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县原县长黄德余讲述中国民告官首案 我见证了法治的进步

　　“当听说我成了被告后，我家一名亲戚特地从湖南赶到浙江来看我，他认为我闯了大祸，搞不好要坐牢。”黄德余9月21日向《法制日报》记者回忆21年前的那场诉讼时，哈哈大笑。

　　1988年，黄德余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坐上行政诉讼被告席的行政首长，那时他的职位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县长；因房屋拆迁纠纷，苍南县农民包郑照携一家老小8人与他对簿公堂。

　　黄德余说：“现在法制健全了，首长出庭被视为社会法治的进步，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制度，首长出庭应诉被纳入考核，并规定了一定条件下必须出庭和年出庭率，出庭已成为常态；而当年则不同，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苍南县四套班子成员集中开了三次专题会议，90%以上的官员反对我出庭，害怕输了官司影响政府权威和形象。”

　　但黄德余力排众议，他认为政府和民众的纠纷在法庭上才说得清楚，同时也不想被民众认为自己理亏而害怕出庭。

　　1988年8月25日开庭当日，苍南县万人空巷，法院将一家电影院作为庭审现场，一千多张座位座无虚席，旁听证被炒到百元一张。电影院外人群比肩接踵，法院只得进行广播现场直播。

　　无论结果如何，黄德余的出庭本身就意味着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在庭审结束后，他主动上前与原告包郑照等人一一握手，成就了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他的这一光辉业绩得感谢包郑照以及他的代理律师楼献，正是后者的坚持不懈才有了中国“农民告县长”第一案。

　　“那时真是太难太难了，告到哪都说没有法律依据，最初法院也把我们拒之门外。”原告之一、包郑照的儿子包松村9月18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看到如今比比皆是的行政诉讼，他感慨：“法律健全了、民众的法律意识也提高了！”

　　当年时任《经济生活报》法律顾问的楼献回忆说，他看到包松村的来信后，认为政府在拆迁中程序上有问题，于是用书信向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并在报纸上予以披露，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最终促使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

　　“1988年还是一个很多民众分不清"被告"与"被告人"的年代，"农民告县长"在一些官员看来是刁民难为政府，我被说成支持刁民诬陷政府，也是倍感压力。”楼献说，当时行政诉讼法还未出台，以民事诉讼立案，原告还得自己收集证据，同样困难重重。

　　楼献赞叹21年法制之变迁，他说，如今再代理行政诉讼，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压力，民众与政府对簿公堂，只是依法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已。

　　至于代理行政诉讼第一案的心得，楼献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如果当时就有行政诉讼法的话，结果会输吗？历史不会重演，但有一点欣慰，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从此觉醒了，民诉不了官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