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杜鹃山》剧组出国访问前拍的一张纪念照，周恩来、邓小平站在队伍边上，中间一个人脸被高牧坤孩子涂得漆黑的是江青。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在急风暴雨式的批斗、武斗之后，样板戏成了8亿中国人文艺生活中的最强音。文革结束后，围绕样板戏产生的争论也不断。唱了10年样板戏的高牧坤，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文革“的洪流，命运随之沉浮。在他看来，历史对样板戏并不公平。

　　文·醴文 摄影·邵欣

　　私人档案·高牧坤

　　北京京剧团演员、导演。1971年，26岁的高牧坤被选中参演新排的《杜鹃山》。

　　在中国京剧院工作不到一个月，院长把高牧坤叫到了办公室，“现在北京京剧团正在创建江青同志的实验田，需要补充青年骨干人才， 希望你服从安排。”

　　“江青同志的实验田”、“青年骨干人才”，院长的这两个说法在高牧坤心里反复掂量了几遍。20岁的高牧坤还体会不到，这句话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

　　转到了北京京剧团，这是个名角荟萃的剧院，高牧坤有些不适应。剧团和学校不一样，学校里，他的绰号是“练不死的高牧坤”，总是在早上5点就钻进练功房，而在剧团，他发现“有些像旧社会的戏班子”，跑龙套的要给角儿捶腿、点烟。在高牧坤看来，“这似乎不是太平等”。

　　自1965年进入京剧团，他在学校练了9年的传统戏就一天也没有派上过用场。在样板戏《沙家浜》里，高牧坤演了一个站岗的小战士，就是“日本鬼子后边站着的那一个”，《红岩》里，他也演了一个小角色。几年下来，高牧坤感觉他梦想的“成名”，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演现代戏的风潮来了，突然之间，过去的名角、头牌全部重新开始排序。在高牧坤看来，这似乎成为了剧团“平等化”的机会。

　　1965年，裘盛荣、赵燕侠等名角排演现代戏《杜泉山》，这是后来名噪一时的样板戏《杜鹃山》的前身。他发现，为了演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像马连良这样的宗师也要努力争取。哪怕是一个没什么台词的郑老万，马连良也是演得战战兢兢。

　　“他们是懂京剧的”

　　1971年，高牧坤被选中参演新排的《杜鹃山》,“江青同志的实验田“开始播种了。和裘盛荣、马连良等主演的旧版比，准备新排的《杜鹃山》一开始就带着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

　　原先的女代表“贺湘”被改成了“柯湘”，改名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江青很忌讳这个姓，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贺龙正在被批斗，这个姓也必须改。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个修改意见直接来自江青。除此以外，党代表由二号人物变为一号人物，“党指挥枪”，这是当时大多数样板戏的主题。

　　当时全面负责《杜鹃山》排演的是余会泳，他原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被江青挑中，成为国务院文化组组长。

　　新版《杜鹃山》弃用了所有的名角，形象英武的高牧坤原本被余会泳挑中出演男一号“雷刚”，但是由于高的本行是武生，而雷刚是“花脸”，于是高牧坤改演田大江。这个角色是贫下中农，不堪地主压迫，参加了革命。

　　高牧坤在剧组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担任动作导演。这个任务，比出演田大江更被他看重。

　　一天余会泳叫住了他，希望他对《杜鹃山》里人物的动作做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柯湘能不能动起来，能不能像《林冲夜奔》那样载歌载舞的？”余说，这是来自江青的启发。高牧坤感到茅塞顿开，“他们是懂京剧的！”在这样的启发下，高牧坤尝试着把武松的屈步、横搓步用到柯湘身上，尝试用舞蹈的动作表现砸链子等，载歌载舞。

　　与舞台上的荣光相比，高牧坤的现实生活则有些暗淡。他每个月42.5元的工资，妻子是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工资40元。1975年，妻子又怀孕了，高牧坤犹豫再三，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了。“就是养不起”,他说。

　　独特的“小政治”

　　进了《杜鹃山》剧组后，生活就好像画上了一条红线，线里线外有着明显的区别。

　　吃有“样板饭”，食堂里开的是小灶，穿有样板服，一种特制的灰色制服，文化生活也特殊些，像日本歌舞团在中南海小礼堂的表演，高牧坤都去看过几回。

　　最不一样的是，不用下乡劳动、接受改造。“我们也劳动，只不过每周一天。”所谓的劳动就是在北京郊区收麦子、运送东西。

　　北京京剧团里大多数演员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老《杜鹃山》剧组的马连良、赵燕侠都没有机会再登台，一会儿军宣队来了，一会儿轮到了工宣队。不过这些变化与高牧坤关系不大，他们需要应付的是江青那喜怒无常的脾气。第一次样板戏团出国访问演出，说好接下来还要去突尼斯等国，但是“说取消就取消了”，江青说担心大家的安全，然后出访时衣服也是由她亲自定的，女同志必须穿古式的对襟款衣服。

　　被涂改的照片

　　在高牧坤家里，每一面空白的墙上都有他的巨幅剧照，最大的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不过都是传统戏里的扮相。而在书柜一个不起眼的小相框里，夹着一张被剪下来的头像，大小不过一两寸，这本来是一张三个人的合影—还有余会泳、杨春霞（《杜鹃山》女主角）。

　　“四人帮”一粉碎，高牧坤的妻子赶紧把照片中的另外两个人剪开了。“女人胆小，怕有什么牵连啊，万一抄到家里，那就是保留反革命证据”。杨春霞被剪下来的照片，高牧坤还能翻出来，而余会泳的，则彻底不知去向。

　　而另外一张收进抽屉里的照片，是剧组出访阿尔及利亚前拍的一张纪念照。周恩来、邓小平以及高牧坤站在队伍的边上。中间一个人脸被涂得漆黑、严严实实的，完全看不出是谁。“这个人是江青”，高牧坤着说，这是孩子涂的。

　　“文革”结束后，停演十多年的传统戏又开锣了。全北京急急忙忙地挑选京剧演员，准备新排一出《雁荡山》出访美国。业务依然精良的高牧坤被选上了，名单里有他，可他心里却没法高兴起来，对于自己能否出访，他很清楚，“评判人的标准又变了”。

　　正像那些被涂改和剪裁的照片一样，在“文革”结束后，《杜鹃山》的光荣史结束了。经历了“文革”十年，经验告诉高牧坤，“自己肯定是要受牵连的”。

　　一天，高牧坤心事重重地到食堂吃饭，一张贴在食堂门口的大字报，让他一口饭也没有咽下。大字报上写着：“高牧坤是‘四人帮’的亲信，余会泳的忠实走狗。”

　　习惯了风云变幻的高牧坤，这次也有些吃不消。让他略微松一口气的是，他被列为“讲清楚对象”，这意味着“还算人民内部矛盾”。院长说，“你们这批人将来还是要唱戏的，只不过运动来了，你不要对抗运动。”一直耷拉着脑袋的高牧坤一喜，“原来我以后还是可以唱戏的！”

　　“一些话，要十年后再说”

　　1977年8月，余会泳自杀身亡。

　　在为期三个月的检查中，高牧坤始终没有交代余会泳什么反革命证据。在他心目中，《杜鹃山》是京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之作。余是创造了这个经典的人，“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贝多芬是什么主义者，莫扎特是什么主义者，他们的一生就那么圣洁吗？他们给人类留下了什么了呢？”对于样板戏的历史地位，60多岁的高牧坤始终觉得不公平。

　　北京戏剧研究所所长在电视上讲戏曲史，把样板戏的十年直接排除了，而一本《导演概论》的书中，通篇写满对京剧现代戏的谴责。这些都让高牧坤寝食难安。

　　“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公正，不是说否认我们当时是佼佼者，是‘四人帮’的宠儿，但不能因此忽视十年现代戏对这种古老剧种的贡献，这不是否定某一个人，而是否定京剧这个古老剧种的前景。”距离《杜鹃山》首演35年了，无论是当时的男女主角，或者是被伤害的老艺术家，大家对于样板戏这段历史，大都保持沉默，而高牧坤则不愿意样板戏因为与“四人帮”的牵连而被误读。

　　原始剧本、会议记录，编剧留给他的创作记录，厚厚的几大本，高牧坤都细心保留着，等着他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将来拍一部很翔实的纪录片，“一些话，要十年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