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一个可能像“知青”那样流行的单词

　　北大博士后历时两年调研“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

　　蚁族：一个可能像“知青”那样流行的单词

　　他们，过去被称作“天之娇子”，现在却自称“焦子”，心焦，被巨大的压力烤焦。

　　上世纪末实施的高校扩招的后果之一，就是造就了大量的大学毕业即失业人员及“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在北京，这一群体的数字估计有十余万人，他们聚集在房租低廉的京郊，每天像蚂蚁一样汇聚到市中心，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京郊的高低床上，为了生存，也为了梦想。不仅在北京，他们也分布在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大中城市。

　　青年学者、北大博士后廉思把他们称为“蚁族”。在北京为期两年的实地调研，让他以及他的团队，第一次将这一群体贴近而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近日，《蚁族》一书由出版社正式发行。

　　有人评价，“蚁族”两个字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历程。十几年后，今天的“蚁族”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那时，所有的人都会读懂“蚁族”背后的记忆。“蚁族”这个词可能会像“知青”、“下岗职工”、“农民工”一样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词语之一，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历程。

　　“还有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2007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廉思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讲述一个名叫李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的真实经历。文中的李竟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让廉思震惊。

　　“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真的存在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涌现。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和关心的群体，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廉思说。

　　廉思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博士后，可谓一帆风顺。博士期间，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还曾在湖北广水市挂职担任市长助理。这样的履历让他对社会的另一面显然缺乏足够的了解。

　　此后，廉思来到了唐家岭。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但交通的便捷，生活成本的低廉，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形成聚居。

　　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唐家岭居住着四五万人，除了本村居民3000余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充满着理想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生活。

　　从唐家岭回来后，廉思决心要深入研究这个群体，“我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窘境，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笔，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从2008年1月开始，廉思自筹经费，带领一群“80后”的研究生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展开了调研。两年间，他们埋头研究，取得了“蚁族”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数据与实证资料，记录下“蚁族”的需求、声音、文化和梦想。

　　不过，最后成书的时候，调研报告只是一个粗概，冰冷的数据似乎不能反映出调研团队的感知。《蚁族》中几乎一半的篇幅，是调研成员的采访手记，记录一个个“蚂蚁”的生活实录：

　　“下午5点半保险公司培训结束后，在寒风凛冽里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看到亮着车灯的运通205开过，眼前就黑了———黑压压的人群把一米六出头的他挤在中间，四处都是人，推着他上了车……”

　　廉思认为，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充满活力，满怀理想，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然而，工作后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梦想无处寄托，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且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

　　30年前，《中国青年》刊发了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如今的"蚁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巧合的是，和我接触的许多"蚁族"，虽然表述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上个世纪潘晓事件引发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时，"蚁族"的大部分还未出生。两个世纪，同一种声音，个中的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和思考……”廉思充满担忧。

　　《蚁族》背后的话题———蚁族现象反映两大重要社会问题

　　信报记者：“蚁族”这个词是怎么产生的？

　　廉思：最初我们是根据这个群体的特点，称之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名称不便于记忆和认同。后来我们在讨论时，有人提起《蚁呓》一书，《蚁呓》虽然讲述的是一只蚂蚁的卑微一生，但本意是用蚂蚁的觅食、繁衍、结群、打架等生活轨迹来映衬人类。《蚁呓》一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考虑到该群体的行为特征和蚂蚁极为相近，因此我们决定大胆地采用“蚁族”一词来命名该群体。

　　信报记者：两年的调研，你对“蚁族”的印象有没有变化？

　　廉思：应该说，不是改变了我固有的印象，而是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我认为，蚁族现象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两大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和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二是高等教育普及后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而农民工和农民问题，并没有涉及到第二个问题。蚁族现象是这两大问题的结合，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好，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我们调研中发现，该群体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同时他们制造社会运动的成本和代价很低，在反对日本入常和去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抵制家乐福等事件中，该群体均是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我们还发现，该群体遇到社会不公时，不会选择上访等方式解决，而是会借助网络曝光、媒体曝光等新兴的媒介。

　　很多人嘲笑我是“杞人忧天”

　　信报记者：调研过程中的手记多出自你的团队，可惜，我没能看到你的手记。

　　廉思：令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在唐家岭和“蚁族”一起过年，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我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快乐和孤独，想家的日子是让人难忘的。当除夕的钟声敲响时，他们在一起抱头大哭。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经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然而，工作后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梦想无处寄托，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且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

　　信报记者：你有没有想到放弃？是什么支撑着你？

　　廉思：说我一直保持热情，没有想到放弃，那是吹嘘并高抬自己。第一次调研后，我没有经费，国外基金的钱不能要，国内又没有机构愿意资助。当时经济危机还远未来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均遭否决，很多人嘲笑我是“杞人忧天”、“痴人说梦”。应当说最终支持我走下来的，是“蚁族”朋友所体现的精神。就像“蚁族”自己所说的，“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看到他们的奋斗历程，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能出多少钱让唐骏做推荐？

　　信报记者：图书得到了众多知名人士的推荐语，这些推荐语是如何获得的？

　　廉思：很多人向我问起这个问题，有人甚至问我是否花了很多钱来请他们做推荐。对于像唐骏这样一个转会费就高达10亿的人，我能出多少钱让他给我做推荐？对于北大校长、人大校长、长江学者、国务院官员这样的人，我能给他们什么让他们给我做推荐？是因为这本书实实在在感动了他们，打动了他们。记得我当时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发了书稿，他看完后，连夜给我发来了推荐语，信中第一句话就是“廉思，含着泪阅读了你的报告，这本书是无需推荐的”。人大校长纪宝成在国外出访期间，一直带着此书的书稿阅读，并几次让秘书与我沟通，能否把出版时间再拖后些，他要认真地思考书中反映的问题，然后再撰写推荐语。

　　信报记者：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是什么？你下一个研究课题是什么？

　　廉思：我目前正在进行两项工作，一是完成“蚁族”的全国调研工作。目前蚁族书中的内容主要体现的是北京地区的调研成果，上海、武汉、西安、广州四地的调研踩点工作正在进行。

　　二是策划蚁族第二本书，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出版，蚁族第二本书与第一本有很大不同，不会再坚持宏观分析、微观故事与群体碰撞这样的写作思路，而是会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蚁族和蚁族现象。

　　-信报记者 王明明 (来源：时代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