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企稳复苏趋势明朗 “老结构”制约发展

　　《瞭望》文章：经济复苏更应坚定结构调整

　　长期积累形成的“老结构”问题和这一轮刺激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新结构”问题都很严重，有的甚至“叠加”到了一起

　　文/韩保江

　　中国经济企稳复苏的趋势已日益明朗。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7%，第三季度GDP增速达8.9%，中国经济全年实现“保八”目标已无悬念。然而，越是“向好”的形势下，越应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形成的“老结构”问题和这一轮刺激经济计划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新结构”问题都很严重，有的甚至“叠加”到了一起。这将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讲“老结构”问题，是指第一、二、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协调，东中西部发展利益仍然存在冲突；人与自然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发展代价居高不下；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内需不足“瓶颈”制约严重；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分配关系不合理和民生发展缺失；国有经济的某些垄断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

　　而这次刺激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的“新结构”问题则表现为：在三次产业发展投入中对现代服务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仍然不足；在投资与消费的投入上对消费和民生的倾斜仍然很少；在发展重点上重大（大企业、大项目）轻小（小企业、小项目）和重公（国有企业）轻私（民营企业）造成“国进民退”；在发展过程中重“保速度”轻“提效益”和“调结构”进而造成部分已经关停的“两高一低”企业死灰复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等新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行业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导致新的产能过剩，同时，还造成原本就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等行业的重复扩张等新问题。

　　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病根，主要源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来说，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尽管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但仍排在世界100名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国际综合实力增强总体上还受制于经济发展规模，因此，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工作目标，进而也就忽视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从主观上来说，由于GDP至上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惯性，又促使各级政府官员甚至国有企业领导者思想上都十分重视总量扩张和发展速度，进而轻视短期很难见效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近年来，虽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不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工作力度，但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没有从根本上跳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的速度型发展怪圈。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萎缩的情况下，由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很难短期奏效，只能再次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保增长，由此导致保增长过程中出现“结构病”。

　　当前，关键是要正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存在的这些“结构病”的危害，积极寻找治愈办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要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彻底摈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循环、不协调”的粗放发展方式。

　　除了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萎缩的约束不会在短期消除外，现有经济结构下“既得利益”和“体制惯性”还将阻碍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和优化升级。一方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需萎缩和经济增长放缓所带来的就业和增收的压力，必须把“保增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从而不得不暂时放缓调结构的步伐。另一方面，在GDP至上政绩评价体系没有根本改变和锦标赛式的区域发展竞争方式依然如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也不愿意放弃对经济总量和规模的追逐而心有旁骛。因此，要根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病”，从根本上转变粗放失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宏观调控方式，积极探索能够“标本兼治”的科学调控手段。

　　要“标本兼治”，一方面必须明确“结构病”的直接起因是“利益关系失衡”。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必须重视平衡利益。只有让应该发展的产业、领域和区域多得利益，让限制发展的产业、领域和区域得不到利益，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平衡协调发展。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要尽可能向现代服务业、“三农”、中西部、民生事业、高新科技、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文化产业、居民消费、环境保护等产业和领域倾斜，进而通过克服“短板约束”，实现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导致“利益关系失衡”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不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条块分割”和“用计划经济手段管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就不可能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进而促进经济平衡发展。因此，根治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病”，根本还是要依靠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