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益时报
■香港经验
马会助力政府
打击私彩
香港就曾于2003年开放足球博彩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网络赌球和地下赌球。当年，香港通过了《博彩税条例草案》，特区根据这一条例授权香港赛马会经营足球博彩，不仅增加了财政税收，也从法律上治理了“问题博彩”。
在香港，赛马已超越了运动项目本身的意义，不仅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更是香港社会文化重要的载体。现任世界彩票副主席，时任亚太彩票协会主席、同时也是香港马会投注事务总监投注事务执行总监陈承楷早前表示：“以前香港的私彩比现在更泛滥，执法部门也不断打击，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香港政府建立了疏导机制，打击与疏导并行，一边由执法部门打击私彩和赌球，一边开发新的游戏玩法，给买私彩、赌球的人提供合法正常的博彩渠道，把他们吸引过来买彩票。”
12月7日上午，香港赛马会主席陈祖泽面对记者表示：香港赛马会成立125年来，回应市民需求，打击非法赌博，将市民博彩的金钱引入正途。马会在营运会所和规范化速度赛马业务外，也专营“六合彩”奖券和足彩业务，并同时协助香港特区政府，执行打击各种非法赌博的政策。
目前，香港马会是香港特区单一纳税最多的机构，已经过去十年间，马会捐款已超逾一百亿港元，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捐款机构之一，也是继特区政府之后，香港最大的慈善公益资助机构。
正视非法赌球背后巨大的市场需求
——专访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
《公益时报》：在传统理念里，我们是羞于谈论赌博的。因为这场“反赌风暴”，我们对于赌博的问题，从最初的谈赌色变到避而不谈直到现在的不得不谈。
王薛红：应该讲“赌博”是一个中性词。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受儒家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我们一直奉行严格的禁赌政策，一直不放开博彩市场，致使很多人千方百计跑到澳门、东南亚、美国狂扔票子，让人家发了横财！一个小小的澳门，博彩业占到了经济收入的80%，而这其中就有好大比例来自国内，这些资金为什么不能留在国内呢？既支持了政府事业，还可以投入慈善事业，改善环境，为社会做贡献。
事实上，我国的全面禁赌政策已演变成“片面禁赌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面，禁赌就无法像开赌国政府那样享有巨额的博彩税和增加就业等多方面的益处，同时还要承担巨额的财政成本以打击和控制各类非法赌博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控制个人的参赌行动，大量赌资通过地下钱庄、境外赌场和网络虚拟赌博等途径流到境外。在这场赌权开放的国际博弈中，我们每年都要承受着巨额的金融损失。同时，因过度赌博而带来的大量赌害却并没有追随赌资流到境外，社会不得不面对境内居民因赌博而诱发的贪污受贿、暴力犯罪、离婚和个人经济困难等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
《公益时报》：如果赌博是中性词的话，该如何区分合法赌博与非法赌博？
王薛红：目前，如何识别非法赌博，特别是在以赌资大小为标准这一问题上，法律未予明确规定，各地标准不一。与许多其他社会活动一样，赌博本质上无好坏之分，也没有天然的合法和非法之别，其合法性完全源于法律的许可。如果允许就是合法；不允许，就不合法。
我们一般把赌博分为社会娱乐活动和商业博彩两类。像群众在家玩麻将、斗地主都是社会娱乐活动，是群众自发性行为。商业博彩则是有组织和有经营性行为的赌博活动，组织者以营利为目的。对于商业博彩，政府可用法律对是否开放以及开放程度加以严格限定，受法律认可的商业博彩项目均为合法，而未受法律认可的项目为非法。对商业博彩的开放或部分开放，有些国家和地区采取法律或政府特许的形式，如香港，就以“本港政府禁止赌博，赛马除外”的独特方式使其合法化。
《公益时报》：所以，你一直在大声疾呼全面放开博彩业？
王薛红：我一直在讲，在中国，博彩早就已经合法化。彩票、竞技游戏和娱乐场被公认为博彩业的三大支柱，其本质均为概率游戏，仅在游戏设计、中奖概率和返奖比例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当1987年，我国开始发行彩票时，中国的博彩业就已经开放了，只不过此后的20年，中国博彩业以“彩票的名义”得到进一步发展。
《公益时报》：回到眼下的非法赌球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社会现象？
王薛红：我们必须正视。目前我们确实难以立即对中国职业联赛进行竞猜，要想在合法环境下发展体育赛事竞猜，必须确保赛事和下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必须杜绝假球与黑哨，才能确保诚信度。下注的过程需要一个合理的商业安全系统，要设计出平衡发行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模式，保证这种竞猜的娱乐趣味性，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里面的难度很大。就算是目前实行合法赌球的很多国家与地区，在不少实施细则上也存在争议之处。
所以，目前最现实的举措是打击非法赌球系统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之间的幕后联系，同时通过网络、金融等手段封堵这些非法赌球集团的运营。不过，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我们必须研究非法赌球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正视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增加体育彩票的品种，尽早出台更加贴近消费者的博彩产品。
《公益时报》：但人们依然会担心放开足彩，会导致赌球泛滥。
王薛红：足彩变不成赌球，这是两种产品。反倒是，我国周边国家均已开放赌权，甚至直接在边境地区设立赌场，目的就是吸引中国赌客。我们迫切需要考虑是否改变治理政策，避免使我国成为全球赌博业最大的客源国。
《公益时报》：您的观点一向都是要疏堵结合的治理赌球。
王薛红：赌是一种人性，能同时满足人在冒险和娱乐两个方面的需求，禁赌并不能消灭人们对赌的需求，而是迫使其通过地下赌或出境赌的方式得到满足。而博彩可为政府提供大量税收收益，轻而易举赚取大量外汇，这样的好事，我们为什么不做？反而要把自己的大量资金拱手送给外国人。
关键是“严打”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我举一个例子：2005年，公安部曾发起“利剑行动”打击非法赌博，耗时一年半，却最终不了了之。更可怕的是，“利剑行动”还导致北京等地的棋牌室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公安部还曾找到我来寻求对策。现在，我个人担心的是，事情会重演。这次反赌风暴宣传力度这么大，很多以前不知道还能地下赌球的人这次知道了，也会加入到赌球的队伍，这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公益时报》：今年7月1日，《彩票管理条例》开始施行，这一条例对非法赌球有没有约束？
王薛红：我参与了《彩票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不少专家提出把打击私彩写入立法原则，但是最终并没有写入。《彩票管理条例》没有涉及非法赌球的约束工作，只是约束合法彩票事业。目前就彩票业的变革来说，还到不了推出固定赔率的足球彩票的层面，这是让我和不少专家感到比较遗憾的地方。
《公益时报》：一旦放开博彩，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怎么办？
王薛红：我们必须树立责任博彩观念，尽快落实中国彩票业的社会责任，关注彩民，建立健康彩市，实现中国彩票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责任彩票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问题彩民的救助。政府是商业博彩的最大资金受益者，因此在责任博彩上也负有最大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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