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浙江省委在解放初期实施的工作指导方针

　　1949年5月3日，浙江省会杭州宣告解放。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省委经过—个多月的工作实践后，根据全省城乡的实际情况，在6月15日举行的省委第—次扩大会议上，确定了七、八、九3个月的工作任务，决定全省各地党委除留下必要的干部照顾城市工作以外，均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开展农村工作上，明确提出了把全省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以农村兼顾城市的工作指导方针。

　　困难接踵而至

　　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以后，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的精神，在第—次省委会议上，确定解放初期省委“工作的重心，首先放在接管城市”。会后，省委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接管，—方面分配干部，作战略展开。至6月底，全省各地、市、县都已初步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但是，接踵而至的是种种预计不足或未预计到的困难。

　　首先，匪特活动猖獗，社会治安不稳。浙江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基地，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以及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戴笠、毛森、毛人凤等特务头子都是浙江人，社会基础比较雄厚。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亲自部署“应变”计划，有计划地留下一部分特务武装。解放初期，由于我大军压境，这些特务武装和保安团队大都让城入乡，在农村收罗散兵游勇，企图组织“敌后游击根据地”，形成了敌占农村我占城市的局面。匪特勾结当地恶霸惯匪、流氓地痞、封建会道门，猖狂进行抢劫、暗杀、造谣等破坏活动，严重残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经济建设。加之全国解放战争仍在继续，浙江沿海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人心极不安定。

　　其次，城乡经济不通，人民生活困难。由于匪特的肆意破坏，城乡间的流通被隔绝，这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城市中，金融紊乱，货币繁多，物价暴涨，人民币贬值，农村物资无法进城，工业产品不能下乡，致使工厂原料缺乏，销路阻滞，加上资方对我党政策怀疑、观望，消极怠工，以致有70％的工厂停工，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落。在农村，虽然已经解放了，但由于群众未能广泛发动，匪特未被彻底打垮，绝大部分乡村实际的政治统治者仍然是表面上失势了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的残余势力，经济主要还是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加上水灾严重，蚕茧、竹笋，茶叶等季节性农产品无法收购，农民的生活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再次，粮食极度缺乏．征粮困难重重。浙江解放前每年均要从江西、皖南、福建输入1000万担左右的粮食，解放初不仅输入断绝，而且敌人在解放前夕运走了大量粮食，造成粮食的空前紧张。农村中，土匪恶霸相互勾结，对城市实行封锁，控制粮食，破坏征粮工作。城市居民、全省驻军和在浙江继续南下作战的50万大军的吃饭问题亟待解决。

　　以上种种困难，急需省委立即采取解决办法。

　　工作重心放到农村

　　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种种实际情况，促使省委反复思考、酝酿，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正确决定浙江工作的指导方针，使城市得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6月15日，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解放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分析全省形势，根据城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以农村兼顾城市的工作指导方针；确定了七、八、九3个月的工作任务，明确规定农村工作的4大任务：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合理负担完成征粮。

　　到6月底，全省各地党委已将省委第—次扩大会议的精神传达布置完毕。省委又于7月2日向全省人民发布《关于七、八、九3个月的工作决定》。

　　9月10日至20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规定的农村4大任务扩展为6大任务，增加了减租、组织群众两项任务。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省委进一步阐述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去的目的，“是以建设新中国为主要目的”，“是替工业建设找市场、找原料，找粮食、找劳动力”，“是为了使农村逐步走向集体化、机械化、电气化、城市化创造基础”。

　　省党代表会议后，全省各地都开了党代表会议进行贯彻，省委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变成全省党员和广大人民的实际行动。

　　野战军组建下乡工作队

　　省委提出的把工作重心移到农村去、以农村兼顾城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能否实现，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为此，省委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和具体指导。

　　把工作重心移到农村去，开展农村新区工作，需要大量的干部。浙江当时只有1万干部，而对干部的实际需要则是10万。干部少，既要接管城市，又要把农村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困难非常大。省委为保证七、八、九3个月工作计划的完成，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的精神，于7月8日作出了《关于驻浙野战军实现工作队任务的决定》，规定野战军每个党支部抽调5至6个党员干部，带一个武装班，配备五六个青年学生及一两个地方工作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开展工作。工作队下乡后，一方面配合部队进行剿匪，一方面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到8月底，农村面貌已经发生变化，全省已有244个乡成为我们的基本区。在这些地区，匪特已不敢公开活动，环境转入了安定，10万以上的群众已被组织起来。在基本区之外，还有411个乡由匪占区变为游击区，这些地区虽然表面上敌我力量相当，但群众觉悟已经提高，盼望着党去组织他们。全省原来那种敌占农村我占城市的形势已开始改变。

　　到12月份，全省工作队人数达到3万。工作队于1950年初基本完成省委下达的任务，为农村工作的开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干部队伍。

　　粉碎“敌后游击根据地”

　　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后，根据省委确定的农村工作六大任务，全省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剿匪特、民主反霸斗争。

　　浙江的剿匪斗争，实际上从1949年5月份就已开始，但因为当时一方面驻浙各野战军忙于接管城市，且主力部队要集中担负对上海、宁波的作战任务和准备解放舟山群岛，并继续南下进军。另一方面，地方武装尚未普遍建立，地方工作干部非常缺乏，加上全党对匪患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故未抓住浙江迅速解放、敌人极度恐慌和动摇的有利战机，大力消灭残匪，结果使匪特得以喘息和发展，从6月份开始，匪特啸聚散兵游勇，集小股为大股，从分散到集中，活动猖獗。

　　省委第—次扩大会议后，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遵照省委的指示，从6月到9月，针对土匪分布和活动情况，确定了统一的清剿步骤和方针，军队与地方、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密切协作，认真贯彻“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相结合、而以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为主的剿匪方针。

　　从5月至12月底，经过8个月的剿匪，共歼灭5万余人，全省85％的地区中有组织的大股土匪已被歼灭和击溃。1950年和1951年，又歼灭匪特4.5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组织敌后游击根据地”的企图，为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稳定了城乡秩序，安定了民心。在这种形势下，结合开展了民主反霸斗争。大胆放手发动组织群众，领导农民进行政治翻身斗争，摧毁地主恶霸和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农村中的统治，树立农民新的统治权威。省、市、县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在85％的地区废除了旧保甲制度。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打开了农村的工作局面。

　　保证军粮民食

　　随着剿匪反霸斗争的开展，群众初步发动起来，普遍要求减租、废除高利贷及额外剥削，有的地方已开始拒绝交租。为此，省委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讨论研究了华东局关于新区农村减租条例，并根据浙江具体情况定出了实施的办法．9月25日，省政府即根据省委精神，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条例实施补充办法》。在“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下，全省约有500万农民积极投入了减租斗争。通过减租，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生产积极性也大为提高，秋收冬种的进度比往年大大加快。

　　在减租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征粮工作。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全省1949年的征粮任务完成了16.8亿斤，占总任务的90％以上。1949年度征粮任务的基本完成，改善了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保证了军粮民食，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5月份浙江解放时，正是春耕插秧、养蚕采茶的农忙季节，不久又遭遇了20年以来浙江罕见的严重水灾，因此，省委在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农村中一切工作“均应围绕生产救灾这一中心环节”。为了领导群众生产救灾，省委一方面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治水救灾，一方面拨出稻种、钱款贷给贫困农民，并派出农技人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困难。同时，省合作工作大队派出工作组下乡，一边收购农副产品，一边向农民配售大米和农用物资，打击投机商人哄抬物价，使物价基本稳定，保障了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也促进了城乡的经济交流，为城市工业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通过上述工作，到1949年底，全省的面貌已发生很大变化。在城市方面，完成了接管工作，打击了破坏金融的奸商与银元投机活动，镇压与破获大批国民党特务组织，迅速建立了革命秩序，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农村，大部股匪已被歼，改变了当时广大农村为匪盘踞的形势；整理发展了4.5万的地方武装、近30万的农民自卫队和民兵；反霸、减租、合理负担等社会改革运动在广大地区展开，反动保甲制度被摧毁，新的人民政权初步建立，县、区、乡农协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城乡物资交流开始顺畅，农民经济生活亦获部分改善。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全省度过了解放初最困难的时期。因此，省委在1951年3月下旬举行的省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宣告：“浙江的开荒阶段应该是结束了，今后必须转变过去一年多来党把主要注意力、主要时间放在农村里的情况，应该按照党中央二中全会决议的指示，把党的重心放在城市，依靠城市领导农村，依靠工人领导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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