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之孙朱和平：爷爷临终的嘱托

　　爷爷临终的嘱咐

　　“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借机大搞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乱，国民经济更遭到严重破坏。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奶奶也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周总理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住局面。”

　　这年6月份，我从部队回家。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早晨，爷爷一起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觉得爷爷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了，应该好好休息。但是爷爷不顾我们的劝阻，坚持要去，他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就随便不去了呢？”

　　爷爷这次会见的外宾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弗雷泽1975年竞选获胜出任总理后一次重要的出访。爷爷按安排的时间提前来到达人民大会堂，在开放着冷气的休息室等待客人。会见的时间到了，客人还没有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外交部人员来说明情况，爷爷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浑身发冷。过了好一会，爷爷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爷爷带着病体，坚持到会见活动结束。回到家中，越发感到不舒服。经过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

　　根据日程安排，26日爷爷还有会见外宾的活动，他还想去，但在奶奶和我们以及医生的劝说下，爷爷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就医。

　　爷爷住院后，尹庆民秘书就和我们商量，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爷爷的浴室给改一下。

　　新六所的房子是50年代修建的。20年多年过去了，这房子不但显得过时，而且多年失修，已经破旧。当初设计时，这些领袖人物们都还在盛年，所有的主卧室都设计在二楼。而现在，他们的年岁都大了，特别是爷爷，都快90岁的人了，上上下下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在1970年入住5号楼之后，爷爷便住在了一层。刚来时，因为爷爷的卧室里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地非常不方便，中办和新六所的领导看在眼里，便想把这里给改造一下。而当时任中办管理局副局长的李维信同志向爷爷汇报了这一想法后，爷爷一口就给回绝了。他说：“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现在好多老百姓都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李维信五六十年代曾在中央警卫局专门负责首长们的警卫工作，后来调入中办管理局负责首长的生活服务，他对我们家非常熟悉，也很善于作首长的“工作”。他见爷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这只是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了李维信这么一说，爷爷这才勉强同意。

　　于是，利用爷爷夏天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5号楼给彻底“维修”了一下，将爷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并与卧室连成了一体。又将餐厅改成了爷爷的办公室，又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的餐厅和一个理发室。

　　那年爷爷从北戴河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改建么！？你们这是给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爷爷生气归生气，但看到木已成舟，又不能把新修好的房子改回原样，在奶奶和我们大家的劝说下，这才勉强住了下来。

　　但这次维修留下的惟一的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磁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中，爷爷每天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了，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爷爷才能顺利地完成洗浴……

　　这一次爷爷住院了，尹秘书抓住了这个时机，赶紧和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了改造。可谁也没想到，爷爷会这么快就走了……

　　澡盆改装完工后，我归队的时间也到了。我本想在家多住几天，守在爷爷身边，服侍服侍他老人家。可我知道爷爷的脾气，他老人家从来不允许我们任何一个人超一天假。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按时归队。因为这样，爷爷才会满意。

　　临走的那天，我去跟爷爷告别，他老人家虽然已住进了医院，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和工作着。看我来了，爷爷很高兴，又听说我要按时归队，他就更高兴了，他说：

　　“军人嘛！就得这样才行！”

　　我坐在爷爷身边，对他老人家说：

　　“爷爷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这话爷爷有点不大乐意听，说：

　　“身体不好不能成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你回去以后，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时此刻的心情，轻轻地点点了头。

　　于是我告别爷爷，回到部队。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回到部队，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说爷爷病情加重了！等我赶到爷爷身边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

　　当时专门为爷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爷爷一次，奶奶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7月初，爷爷的病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爷爷本来是闭着眼睛，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爷爷轻声缓缓地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看望爷爷，奶奶贴着爷爷耳边告诉他，他吃力地睁开双眼，看着这些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同志，嘴煽翕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我也哭了。此后，爷爷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爷爷那颗为真理、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跳动了90年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那一刻，巨大的悲痛向我袭来，我情不自禁地哭喊着：

　　“爷爷，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为敬爱的爷爷送行

　　爷爷去世后，奶奶让我和爷爷的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以及护士盛菊花给爷爷换衣服。可我们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像样一点的。直到最后实在是找不着了，我们这才想起来，爷爷根本就没有新衣服。

　　我们知道，爷爷一生对衣着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他有一身较好的衣服，平时怎么也舍不得穿，只是在接见外宾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马上就换了。他的内衣就更破了，领口、袖口、肘部磨破了，就请工作人员补一补，继续穿。他的一件浴衣，穿了近20年没有换过。一条棉被，盖了20多年，补了多次，临终前还用着它。他说：“衣服被子只要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得穿好多年!”

　　爷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朱德同志的美德之一是崇尚简朴。他一生和旧势力、旧观念作斗争，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谋解放，一生中过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我第一次见总司令时，只见他贴身穿的是一套浅蓝色丝绸面的棉衣，补丁挨着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一直舍不得丢弃。外边罩一套制服，照样年年穿它过冬。一直到1960年以后，这套棉衣实在无法再补了，才换了一套新的。”

　　1956年的一天，爷爷向警卫员要他那一套灰色哔叽料子的中山装。警卫员说：“那套衣服两只袖子已经磨得破烂不堪，不能再穿了。”

　　爷爷坚持说：“补一补，还可以再穿嘛：”

　　衣服补好后，爷爷高兴地说：“衣服不怕它破，破了可以补上，洗得干净，这样穿起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外国人看了都好嘛：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做出榜样。”1976年6月13日，我母亲来北京看望爷爷。

　　一进门，就看见工作人员正在给爷爷补被子。

　　他们见我母亲来了，高兴地说：“老赵，快来帮个忙吧!”

　　我母亲走上前一看，就说：“这不是爹爹的那床被子嘛！被里、被面都缝过好几次了。”

　　工作人员说：“这床被子你补过好多次了，这次碰上了，还是由你来补吧!”

　　我母亲拿着这床补丁加补丁的被子仔细看了一番，说：“被面没办法缝了，我给买套新的吧。”

　　警卫员说：“首长不让买新的，说缝补一下还可以用。”

　　大家都知道，爷爷不让买，谁也拿他没办法，只能照办。

　　于是，大家便一齐缝了起来。

　　一边缝，一边议论说：委员长为人民操劳了一辈子，功劳那么大，也该享受享受。可他想的不是个人的享受，生活这样简朴，老百姓不是亲眼见到，还很难相信呢！

　　爷爷有一把椅子，靠背有些矮，头靠不上。工作人员见他的年龄大了，怕他坐着不舒服，就征求他的意见，想给他换一换。

　　他说：“买个椅子还得花钱，现在国家困难，就别买了，找一块木板把靠背接高一点就行了。”

　　工作人员就按他的意思，把椅子的靠背接高了一块，让他继续用。

　　工作人员见我们家的饭桌用了好多年了，桌子面上坑坑洼洼的也提出要给换换。

　　爷爷就问：“买一个桌子要多少钱？”

　　工作人员回答说：“得十几块。”

　　他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把桌面平平，油油就行了，不用换了。”想着这一件件往事，看着为人民奉献了一生的爷爷，走后竟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件像样的衣服，我泪如泉涌，我说：

　　“爷爷辛劳了一生，一定得让他穿身新衣服！”

　　于是我们临时在红都服装店给爷爷做了一身内衣，外衣的中山装仍是他穿了多年的那件。

　　1975年9月，有一次，奶奶见爷爷的衣服实在太破了，尤其是在春天换了棉衣之后，就没有什么可穿的了，便想着给他做件新衣。

　　爷爷知道了这件事后，就说：“把旧衣服补补，还可以穿嘛!”

　　工作人员一旁为奶奶帮腔说：“您老人家的衣服太破了，不能再补了！”

　　爷爷说：“不能再补?两件拼一件嘛!”

　　奶奶见说服不了他，就把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裁缝陆师博请到家里来，好让“生米煮成熟饭”。爷爷见陆师博来了，就讲起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道理，并对陆师博说，用不着给他做新衣服，让人家回去。直弄得陆师傅左右为难，不知该听谁的好。最后工作人员一起上阵劝说，他这才勉强答应做了件衣服，这也是爷爷生前做的最后的一件新衣服。

　　爷爷的这件新衣服虽然很好，但却是件冬装，不太适合夏天穿。所以奶奶还是决定让爷爷穿上他穿了多年的那件中山装。

　　手捧着爷爷的这件中山装，奶奶泣不成声：“老总啊，你一生俭朴，这件中山装你穿了多年，你就穿着它走吧！”

　　为爷爷送葬的那天，中山公园的工人们怀着对他老人家崇敬和怀念的心情，用自己培养的鲜花，献上了一片片敬意。他们精选了郁郁葱葱的龙柏、米针柏，象征爷爷的精神似苍松翠柏，永存于世。他们还用四盆爷爷生前送给他们的兰花和大量的君子兰，表达他们对爷爷君子之风的崇敬。以洁白的东洋菊、色彩缤纷的绣球花、洋蝴蝶、扶桑等，环绕在遗体与遗像的四周，表示爷爷永存在群众之中。

　　当时，奶奶特意安排，让我负责抱着爷爷的骨灰盒，当我抱起爷爷的骨灰盒的那一刻，我不相信那里面能放下伟岸高大的爷爷，我希望能从这里再次听到爷爷教诲的声音……

　　参加完追悼大会，从大会堂出来后，我手捧爷爷的骨灰盒，走在送丧队伍的最前列。当时“四人帮”还是很猖狂，他们控制着舆论工具，在宣传上尽量地降低规格。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充满着对爷爷深深的怀念和敬意，在大会堂通往八宝山的十里长街，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和军政各界人士含着热泪，自发地赶来为爷爷送行……

　　完成爷爷的遗愿

　　开完追悼会后，奶奶召集我们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会上，奶奶说，爷爷生前曾说，他还有两万多块钱存款，想把这笔钱当作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组织。

　　爷爷去世后不久的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也有机会回北京上了大学。在这期间，我协助奶奶整理了爷爷的遗物，按奶奶的意见，帮助她起草了给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汪（东兴）主任：

　　朱德同志逝世已经七个月了，承蒙组织照顾由他身边工作人员清理了他的文件和遗物。这一工作现已告一段落，那几位同志也已相继离开了这里。此外还有几件事向您汇报一下。

　　一、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现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全部上交党组织，另外他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一并交上。

　　二、组织上为了照顾朱德同志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现均退还给组织。原来朱德同志坐的红旗轿车，仍存放在六所，如何处理请组织安排。

　　三、朱德同志生前所发的文件资料等曾由尹庆民秘书整理，其中重要的文件和讲话、报告等资料均已上交中办。另外文字材料中，尚有朱德同志自39年至76年所作诗词除六十五首出版过，还有六百余首尚未出版。这些底稿现均存放在我这里。诗刊编辑部和一些老同志对朱德同志的诗词汇集表示关心。我考虑这部份遗物尚需找位比较熟悉情况的同志协助整理一下。如果中央决定出版，即可提供。据我了解，朱德同志的大部份诗词是经原秘书沈毓珂同志经手的，他比较了解，是否可请沈毓珂同志协助整理朱德同志的这部份诗词。（沈毓珂同志现在湖北十堰二汽党委书记）

　　以上意见，请您审处。（东西上交何处，请批示）

　　康克清

　　一九七七年元月十五日

　　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不久给奶奶寄来收据说：“康克清同志：现送来朱老总存款上交收据，请查收。”就这样，奶奶完成了爷爷的遗愿，把他建国后实行工薪制以来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2万多元，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爷爷没有给儿女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比什么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就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和作风。（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