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周末
《风声》导演反咬酷刑拍得不伦不类
高群书：我也觉得有些酷刑太变态
刘威葳：这是我拍戏以来最受苦的一部
◎文/《青年周末》记者 王晓晶
在日前举行的釜山电影节上，电影《风声》中的“吴志国（张涵予饰）受刑”被韩国民众票选为“最惊心的片段”。
“其实连我自己也的确觉得有些酷刑太变态。”10月18日，在国产大片《风声》票房突破1.85亿时，导演高群书一反常态，对《青年周末》记者语出惊人。
自从9月30日上映后，《风声》效应席卷全国。力挺派把它夸上了天，因为作为大片，它非但不空洞，还看点十足；反对派则认为，影片对血腥暴力的酷刑场面展示过多，这部可以算是R级的电影让人恐怖。
导演冯小刚也曾建议《风声》应删减酷刑戏，他说：“我担心观众会受不了。”随着争论的升级，《风声》背负的“酷刑”也越来越沉重。
那些让演员痛不欲生的酷刑
用“触目惊心”形容《风声》中的酷刑一点不过分，演员们一个个败倒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下……
刘威葳：“这是我拍戏以来最受苦的一部”
在《风声》中，演员刘威葳是第一个出场接受酷刑考验的人，她因饰演电视剧《征服》、《我的团长我的团》女主角为观众熟悉。在《风声》的拍摄过程中，她也是第一个进组“受罪”的。
刘威葳扮演一名女特工，凭借一腔热血刺杀“汪伪政府高官”段奕宏失败，最后被酷刑折磨致死。她在电影里出现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凝固鲜血的头颅上插着多根毒针，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死不瞑目。
10月19日，刘威葳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电话专访时，回忆起受刑场面，还心有余悸，她说：“这是我拍戏以来最受苦的一部。”从早到晚，整整20个小时都在煎熬。
当时刚过完春节，天津的天气冷得刺骨，在一所老房子的地下室中，只穿了一条裙子的刘威葳咬着牙坐在水泥地上，为制造严刑逼供的效果，一盆接着一盆的冷水泼在她身上。因为高群书导演想要水刚泼上那种水淋淋的效果，所以在拍每个镜头前都要现泼一盆水。
“即便当时有温水，大冬天的，泼上来几分钟也就凉了。而且那所房子的水管多年没人用了，到后来泼的全是特别脏的水。”
当时刘威葳身上缠了保鲜膜，她不敢去厕所，剧组准备的姜汤也不敢喝，就这样一遍接着一遍拍，披湿了三件军大衣。
身上的水、血、泥混作一团
刘威葳透露：“其实现在的《风声》，已经剪掉很多血腥镜头了。”
上午是泼水受审，下午做伤痕妆、泼血浆。
看过《风声》的观众，一定记得“情报处长”王志文把刘威葳身上涂满恶犬喜欢的香料，然后放出它撕扯犯人身体，顿时鲜血沾满白衣。
“那个伤做得特别慢，一个伤口要一个小时，几个伤就是好几个小时。还有泼血浆，泼完了之后，湿的时候还挺像的，烤干了之后就硬了，没有逼真的效果。所以得把它们从衣服上揭下来。有的血浆粘在皮肤上揭不下来，就得使劲撕。然后再拍，再泼水，再泼血浆……”
一天下来，人身上的水、血、泥混作一团。
刘威葳说：“我觉得那天晚上再拍不完我就崩溃了，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本来他们看我那样难受，就说明天再拍吧，但我实在不想再重复这种痛苦，咬着牙挺。”
当刘威葳受刑的场景作为《风声》第一批剧照公布的时候，她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很多人的反应都是“吓死了”、“太恐怖”。
麦家曾为张涵予针刑流泪
刘威葳所描述的这些酷刑，也仅仅是影片开头的铺垫。
她最后被施以针刑的过程也仅仅一笔带过，因为这项导演陈国富自己发明创造的“专利”，会更露骨地用在饰演“吴大队长”张涵予身上。在日前举行的釜山电影节上，“吴志国受刑”被韩国民众票选为“最惊心的片段”。
张涵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接受针刺的那个镜头，当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因为这项酷刑的灵感来源于陈国富本人对针灸的恐惧。不存在的东西，让人害怕的空间才大。
在开拍之前，张涵予专门请教过两位懂针灸的老中医，连他们都不知道受针刑是什么感觉。但老中医说，要是扎错了位置，人就直接断气了。
在《风声》中，针刑高手“六爷”把特制的药水涂在针上，跟笑面虎似的往张涵予的脚踝、腰部、太阳穴、颈喉等穴位上扎进去，银幕上的张涵予眼睛血红，凸出的眼球就像要爆出血来……
连《风声》原著作者麦家看到这场戏时都流泪了。他感叹革命者的坚强。
没有酷刑，创造酷刑。陈国富也因此被一些评论者认为：“凡是制造酷刑的人心理一定阴暗。”
对此，心理咨询师荀炎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刑罚的痛，是为了让人产生一种对痛的恐惧感。我非常认同本能，就是善恶相辅相成。每个人的心理都有魔鬼的一面。我不认为谁因内心极端才会这样。只能说某些原因，比如为了角色设置，诱发了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有些艺术片展现性也淋漓尽致，那导演就是色情狂吗？”
周迅拍完绳刑忍不住哭了
在《风声》中，当“老鬼”周迅受刑时，有不少女性观众蒙上了眼睛。这就是触目惊心的绳刑。
她被迫张开双腿骑在一根被刮毛的粗麻绳上，两个男人抓着她的身体，将她一路从麻绳上拉过……最后，周迅蜷缩成一团倒在地上，裙子被染红了一片，欲哭无声。
据导演陈国富介绍，绳刑在《柏杨回忆录》里有记载。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台湾国民党抓过一个很有名的女记者，叫沈元嫜，他们怀疑她是共产党，沈元嫜不认，就被连续三次骑绳拖行，后来这个女记者上吊自杀了。
周迅拍完这个角色忍不住哭了。
她说：“虽然有很多保护措施，大腿受了些皮外伤，但一想到当时的特工要受这种痛苦，便觉得心寒。我看到麻绳刮了毛，想到那种刺痛、火辣，锥心地难受。”
影迷林小姐在西单首都电影院看完《风声》后仍然胆战心惊，她不解地问《青年周末》记者：“这么暴力的片子都能放，咱们国家的审片尺度很宽松啊！”
专门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北京立地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先生告诉记者：“这部戏的尺度其实把握得很好，处理也相当到位。在站住了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前提下，所有的血腥暴力场面都只是给观众展示了一个结果，其他的完全靠观众遐想。”
导演高群书：我也觉得有些酷刑太变态
对于酷刑，导演高群书在影片前期宣传时曾表示：“酷刑有如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不同的人性反应。”是剧情发展的需要。
但10月18日，他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专访时，却说了很多以前不曾道出的“放肆的话”，并在短信中向记者表示：“还有许多真话未说。”
高群书说，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喜怒形于色，不善于藏着掖着。
因为远在敦煌拍戏，他只能邮件作答，洋洋洒洒回复了数千字。能看出，他对这部电影不满意。对“双导演制”的《风声》来说，高群书只管建组、拍摄，而剧本和后期剪辑、发行宣传都是陈国富负责。
高群书表示，有些酷刑连他自己都觉得“太变态”。
目前的《风声》有点不伦不类
青年周末：有影评人说，好的谍战片应该是一场优雅的残酷角逐游戏，是杀人不见血的博弈。但作为谍战大片的《风声》却少了很多智力角逐的成分，反而对酷刑的展示占据了大部分篇幅，你的创作初衷就是这样的吗？
高群书：说的极好。但影评人永远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来强行界定别人的电影。
对于《风声》，我从来也没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谍战戏来拍，我一直在说，我只是想拍“两个微不足道的、可能仅仅属于国家机器运转中的一个‘零件’的人（王志文扮演的情报处长和黄晓明扮演的日本军官——编者注），利用国家机器给与的权力和资源，使得自己性格的黑暗一点点放大，把一群无辜或者说反对者一点点逼疯的”。
我表现的是一段极端人生，我也很喜欢表现极端人生，我所有的电影包括目前正在拍摄的西部片也是在讲一群人在绝境险地的极端人生。我觉着这比一味玩转智力游戏要必要的多。
当然，目前的结果有点不伦不类，观众看到的这一版不是我剪的，更不是我的拍摄初衷，也无法完全体现我对影片的设计。有人要对影片负自己的责任，结果就成了现在这种模样。
但观众还是很宽容的，都给打了很高的分，我只是感到很羞愧。
有些酷刑确实太变态
青年周末：假如能出一个你自己的剪辑版，会怎样展现酷刑？
高群书：其实我希望观众能闻到银幕上扑鼻而来的血腥味，因为毕竟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革命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暴力。我不想睁着眼睛说瞎话，柔化残酷不是我的风格。
如果能出一个我自己的版本，我相信观众能更清晰地理解酷刑的合理性，但我不指望能得到所有观众的认可，其实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酷刑太变态。
目前的过于放大是影片宣传部门为博取眼球的有意为之，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结果如此严重而已。我非常反对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宣传引导。
酷刑只是在表现施者的惨无人道和被施者的坚韧。
从以前拍电视剧到现在拍电影，我一直坚持两种方式：一种是告诉观众什么是对的；一种是告诉观众什么是不对的。但我经常做的属于后者，就是给你的生活提供一些“禁止”标志，就像公路上的“禁行”、“禁止左转”这样的警示标志一样，告诉大家什么是悲剧，不要做什么。
《风声》是既描述了黑暗有多黑，又描述了光明有多明的一个影片。
“有三场戏我一直不能接受”
青年周末：变态？你认为酷刑变态？据我所知，陈国富导演也说过：“我一点也不享受拍摄酷刑的过程，反而是非常痛苦。”
高群书：初看剧本时，有三场戏我一直不能接受，李冰冰和周迅的受刑，黄晓明扮演的武田没完没了的寻找黄金。对于李冰冰的刑罚我一直找不到合理性，周迅的受刑我觉得确实变态，拍摄这场戏时我特意给老陈（陈国富）发了信息，我说这场戏你必须在场，最好你来拍，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拍。但最后我还是拍了，我的任务就是拍摄。
李冰冰和周迅在拍摄之前一直问我将怎么拍？我说不知道。因为真的不知道，我只能在拍摄现场找感觉，李冰冰的那场戏拍了将近三分之一时我才找到了方式，那就是还得靠人物性格来表现这种刑罚的合理性，这场戏的确用了很多胶片，因为心里没底。拍摄周迅受刑时，周迅每拍完一条走出来就坐在旁边默默流泪，我知道她的感受，拍摄那场戏时我无法直接拍摄周迅的受刑过程，后来选择了用情报处长王志文的感受来烘托酷刑的残酷，试想一下，连他都崩溃了，这种酷刑可以想见是多么的灭绝人性。我没有展现酷刑细节和过程，已经尽可能的含蓄了。
武田寻找黄金幸亏后来剪掉了。
针刑也一直找不到根据，演员在拍摄前也问这个问题，我就用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中医的经络说给他们解释。只能这么解释，我也问过老陈这些酷刑有无出处，老陈说，都是想出来的，没有什么依据。我很佩服编剧的想象力，但拍摄时我必须说服演员，就自己找个说法。生活中许多东西都是这样，正着用是有益的，反着用就是有害。
认可“文化价值阳痿”说
青年周末：南方媒体的一则评论说：“我们的电影票房勃起了，但影片的文化价值似乎有些阳痿。”他们谈到暴力、血腥、爱国主义以及对孩子的影响，票房之外的东西你想过吗？
高群书：“影片文化价值的阳痿”这种说法我基本认可。对网上和媒体的所有批评我也基本认可。这也是我的遗憾。
我也认为电影目前的结果只顾放大所谓的表面化的商业性，失去了一个经典电影应该具有的人文性。一个能流传下来的经典电影应该是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重的，比如《教父》，好看，并对人类发展规律有所发现。仅仅满足于商业性是短视和浅薄的商业片。香港电影就是被这种短视和浅薄害成现在的状况的。
一个电影的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体现创作者对社会和人类的认知态度，这种态度应该是呵护的，爱悯的，是建立在对人道的尊重上的。变态和机械的，甚至充满了功利性的对商业性的攫取是不人道的。
电影的残酷只是那个时代的九牛一毛
青年周末：把美好撕碎给人看很残酷，但那个年代确实很残酷。现在，越来越多身处衣食无忧时代的人，不愿正视这样的残酷确实发生过，而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恐怖。你的看法呢？
高群书：还是那句话，我不会粉饰太平，柔化残酷。我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如果不能说真话的时候，我可以不说话或枉顾左右而言他。血雨腥风的年代是真实存在的，影片中的残酷和那个时代的残酷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观众不能接受这种残酷，从另一个角度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确实是违反人类规律和基本道德的。我们更应该感谢我们生于现在这个时代，更应该珍惜我们的生命和不甚完美的生活，不要动不动就抱怨社会，动不动就自杀。
张颐武、尹鸿为《风声》“打擂”
电影《风声》一出，网友立刻分成两大阵营。支持者认为暴力镜头表现得恰到好处，《风声》是难得一见的国产好片；反对者则说，血腥酷刑让人毛骨悚然，削减了谍战意味。
有意思的是，当《青年周末》记者分别在10月18日、19日采访两位著名的学界专家——北大教授张颐武和影视传播学者尹鸿时，两人观点如同对阵的网友一样，火花迭出。
张颐武：人性需要“极限”的表现
10月13日，当《风声》取得1.75亿票房时，剧组在北京举行了一个专家座谈会，北大教授张颐武就是与会者之一。
在采访中，张颐武向《青年周末》记者肯定地说：“《风声》是部不错的电影。”他认为这样展现酷刑并没什么不妥，因为剧情需要。
“这种极限的东西、极限的理念，现在就剧情来看，还是合适的。陈国富导演是一个很深沉的导演，他的很多想法还是很深入的。人性有时候就是需要在这些极限的体验中才能看出来。”
张颐武对针刑和绳刑尤为感兴趣，还追问陈国富导演的创作来源。
对于很多人对酷刑的无法忍受，他说：“因为过去我们的刑罚都是烙铁、辣椒水、老虎凳之类的，所以中国人对暴力的敏感性可能比其他国家弱一些。现在我们经历的比较少了，所以对这个比较敏感。再比如我们对待性的感觉，古代人看到一个脚就很激动，现在呢，看到什么都不太激动了。很多现在觉得不能忍受的东西，将来可能就是家常便饭。”
尹鸿：不如预期的精彩
10月19日，身在杭州的影视传播学者尹鸿也接受了记者采访，与张颐武正相反，他认为《风声》“不如预期的精彩”，对酷刑有些夸大。
“在电影拍摄中加入一些专业性的、观众未知的东西，比如考古、探险等，提高观众观看的兴趣，现在越来越普遍。这样能增加电影的专业门槛和专业难度，控制观众对剧情的理解能力，但是像《风声》这样展现酷刑，多少有些夸张、夸大的成分。”
尹鸿说，因为国产电影正处在商业化初期，需要置入一些极端的东西，来吸引观众的关注度。“但是随着电影市场越来越成熟，观众观看的理性程度越来越高，那种极端手段会越来越少。”
尹鸿还特意指出，中国电影的暴力血腥镜头其实很多，“《风声》怎么也得是R级了”。既然电影分级制不太现实，那么应该尽快出台“分类指导”或者“分类提示”，因为它肯定不适合儿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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