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问题背后其实是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

　　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20国环境·能源部长会议”(G20)，于3月16日在日本千叶县落幕。虽然会议就启动新阶段的减排框架达成一致，但具体内容并未敲定。日本欲借北海道峰会，主导世界气候秩序的愿望，恐将受到影响。

　　据联合国发表的报告，本世纪末，地球表面温度将比上世纪末升高6.4摄氏度。目前，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约达490亿吨，若不及时采取有效对策，2030年将比2000年再增加排放25%～90%，人类生存空间将受到严重威胁。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而百余年来，持续引领工业化潮流的发达国家，自然要率先履行“给地球降温”的义务。为此，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与会的14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将从2008年到2012年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具体标准是，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准，日本须削减6%，美国削减7%，欧盟削减8%。发展中国家则可推迟执行。

　　一般讲，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可有多种方法。京都议定书大致规定了两种方式，即“技术减排”和“市场减排”。“技术减排”就是通过创新技术，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或利用技术手段，开发“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的替代化。比如，使用玉米提炼乙醇(酒精)作为汽车燃料等。

　　“市场减排”则是依据“清洁机制”(CDM)原则，允许掌握技术优势的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援，帮助降低有害物质排放，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这是一个基本的交易原理，也就是，当一国无法靠技术手段达标时，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换取权利。依据这一原理，2005年欧盟国家率先启动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06年交易规模超过30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8倍，占全球交易量的80%。2007年进一步增加到近600亿美元，预计2008年随着交易的国际化，其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

　　日本企业则是积极奔向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帮助环保，换取“排放权”。如截至2006年4月，日本综合商社丸红公司，仅在中国便获得约700万吨碳排放期权，待价而沽。日本政府则拨出财政资金，收购企业赚取的排放权。同时，日本政府决定动用贸易保险利润，设立总额近2万亿日元的“碳权基金”，与ODA结合，积极展开“碳权交易”，套取排放权。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更是积极筹建“东京碳权交易市场”。

　　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地壳板块漂移期”。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开始利用八国峰会争扮主导世界秩序的主角。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2008年到2012年的首期减排义务迫近，地球环境成为新主题。对此，英国、德国和日本又都看准了机遇，希望利用主办八国峰会之机，顺势主导国际气候秩序，堪称对八国峰会主题的延续。

　　2008年7月，日本将主办八国峰会，为此积极展开新攻势，将首脑会议选定在北海道的风景胜地“洞爷湖”，以标榜其环境先锋地位；又瞄准亚洲，通过对各国提供环保法制支援，如派专家、接受环保法律制定者为研修生，对外输出日本版环保法制标准，构筑亚洲环保法制体系，为日本输出环保技术，确立日本标准创造条件。

　　对此，美国则拉开了“手段对抗战”。一是布什政府通过新能源法，将玉米、核电等替代能源作为主打手段，利用美国的大市场，迫使其他国家跟随；二是促进粮食、原油、天然气等国际期货市场整合，形成“综合燃料大市场”，控制全球价格，维护美元天下；三是与日本达成原子能合作协定，促进“原子能民用化”，迫使日本扮演推广主力军。近期，美国又首次开辟铀燃料期货交易，用市场手段确保“民用核电事业的普及”。核电的清洁化，无疑将从根本上瓦解日欧主导的“碳权”战略。

　　令人担忧的是，美日欧围绕“碳权”的政治博弈，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纳入战略射程。首先，美国提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加入减排框架，防止气候变暖则无法落实；其次，日欧也将中国等拉入“后京都议定书”，视为与美国对抗的筹码。

　　问题是，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民族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产业差距，高标准的减排指标，无异于将“产业差距固定化”，甚至扩大化。显然，围绕“碳权”的政治博弈，美日欧重视的是各自的战略利益，而忽略了主导国际政治秩序，必须首先构建政治感召力。美日欧的“碳权博弈”，最终将重新划分生产力差距，控制下一代产业主导权，实现“比较优势的回归”。而制造业的后发国家，将在大国的“博弈”中，再次丢失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重新处于战略劣势。对此，需要全面考量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方向，制定相适应的市场环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