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曾先后进入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和犹他大学学习。1963年，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他还拥有人文科学、科技等领域的15个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在天津财经大学成立。如今奥地利的维也纳和中国天津已经成为他与妻子的常住地。主要代表著作《大趋势》目前在全球共销售了1400多万册。
记者手记 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想到了海明威，那位曾获过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雪白的大胡子，深邃的目光，宽阔的额头，太像了！当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他时，他非常高兴地回答说：“我不是像海明威，我就是海明威。他的所有作品我都读过。”一下子，我们的距离就拉近了，彼此都有了一种遇到知音的欣喜。我以为，唯有热爱文学，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乞力马扎罗的雪》等文字中穿过的人，才能把《大趋势》和《中国大趋势》这样集思想性与逻辑性于一身的未来学专著写得这样生动，这样形象，这样耐人寻味。
他，就是来自美国的奈斯比特，一个永远响亮的名字，一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神奇人物，他著述的《大趋势》在全球销量已超过1400万册。
2009年11月12日，津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奈斯比特先生和夫人多丽丝女士先后来到了天津财经大学和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分别与大学师生和编辑记者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在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奈斯比特夫妇详细地讲述了这本《中国大趋势》的写作、出版过程以及两个人因书而结缘的浪漫爱情故事……坐落在财经大学的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办公室临湖的大落地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正在给树木、湖水以及对面的教学楼披上洁白的外衣，朦胧而充满诗意。
对中国人而言，他的“大趋势”也许很浅，很平常，很熟悉，都是近几十年来我们亲身经历过的，都是老故事。而对外国人而言，对西方世界来说，他的《中国大趋势》很新鲜，很传奇，都是新故事。它掀开了古老中国的神秘面纱，报告了东方巨龙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神奇变化，分析这种变化的规律和其独特的内涵与动力，讲述他们四十年来多次到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身边中国朋友的亲身经历，还有一个独特的滨海城市——天津。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没有比他更清晰这个过程和这其中的奥秘，于是，在中国领导人的邀请与朋友的激励下他要写出这个故事。
冲动，热情，兴奋，心被激荡着，于是奈斯比特先生以80岁的高龄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工程中，而曾经是他的出版商的妻子，又与他一同进入到这个新鲜而充满挑战的过程中。
一种探求的欲望，一种倾吐的快感。奈斯比特是一座桥梁，一根网线，使东方与西方很容易就沟通了。一般西方人了解中国，是通过古老的故宫、长城、兵马俑、敦煌壁画，或者孔子、孟子、老子以及中餐、中国功夫等为途径，那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流传的古老文化，而如今新鲜的、现在进行时的中国又是怎样的？就很少有人来传达了。虽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将要举办的上海世博会，正在以越来越清晰的表达与世界沟通，但中国在三四十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中国有民主吗？如果没有，又为什么能如此日新月异地迅速崛起？
这一切，都成了令这位美国老人兴奋无比却又不无艰辛的研究课题。大量的信息选择、汇总、分析、研究，无数细致、琐碎的整理工作，他要极力从那些表象的、正面的、官方的宣传和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国朋友亲身经历的故事中理出头绪，找出规律，再用西方人能够明白的方式写出他的观点。
翻开这本红色封面的《中国大趋势》，猛一看，这是一本相当简单的著作，甚至类似于资料的汇总与堆砌。但静下心来认真读一读，就会发现，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老奈先生真的很不简单，正如他在演讲和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奈斯比特说：“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独立走出一条新路。”“与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的分析不同，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的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于是，他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在实行的是一种他命名为“纵向民主”的制度。
在财大演讲时，奈斯比特夫人在白板上先画了一个图来解释西方的民主体系，是相互平衡的关系，又画了一个图，表示中国的民主，她和奈斯比特先生认为中国民主与西方体制最大的差别在于，人民是这个体制的基础，是人民在下面支撑着这个体制，西方体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连贯性，每个政党之间是互相争斗的关系。中国体制的优势是有连贯性，并且有上下互动的关系，有些东西自上而下，有些是自下而上。中国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只要民众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这个体制就不会有大的动摇。中国体制还有个优点，可以有长远的规划，而不像选举制，只为当时的利益，一个人下台了，这个体制就断了。中国体制可以维持到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
《中国大趋势》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高质量生产人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把它们推向全球市场，那会是何种景象呢？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预言中国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中国不仅在改变自己以适应全球贸易环境，同时也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环境。”
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上一部书《大趋势》中的预言无一错误，那么这本《中国大趋势》中的预言会怎样呢？我们期待着。
访谈录 记者：您这本书首先出的是中文版，然后是德文版，西方有什么反响？他们对你们笔下的中国感兴趣吗？
奈斯比特：德文版是多丽丝翻译的，英文版明年一月会出版。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许多出版商都对此书作了评价，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书的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在德国的出版市场，其中有一本历来对中国持批判性角度的著名杂志说，任何西方人如果放下对中国的偏见，想了解中国，就应该去阅读一下这本书。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在西方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在替中国作宣传，其实不是这样。现在西方的一些媒体已经逐渐意识到，如果只是一味地指责和批评中国，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们需要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于是我们的书在西方受到了欢迎。
记者：我想知道你们二人合作写这本书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多丽丝：我们两个人在合作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心灵相通，我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非常关心中国，都对中国感兴趣。研究的方式是构图的方式(用手在空中比着画了一张“图”)，并不是你想一点什么，我想一点什么。而是我们共同看到了什么，共同进行探讨，产生了共同的思想和理念，促成了这本书的框架。书的初稿是英文的。我们把我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定义为“和谐关系”。工作是很辛苦的，从每天早上五六点，到晚上八九点，如果没有这种和谐的关系是写不出来的。
记者：写作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奈斯比特：倒不是特别大的障碍，但是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既不是以一个外来人、也不是以一个内部的人的眼光，而是通过研究，让事实本身来告诉人们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的。我们定义的民主概念，是人民掌控、人民管理、人民决定。我们强调，我们定义这个民主，结果是一样的，但实现却有不同的途径。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唯一的途径，但我们看到中国却创造了另一个纵向民主，与西方的横向水平民主是不同的。
记者：我看你们两人特别恩爱，一定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奈斯比特夫妇听完我的问题后全都哈哈大笑，老奈一把搂过妻子，自豪地说：那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多丽丝：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工作，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当时我是出版社的，我的主编要求我跟踪他，希望能成为他的下一本书的出版商，当时是女士追先生，但是先生也放慢了脚步。
记者：怎么就由追书变成了追人了呢？
多丽丝：(握着丈夫的手，边说边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源于追书，但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故事。爱情有它自己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不受我本人控制的。
奈斯比特：我们是2000年结婚的，明年就是我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由于我们两个人的结合，变成了两个家庭的结合，我们两个人的子女加起来是6个，孙辈的有14个之多。我们有湖边的房子，夏天的时候就住在湖边，多丽丝的女儿就住在旁边，早上两边就互相呼叫，我过生日的时候就把我那边的子女叫过来。
多丽丝：我喜欢做饭，中国菜，西餐，我喜欢自己动手，我最喜欢做中国春卷等面食。我喜欢吃。(哈哈)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每天早晨我都要给奈斯比特沏中国绿茶。平时我们居住在维也纳。我们都喜欢音乐。
记者：去过中国农村吗？有什么看法？
奈斯比特：我们作过农村的调研。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去过西藏的农村，就在拉萨的外围。去一个农家考察，这种经历非常有意思。我们去的这个家庭本身就很能反映中国的变化，那家人的爷爷辈儿只读过一年书，他们的儿子只读过三年书，我们去的那一年，他们的孙子正好高中毕业。这一家的受教育程度，就反映了中国的变化。
记者：您在书里面运用了许多中国的成语和俗语，比如“草船借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摸着石头过河”等等，请问您是从中国的媒体上看来的，还是你们的中国朋友告诉你们的？
奈斯比特：我们有许多中国朋友，也读一些中国书籍，但更多的是靠互联网，到上面去查。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需要一些表达方式，发现中国人喜欢用一些成语，或者绘图的方式，就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在我们的书中，有一节是关于森林，“让树林自然生长”，听上去是不是很中国？有一些描述方式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觉得这样能完好地表达我们的意思，这种表达是不是已经很中国化了？记者：中国有句话叫夫唱妇随，你们是妇唱夫随。(听完我的话，奈斯比特鼓掌表示同意。)
采访时，妻子的话显然比丈夫要多得多，多丽丝太善于说了，并且是个急性子。两人基本上是你说一段我说一段，相当默契，每人说完之后，都要相互对视并且双手相握。看上去，他们俩更像是合作者，搭档。这也许比单纯的夫妻关系更能让人亲密。
记者：你们的资料很大的一部分来源于中国的媒体和朋友的讲述。那么在这两者之间你更相信谁？
奈斯比特：对于信息的来源渠道，我们并不是单纯地相信某一方，而是从一方得到的信息去向另一方求得印证。另外，我们越来越多地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各种数字，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取得西方的数据，然后进行对比。在我们的研究和著作里，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当我们引用官方的数据时，就直接告诉读者这是官方的数据，而不是我们自己弄来的数据。
记者：您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相比，谁更能客观地评价中国？
奈斯比特：有一个美国谚语说，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水，但肯定不是鱼发明的。意思是说，其实更了解中国人的是外来的眼光，外来的眼光看中国，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来审视自己。我们从第一次来中国到现在已经42年了，我们既是一个外来者，同时又是一个很了解中国状态的人。我们写书既是从外至内，又是从内至外，从两个角度来看中国。我要告诉大家，我很了解中国，对中国很感兴趣，同时我又是一个外来者。因此，我们看问题的立场是很客观的。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书是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开始的，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角度？
奈斯比特：面对着十多亿长期被压抑，文化程度和自尊心都不高而且贫穷的中国人，邓小平宣誓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意识形态转向发展战略，并且重新确立了与以往不同的优先目标——为人民提供他们最急需的东西：食物、教育和希望。自此之后中国人逐渐成熟起来，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许多人的生活已经实现了小康。
记者：您在书中反复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18位农民承包到户的事，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奈斯比特：这件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变化是中国故事中非常令人吃惊的。中国的变化是在世界大背景下发生的。西方选举的体制现在已经过时了，那是在一两百年以前通讯不发达时期所设立的，人们还需要赶着马车去与人沟通，需要有人去代表，现在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别人去代表自己，我们可以直接知道更多的事情。
记者：那么，你们是怎样为中国的民主下定义的呢？
多丽丝：从一开始得到了很多材料和数据，有许多中国助手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懂汉语。大量的工作之后，总结出中国近年来的几大变化和几大规律。但是我们还不满意。感觉在这表面的变化背后一定还有一些内涵的东西需要挖掘，后来就从纵向民主的角度来研究。从那些变化趋势，总结出了八个支柱，这八个支柱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即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我们觉得到此仍然不能满意，觉得中国有一个独特的体系，这个独特的体系才能支持这八个支柱的理念，这就是中国的纵向民主。
记者：你们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写一本《天津大趋势》？有这方面的打算吗？
奈斯比特：天津代表了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城市，而且天津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城市。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天津的未来更有持续发展的前景。如果要研究天津，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在天津的经历，要从内部体会天津的生活和发展。不是一个从外到里的角度，而是从里到外，从下向上的角度来描写天津，这是一个需要更多时间去计划的事。
本报记者 张星 摄影 刘耀辉 姜宝成 (来源：天津日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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