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启迪政治体制改革

　　来源：南宁市图书馆

　　政府创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奠定基础。要对敢于创新的官员充满敬意，对那些不成功的创新者给予应有的宽容。

　　3月24日，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如期而至。与上一届不同的是，本届评奖活动不再低调，而是广泛邀请了多家媒体与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白钢认为，由学术机构评价政府创新之举，实质是一个政治评价的过程，也是一个积极的完善民主的过程；而这些创新案例则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具有启迪和示范意义，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提供借鉴。

　　“中国的希望”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于2003年共同发起。著名政治学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领头的课题组联合组织国内几十名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法学学者，根据自行设计的创新程度、自愿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六项标准，评选出20个候选项目。

　　该奖项的优胜奖和提名奖分别获得5万元和2．5万元的奖金，并同鼓励奖一起获得奖杯和荣誉证书。俞可平说，奖励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非参评的企业、基金会、个人和政府部门的捐助，属公益性质的民间资金。

　　由权威的非赢利性学术机构对政府创新行为进行研究和奖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在美国，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美国政府创新奖” 已设立16年，是一项权威性和声誉性都极高的奖项，其所产生10名“政府创新奖”得主，通常由美国总统亲自颁奖。

　　俞可平认为，对政府行为的最终裁判权应当属于它所服务的公民，但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往往是零散的、随机的，学术机构由于其非赢利性和专业性，在从事政府行为评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他说，设置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旨在帮助各级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同时分享世界各国政府的创新成果。

　　俞可平特别强调并坚持的是，他们的奖项是一个民间奖。他说，“我们没有红头文件，没有职能机构委托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我们会坚持下去、做出信誉”。

　　不过，他坦率承认，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其中颇多无奈和不易。有些地方官员对奖项比较冷淡，认为该奖与他们的升迁没有多大关系；一些地方党政部门打来咨询电话时，第一句话往往是：“你们要多少钱?”

　　俞可平介绍说，事实上，这个奖不仅不收费，而且还从有限的经费中拿出钱来，真的给获奖单位发奖金，举办单位还要求深入地方考察的专家不能接受请客吃饭和收礼，并且必须直接接触项目的受益者。为了更好地体现透明、民主、公开的原则，本届地方政府创新奖最后的评选将和颁奖安排在一起，在地方代表面前当场打分、宣布结果。

　　多数项目在获得地方政府创新奖之后都扩大了影响，例如，湖北广水市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办法，后来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又如，自贵阳市人大旁听制度和南京下关区政务超市获奖以来，全国许多地方都推出了类似做法。

　　来自国际社会的反应亦让俞可平受到鼓舞。在去年评奖活动后，他们把获奖项目汇编成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书，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看罢这本书之后，专门给俞可平写了一封信，说这本60页的册子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他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世界的希望。

　　今年11月，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两个地方项目还将被邀请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政府创新论坛。

　　地方政府创新浪潮方兴未艾

　　在数十名旨在争夺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奖”的地方官员当中，身材矮壮、37岁的南宁人胡志崇看上去一点也不突出，但他的发言却掷地有声，充满改革家式的自信与豪迈。

　　开始于3年前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使这位南宁市财政局的前副局长，摇身一变成为了坐拥30亿国资的威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

　　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强力支持下，南宁市将归属各部门的行政性国有资产全部收归新成立的威宁公司进行统一的市场化经营，连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被划归到威宁公司的名下，再以租赁的方式获得使用权。

　　许多强力部门拥有的楼堂馆所都被收缴，小金库没有了。所有部门的办公费用和工资福利支出都由市财政在适当兼顾部门差别的前提下统一按规定标准划拨，从而最大限度消除各部门之间的“苦乐不均”。而在威宁公司的市场化运营下，许多处于濒死状态的行政性国有资产开始一个个活起来，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胡志崇毫不掩饰地对《嘹望东方周刊》强调，这一改革不仅是全国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少见，除了加拿大的一个省有相似的做法。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带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它意味着许多部门和许多人的好日子将难再续。其间的阻力、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

　　不过现在，已被命名为“南宁模式”的这项改革取得的成效已为国家许多权威研究部门所首肯，并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奖”提名奖。

　　在此次评奖会上，南宁市共推出了两个项目，另一个是“社会应急联动系统”，它被认为是国内在应急救助与服务方面设计最完善的一套系统，成为许多城市学习和效仿的对象。该项目则成为10个优胜奖之一。有人说，这两个令人眼前一亮的项目，使人们对一度遮蔽在成克杰等一群贪官后面的南宁市刮目相看。

　　事实上，综观人围的20个创新项目，可以发现，今天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已成遍地开花、方兴未艾之势。即便在吏治环境备受指责的东北，也产生了如“吉林省梨树县村民委员会‘海选”的生动案例。不过，更多的创新案例来自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

　　白钢教授将政府创新的内容分成三类：一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性创新，二是行政改革类创新，三是公共管理与服务类的改革与创新。据统计，在第一届获奖项目当中，属于第一类创新的获奖项目占了70％左右，在第二届获奖项目中，这一比例占了60％左右。这表明，体制性创新仍是政府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在20个人围项目中，涉及民主选举类的项目有4个，分别是四川雅安县级党代表直选、四川遂宁步云乡乡长直选、浙江台州乡镇(街道)团委书记直选、吉林梨树县村民委员会海选。获得优胜奖的浙江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亦属基层民主范围。一位举办方负责人对《嘹望东方周刊》坦陈，这样的安排显示了我们对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的重视。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所有这些改革都有适应本国国情的不同特色，能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并能为其他城市政府所学习借鉴，是非常给人以灵感和启发的。”过去5年一直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提供支持的福特基金会主席艾保鼎，在评奖会结束时给予丁这样的评价。

　　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在评论时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推动政府创新的重要动力。这在浙江等沿海省份尤为明显。因为习惯于市场经济高效率的社会民众，越来越无法接受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低效率。

　　他举例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已不止一次出现政府工作报告在人大通不过的现象，甚至有的地方人大会甚至根本开不起来，因为政府缺乏号召力。一些地方大企业出于对政府服务的不满，而迁移到别的地方。来自社会和民众的这些反应，迫使各地政府不得不加大对民意的倾听，加快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政策创新。

　　湖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谈到要于打造“服务型公安”时，不无感慨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推动这项工作，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放弃越来越多的特权。

　　俞可平指出，地方政府的创新，本身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意义特别重大”。他说，政府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许多社会问题，如北京交通混乱，公众素质长期难提高，社会诚信的缺乏等等，说到底是与政府自身的素质不高有关。

　　“政府本身不守法，满大街那么多特权车辆，让老百姓心里怎么想?一些官员们空话假话连篇，叫老百姓和企业家如何诚信?”

　　这位学者尤为感慨地指出，政府创新特别困难，风险很大，大量创新是不容易成功的。所以要对敢于创新的官员充满敬意，对那些不成功的创新者也要给予应有的宽容。

　　不过，他强调说，这些生动的地方政府创新事例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温和有序地推进。他说，按照一些西方人的标准，只有搞多党制、三权分立才能叫政治改革。可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在符合中国国情的轨道上来推进，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创新，除了让政府在现有条件下更好地提供服务，还有可能引发深层次的制度和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