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而达：让小麦生活在2050年的大气中

　　林而达：

　　“让小麦生活在2050年的大气中”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

　　作为政协委员，据说他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气候变化的所有内容，他的提案从没有离开过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

　　作为气候变化专家，他多年来奔赴全国各地参加调研，为西藏草原的保护、东北天然林与湿地的保护、西南石漠化防治、东南沿海土地资源的保护利用等建言献策，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这个人叫林而达，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农科院农业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

　　9月份，我要采访他，电话里他的声音遥远而模糊。他说：“我正在西藏昌都地区调研呢，过几天回北京再联系。”之后，我们还是只能在电话里沟通。

　　11月，我第二次要采访他，在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里，他总算挑了个空：“明天我在香格里拉饭店参加国合会（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会，会议休息的时候可以谈。”于是，真的，就在会议午歇时分，我做完了这个专访。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甚至连个像样的地方也没有找，就在酒店喧闹的大堂里开始了交流。周围的人来人往丝毫没有影响到林而达的思路，说起工作，他的表情严肃认真，更带着兴致勃勃。

　　“未来基地”

　　在北京昌平，林而达和他的团队建了一个实验基地。这个基地通俗地说，很有“未来感”。

　　“我们种了小麦，让小麦生活在2050年的大气中。我们在地里通上二氧化碳管道，使一片地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当于2050年的浓度，然后让小麦在地里长。那里不是温室，也不是大棚，小麦是在自然状况下生长。”林而达做这个实验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这关系到2050年的世界粮食安全问题。

　　“温度的负面作用大家都认可了，但高二氧化碳会造成什么结果呢？205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会从现在的380ppm（百万分比浓度）增加到550ppm。一般而言，我们学到的知识是二氧化碳会促进光合作用，会促进粮食生长。但是会促进多少，专家模拟结果不一样。按照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原来的估计，温度升高和水分减少的不利影响和二氧化碳的有利影响会相互抵消，甚至还会使有的作物产量增加，如果真是这样，2050年粮食安全没有问题。但去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认为IPCC现有的估计有可能高估了50%。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问题就严重了。”

　　对信奉“要用一个个精准的数字去证实科学猜测”的林而达来说，为了获得一手的数据，实验是必要的。“我们最近还要对这块地的模拟环境进行改善，让它的温度提高0.7或0.8度，也相当于2050年的数值，然后看小麦大豆它们的综合反应是什么。”林而达说。

　　据了解，目前这个实验还在进行中，很显然，它的结果值得期待。

　　“怎么行动才是至为重要的”

　　在对林而达的采访中，他反反复复提及的一个词是“实践”，反反复复谈到的一群人是“基层的农民和牧民”。

　　今年夏天，林而达参加全国政协的调研组去昌都考察。昌都在西藏东部，过去曾是西藏相对发达的地区。而现在，交通不便却成了限制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时他们是坐汽车去的，走川藏路，出滇藏路，因为夏天降雨，大雨把路冲毁了，车轮经常要压在悬崖边上走。到那里以后，他才发现当地农村的用电水平只达到45%，党中央国务院送给农牧民的电视机因为缺电都不能用。

　　这件事让林而达很有感触，“一些外国朋友到中国后，光看北京上海就觉得我们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实际上，中国贫困地区还是很不少的。我们向中央建议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那些贫困地区的民众，他们的需要是增加商品能源的使用以改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应该要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浪费，同时还要考虑到民众的承受能力和现状，要多进行实践，经过验证才能知道哪些思路是有效的，是值得推广的。比如说，一些项目从技术上讲，可以做，但在效益上，还要看值不值得做。”

　　林而达说，他在到各地调研的过程中，问农民怎么看气候变化，农民们的表述很简单——“气候灾害增加了”。“气候变化已经是事实，大家都感受到了，不能老在那说，怎么行动才是至为重要的。要把适应气候变化从一般学者们的讨论、评估变成基层干部、基层民众的实践。”

　　“前年宁夏有个地方，连续三百多天不下雨，我们去看，那土地都成了散沙，根本不能种庄稼，农民连水都喝不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去讨论这是气候变化造成的，还是气候波动引起的，显然不合实际。我宁可相信它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先找方法解决再说。”

　　“当地农民为了留住那点水，想了多少办法啊！秋天在地上覆上塑料膜，让土壤里的水冬天别蒸发掉，这样来年开春才能接着播种。夏天就在快干涸的河滩上压上山上开采来的沙石，沙石能透气，又能保证下面的水少蒸发，用土里保持的那点水种点西瓜。他们太不容易了。我不是说不用讨论原因，科学家应该去探讨干旱的原因，但也要认识到探讨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林而达在招收学生时，最看重的品质也是“热爱实践”。“气候变化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最早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才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国家的方针政策也考虑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比如气候变化与脱贫就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让林而达高兴的是，如今他的团队和全国各地的研究部门、地方基层发展部门都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要更好地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会让我们的研究更接近实际。”

　　“和国外还有不少差距”

　　在说到国内气候变化科研现状时，林而达认为“有些很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现在还没人研究解决。但有些很热的表面问题，很多人却一窝蜂的都在做。”

　　“我们和国外的水平还有不少差距。比如，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很重要的是要预测未来的变化到底是怎样的。在对未来气候的模拟上，国际上投巨资开发了水平很高的气候模式，有了很强的话语权，而我们国家真正投入到研发模式上的人在一个团队里往往就那么两三个。”

　　“我们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也不够。比如说，IPCC报告指出，在欧洲，能用28000个观测证据证明气温升高1度半到2度半会让生态系统灭绝的风险性增加。我们在中国也看到了类似的风险，但这些跟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研究的人还很少，方法也不是很清晰。”

　　林而达曾经听生态学家朋友讲过一个例子，1981年，大鳞白鱼、异龙鲤在其唯一的栖息地中国云南异龙湖遭遇干旱，在湖水连续干涸20天后灭绝。“它的灭绝会带来什么损失现在很难评估了，因为不知道它在生态系统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林而达的语气很遗憾，“而栗斑腹种群大范围减少的过程则与北方地区近十年的干旱密切相关，干旱导致大量芦苇湿地退化为矮草草原，迫使大杜鹃不能再以东方大苇莺为寄主做巢，转而以栗斑腹的巢为寄主，从而导致栗斑腹残存的种群近年来大大减少。就我所知，国内研究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关系的人还很少，这些现象还真需要加强研究。”

　　说到某个问题时，林而达想起了他的一个藏族朋友。“他叫江村旺扎，是那曲地区的一名领导干部。有一次他问‘美国科学家、日本科学家都说探测到中国的沙尘暴污染物颗粒跑他们那去了，中国科学家就不能探测到100年前那些工业国家燃烧排放温室气体，找出它们影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证据吗？’”林而达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复，但解释说，“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的寿命是100年，所以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80%还是工业国家排放的，只能说，我们的大气中肯定有他们排放的，而我们遭受的不利影响，肯定有他们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