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体验中国变化：从“外宾”到普通记者

　　2009年9月28日，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由采访。据了解，采访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的境外记者有1307名，来自108个国家和地区，涵盖346家媒体。中新社发许康平 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38年前，罗伯特·基特利一个人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形象”而激动。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他们自由地居住生活，体验着中国社会的变化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本刊记者/王艳

　　9月19日晚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伊安·约翰森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婚礼，喝了不少酒，“像中国人一样，我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

　　“记录中国的现在和变化，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是伊安最感兴趣的事情。就像他的前辈罗伯特·基特利一样。

　　作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基特利1971年6月“获中国高层批准”到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采访，成为新中国建国后《华尔街日报》来华第一人。

　　“看来中国一切恢复正常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过分的行动之后，秩序已恢复——有些过分行动，是西方过分夸大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当年基特利的报道在西方引起关注。

　　如今，这些文字依然生动。

　　人民大会堂的座上客

　　1971年的北京街头，几乎难觅外国人的踪影。

　　自1949年以来，“红色中国”就一直令西方媒体充满了质疑和恐惧。第一个要答疑的人是美联社记者兰卡什尔。1956年年底，致信周恩来获得签证后，他走过罗湖桥，成了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北美记者。

　　6个星期里，兰卡什尔奔走8000公里，从中国大陆发来长篇的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描述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后来，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又把刚刚向外国记者开启缝隙的大门沉沉关上。

　　“那时能来中国的记者，凤毛麟角，说是记者，但都被视为贵宾或外宾。”曾在美联社实习的美国留学生杰克感叹道。他2008年来到中国，“扫街”成了主要采访任务，而不是像罗伯特·基特利，能够进出人民大会堂，成为座上客。

　　先后担任《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南华早报》和《香港日报》主编的基特利，永远不会忘记1971年6月21日的夜晚：他和夫人，与《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托平夫妇、《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阿特伍德夫妇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

　　作为为中美破冰造势的首批美国记者，他们已经在中国采访了数周时间。此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还带着妻儿，他们也都非常难忘这段经历。”基特利2008年在复旦大学作演讲时回忆道，“对中国的看法，也从此改变。”

　　会见时，翻译冀朝铸和唐闻生分别在周总理左右入座。唐闻生感觉“这是老朋友的聚会”。

　　周恩来对大家回忆了壮年时期在南京度过的岁月，感慨道：“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用开始出现寿斑的手指着基特利手里的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借助外国记者的笔，周恩来谈了新中国对台湾政策等问题，强调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为台湾“独立”而举行的公民投票，因为这问题不存在，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令基特利难忘。之后不久，他又参与了尼克松访华的报道。

　　不过，基特利还是习惯把目光瞄准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法国记者罗拔·纪兰的专著《中国印象》，就记录了基特利1971年的一篇关于中国社会的报道。

　　“工厂和人民公社，正在创出新的生产纪录。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进行着基本建设。食品和基本消费品，看来供应充裕，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充裕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构成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基特利写道。几周时间里，基特利等美国记者访问了“中国辽阔地区的七个城市”，也走访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在市内、市郊的工厂、公社，所见所闻，都显示出一种全国一致性。山西省领导人甚至说，他们已消除了省级政府中6/7的高级职位。精兵简政，是当前一个口号。”

　　偶有空闲时间，基特利领着儿子溜到了北京的街道。一位男子为了看这对金发碧眼的父子，差点撞到柱子上。

　　 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在罗伯特·基特利之后，1979年，经过层层审批，《华尔街日报》成为首批获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西方媒体。此后，原先撤出中国的西方媒体机构纷纷回到北京。

　　“过去不可能跟现在来比。”这是香港报人、专栏作家秦家骢常挂在嘴边的话。1940年在香港出生的他，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后裔三十三世孙；而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美建交后中国政府接受的第一个美国华裔记者，《华尔街日报》驻北京机构首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

　　1979年4月，秦家骢飞到北京，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记者一起，成为第一批来到“文革”后中国的美国记者，在当时中国首都最高的、18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设立了《华尔街日报》办事处。“每个人两个房间，一间办公，一间居住。我们一直住到了1980年，然后就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秦家骢对记者回忆道。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

　　秦家骢在报道中国的空余时间里，也在从事着个人历史的发掘──打电话、写信、会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给他新的激励。他甚至见到了曾遭受政治迫害、在监狱里蹲了二十来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那时候，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人主动给你提供消息，你不可以随便旅行，你不可以离开北京，你到上海、天津去也要申请批准。全国你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号码，采访什么人、到什么地方都要经过他们批准和安排，甚至在北京也不能直接采访。”秦家骢说。

　　“其实我1981年就想离开了，没有新闻可写，这是记者最苦恼的事情，但没有人接替我。当时，我们能看的报纸只有两种：《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我们请人翻译报纸，找感兴趣的新闻，再找机会采访。”

　　有一次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一个工厂出现了新技术，就直接找了去。但工厂表示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让秦家骢直接翻译《人民日报》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的英文版，要有自己的观点，我要深入了解。”秦家骢试图说服他们，“哪怕你们把《人民日报》上的话再说一遍也行，可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

　　当然并不是所以采访都无果而终。1980年时对曹禺的一次采访，就辗转成功了。当时，秦家骢和曹禺已经很熟悉了，经常一起吃饭、看戏。但是，曹禺说“朋友归朋友”，要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就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通知他。

　　秦家骢只好把电话打到外交部新闻司，然后就是等待批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按照程序联系了北京市外办，北京外办又找到某个戏剧组织。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个人说了不。

　　秦家骢不甘心。转天，他见到了曹禺，还是坚持采访。后来曹禺告诉他，外交部又把电话打到曹的家里，说有个外国记者要采访他。外交部问清楚是“小谈”而不是“大谈”，就答应了。

　　1983年，秦家骢离开《华尔街日报》，离开了中国。此后的几年，秦家骢埋首写作，出版英文专著《一个中国家族九百年的生活》，“用家族史来写中国的历史”。如今，秦家骢长居香港，为《南华早报》等报纸写评论，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秦家骢离开的那一年，现任《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通讯社中国主编的安迪·布朗，来到了北京，他曾先后在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做财经记者，对在外交公寓的生活印象深刻，“从60年代开始吧，就有了外交公寓”。

　　到文化大革命前，极少数受到邀请的外国记者来中国必须要住在那里，接受统一管理。“"文革"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外国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都被要求在外交公寓居住、工作。”布朗与秦家骢有相似的感受，“那时候想离开北京到其他地方采访都很困难，很多部门也不对外开放。”

　　安迪·布朗到中国后的第二年，伊安·约翰森来到北京大学做交换学生，学习中文，“当时我22岁，拿学生签证，一两个月就办好了”。

　　伊安到中国学习中文是受父亲的影响。当时，他的父亲为香港一家公司工作，经常到香港出差，“他带回的中国照片和中国开放的故事吸引了我。而且中美那几年正在重建关系，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来，伊安·约翰森主攻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拿到硕士学位。

　　从1994年到2001年，他先后担任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我之后又调任驻柏林记者，辗转多年，2009年又回到北京。不知道是我越来越习惯这里，还是北京变得越来越习惯我们？”

　　就在伊安·约翰森刚刚来到中国的1984年，《时代》周刊4月30日刊登了名为“中国的新面孔”的封面照片：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军大衣的普通中国人手拿玻璃瓶可口可乐，在长城上面露微笑。

　　在西方人看来，那时的中国人开始摆脱“Blue-Ant(蓝蚂蚁)”的称呼了。

　　蓝蚂蚁，是法国记者罗拔·纪兰对中国众多描述中的一个。这个惯于记录细节的法新社记者，在1955年出版名为《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的书，称“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

　　此后20多年间，类似书籍在西方持续畅销，这个比喻也屡见于西方报刊。

　　 又一个“金色年代”

　　到上世纪90年代，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开始放松，外交公寓也还原了“公寓”的本来面貌，不少外国媒体记者仍在那里办公，因为租金相对低廉。道琼斯驻华机构多年前搬离了外交公寓，在北京丰联大厦等商业写字楼租用了办公室。

　　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华尔街日报》还聘用了7个中国研究员。因为中国规定外国媒体不能直接招聘中国人当记者，所以他们只能是“研究员”。整个道琼斯在北京有130多人，上海有50多人。

　　“我们的记者生活、居住很自由，在北京的机构正准备搬家，换到更适合集中办公的地点。”安迪·布朗说。

　　继上世纪30年代之后，现在是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又一个“金色年代”。中国近年来的变化与转型，以及不断增加的开放度，都使得中国成为西方记者最愿意关注，也很能出新闻的地方。

　　2001年，伊安·约翰森因为一篇来自中国的报道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

　　面对“金色年代”，西方媒体也遇到很大挑战。尽管驻华记者人数在剧增，自由作者队伍也在扩大，但主流西方媒体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遇。新闻线索上对中国本土媒体的过分依赖，尚显薄弱的中文水准和对中国的粗浅了解，网络媒体和私人博客的兴起，以及利用二手资料而不再恪守以采访而来的事实立论，使西方媒体走进了瓶颈。

　　2007年1月1日，中国取消外国记者异地采访的限制。布朗给这一政策以“历史性”的评价。

　　很多外国记者都拿它作为护身符，“如果去一个地方政府采访，遭到阻拦，我们也可以说，你们政府出台了新的法律和规定，我们有权利来采访，理直气壮。”伊安·约翰森说。

　　伊安·约翰森记得，以往去不同地方采访，要先得到当地外事部门批准，“这是必须的，给你通行证。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去中国各地采访，只要你了解到感兴趣的新闻线索。”虽然，伊安·约翰森仍习惯去外办那里了解情况，但只是为了工作更方便，而不是“盖章”了。

　　在伊安·约翰森看来，中国的透明来源于自信。“近年来，采访"两会"、奥运会??我们得到很好的配合和服务，信息更加公开了。”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也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外国记者招待会。

　　而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仍“怵头”接受外国媒体访问，令布朗费解，“现在，中国的银行业、电讯业等行业的综合实力很强，占到世界第一、第二或者第三位了，但国外对它们还是不熟悉。要真正走向国际市场，就应该多让外界了解。”

　　“现在中国的新闻环境，的确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秦家骢说，“比如，我觉得西方记者不是故意抹黑中国，他们大多数也没有什么外国势力背景，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公开。”

　　“中国的变化是渐次的，中国社会是立体而深刻的，需要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去发掘选题。”伊安·约翰森说。

　　2001年，中国刚刚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办起了中文网。

　　“我们以网络为平台，以中文为工具，网站24小时更新，提供取材于《华尔街日报》的重要商业、金融市场和科技新闻，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现在，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投资和股票，中国的中产阶级也登上国际舞台，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网络，我们的网站就更有人气。”安迪·布朗说。

　　“独立思考”和“会讲故事”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特色。2006年，一本《<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曾在中国新闻学子中热销。

　　《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无疑是讲故事的老兵。

　　再看看他记录中国1971年的文字吧——

　　有一位最近到过北京和莫斯科的访客说：“同莫斯科比较起来，北京的食品市场简直是购物者天堂。”若同其他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首都——如新德里等比较，中国市场上廉价必需品之丰富和充裕，更是令人吃惊。奢侈品较少，即使有，也故意提高售价，以抑制需求。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

　　每周工作48小时，是全国的标准。此外，另有6小时用于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位通常抱着怀疑心理的西欧人，在北京的时候说：“你至少得承认，这个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做了极其了不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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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基特利已远离新闻一线，长居华盛顿，撰写评论文章。

　　两个月前，新疆发生了暴乱。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帮助下，伊安·约翰森和同事们去了那里报道。“西藏是不容易去，但也不是不能去的。”

　　随着“中国热”的持续升温，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将继续关注中国的故事，而他们只是外国记者，不再是“外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