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遗作在韩国出版 称不要做总统要去挣钱

　　卢武铉遗作：“不要干政治，去挣钱”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王少喆

　　2009年9月21日，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的回忆录《成功与挫折》在韩出版。卢武铉在书中宣称“现在是时候把我抛弃了”。这本姗姗来迟的回忆录在第二周就进入了韩国图书综合排行榜的前五位。韩国人忘不了这样一位“个性总统”，卢武铉跳崖身亡给韩国社会以及政坛带来的冲击也并未平复。

　　“想要写失败的故事”

　　卢武铉开篇先说明“我本来是要很久以后才写回忆录”的，因为“现在整理我的人生还太早，还有很多想做的事。可是有各种障碍，事情怎么都不顺。成了嫌疑犯，什么事也做不了了。”被检察机关确定为贪腐嫌犯后的卢武铉一下子精神一落千丈，“现在能做的只有写下过去的故事而已了。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我个人认为，大概通过我的经验让民众了解政治形成的法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大韩民国的总统，卢武铉起于微末而至最高权力，实现南北峰会，自然有很多功绩可以总结，但他却说“（我的一生）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现在支配着我的不是成功与荣誉的记忆，而是失败和挫折的记忆……我从事政治想要实现的目标分明是遭到了挫折……（退休后）想要做一个成功的平民并挽回（挫折），可现在却更加羞愧……现在能做的只是写下失败的故事了。”

　　“我是个没教养的人”

　　卢武铉在书中透露了担任总统时的一些细节。他称：“如果我知道要当总统的话就会事先好好练习，从身体本能来说，我坐在高位就不舒服，因为我生长的环境并不需要有什么气度。很多人说我‘没准备好做总统’。也许别的方面我可以不服，但是语言和仪态方面确实没有得到好的训练。夫人到会场总会提醒我‘不要低头，抬起来’，可就是不行。最终也没改过来，看来是本性难移。”

　　卢武铉起于微末，身份贫贱，这也是他在韩国政坛被排挤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来自底层人民的率直，坦诚也是他获得广大人民拥戴的一个重要原因。

　　卢武铉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自责让人惊奇，但另一方面，他在书中各处又充满了对自己人生和任期内执政方向的自信。譬如，他把总统的职务分为“日常管理的课题”和“时代的历史课题”，认为后者是“规划与战略”。他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完成了作为总统一般意义上的职能，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历史性的课题。他还把自己的“参与政府的路线”和20世纪90年代欧美政坛盛行一时的“第三条道路”相联系，认为自己开启了韩国的“第三条道路”—“新自由主义”的新篇章。

　　传记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卢武铉在比较重要的地方提到自己都不使用“我”，而是用“卢武铉”，这也是有先例的，当年戴高乐在写自己的传记时亦是如此，因为他要人们感到，“戴高乐”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卢武铉的性格中正是包含了这两个部分：坦诚的自我批判和坚强的自我信心，两部分相交织，也最终使得他走向了以死自明的道路。

　　“不要做总统，去挣钱”

　　卢武铉认为自己的业绩只是“尚不到成功一半的未完成的一半而已”，而自己失败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卢武铉自身的错误”，一是“环境的原因”，自己是过于自信的想要改变政治本身，而总统本身的力量又是有限的，因而必然失败。卢武铉感慨“有成功的历史，但没有成功的总统”，因为历史的评价决定于谁来写历史，观点不同就有不同评价，而这种评价也会随时间而变化。

　　于是，他建议人们 “不要做总统”，“想成为总统这件事本身就错了”，“总统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有太多的禁忌”，而最终站在自己反对面的“钱和舆论都很重要”。在这之后，他更进一步地建议“不要干政治”，因为政治家是“欠账很多的人”，是“无力的人”，是“以斗争为生的人”，还是“应该去挣钱”，去发展生产，才能创造出“人活得像样的社会”。这里卢武铉显然是用上了自嘲的口吻来回顾自己的生涯了，读者倒也不必过于当真，只是作者那种英雄末路，心灰意懒之情跃然纸上而已。

　　卸任“可以不用化妆了”

　　带着各种遗憾，卢武铉卸下了一国总统之职，成为一介草民。他自述称：“脱离总统职务后，最大的不同大概是可以安心地看新闻和不用化妆了。事实上我很讨厌化妆。扎领带也很麻烦……一方面是不自在，另一方面不想化妆也有别的意义。作为象征，总统需要自我防卫，掩饰自己的事情很多。有时必须要进行某种表演。很多人认为这是对于国民的服务和义务，而对我来说这很痛苦。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这没什么意义，可还要郑重地在电视前出现，很痛苦。也因此和参谋们抗争多次。现在不用这样了很好。心里也很舒服。”

　　讲到自己回到故乡定居的缘由，他说：“我对均衡发展政策倾注了很多努力。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人们回到乡下。我告诉大家说首都过于集中而要人们到乡下去，而自己却因为首尔好而留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希望告诉大家，为了让地方更美好我也要去乡下。开始我还是在找釜山近郊的地方。可后来又一想，反正是个走，干脆就到乡下去吧，于是一步到位，直接回到了自己出生地的峰下村。”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下台后的时节里，因为对于他的仰慕和对李明博政府的不满，人们不顾这里的偏僻，依旧纷至沓来，一时韩国有了“权力中心从青瓦台转到了峰下村”的夸张说法。

　　“金正日是能对话的人”

　　卢武铉对于和自己进行了南北峰会的金正日似乎有不少好感，“金正日委员长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说话毫不顾忌……我惊奇的是他对于国政运营的精通。我们说起改革开放之类时，他也能非常体系化地说明自己的信念和逻辑……（金正日有着）相当水准的权力者形象。我看来他是能与我们对话的人物。”

　　卢武铉也认识到自己与金正日的不同：“对方是有着绝对权力的人。是集中掌握所有权力的唯一权力者。我因为不是那种绝对权力者，两人有着根本的差异。”卢武铉对于朝鲜的政治意图也往往采取被看来是“亲朝”的解读。在访朝安全上，他“对朝鲜政府的恶意疑心是一点也没有的”，认为“南北关系是不应该疑心这种事情的”。对于“朝鲜炮击说”，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说，不可能实行。”

　　卢武铉处理朝鲜核问题的政策是充当美朝调停者，“与美国和朝鲜都维持良好关系，在信任的基础上说服、缓和两者间的矛盾。不这样做，我们还有什么可借力之处？没有。我们虽没有决定性的牌可打。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不断试图说服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