房子，完全处于无序状态。

　　“我们的医院建筑就像是长肿瘤，是一个包、一个包地长出来的。”李宁说，其实现代化医院应该是有一定规划的，但“我们一些医院进去就像迷宫，让人不知道哪儿是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