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更须维权的目的，是希望能确认与大洋公司的劳动关系
将近60岁的河南孟津县农民赵更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感觉到死亡之神的临近。
他身患“尘肺病”，却不能得到针对性治疗，现在正通过法律确认和打工工厂的关系。而他的两个同样病症工友已经离世而去。
“尘肺病维权太难了。”赵更须说，“难道厂牌等证据真的不能证明我们和工厂的关系吗？”
惊 一说话胸部就剧烈起伏 躺在孟津县中医院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即使这样，赵更须一开口说话，胸部还是剧烈起伏。
“不行了，我这身体是彻底跨了。”说这句话，他费了好大劲。59岁的他，身染尘肺病。
病床头，是一份今年3月17日的职业病诊断书，对他诊断结论是“三期尘肺病（矽肺）”，盖有“洛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诊断专用章”。
胸片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两个肺布满白色的点，密集成一张网。
要是不能及时有效洗肺治疗，以后，这些点会聚集成一块块硬的疤痕，使他的肺像石头一样硬化，最终无法呼吸死亡。
患上尘肺病有一个过程。赵更须说，他是在老家附近的洛阳大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下简称大洋公司）打工得上的。
1999年，在家务农的赵更须来到该公司清砂车间做工，戴上公司发放的防尘口罩，一干就是六七年。
“清砂要用机器打磨原料，环境不好，粉尘很大，几乎看不见人。”他说。
2006年前后，他开始感觉身体不舒服，咳嗽，压气，胸闷，有时竟喘不过气来。
到医院检查，医院按照肺结核开药治疗，但病情不见好转。
治病中，他听说在同一车间工作的其他两个工友也有类似病症。于是，大夫的建议引起他的重视。
此前，曾有大夫建议赵更须到职业病诊断部门看病，因为他的病症和“尘肺很相似”。
大夫一语言中。 痛
两位工友维权中先后去世
手拿职业病诊断书，赵更须诉说疾病带来的痛苦。但与两个工友相比，他还算幸运。
“我比他们命大，他们都先走了。”赵更须说，“本来我的病比他们还严重，要不是我身体好，说不定也撑不到今天。”
他的这两个工友，一个叫李怀珠，1950年人，一个叫赵敬奇，1957年人。
打听到病情相似后，去年初，三人坐到一起，讨论是不是得了职业病。
职业病需要专门部门诊断。在家人搀扶下，三人到相关部门看病，可诊断部门要他们出具“在大洋公司工作的证明”。
大洋公司没出，他们没有做成诊断。
但他们不甘心，四处向政府部门求助。当他们又一次来到洛阳市卫生局求助时，严重病情震惊了领导，领导当即打电话，“特事特办”让做诊断。
这是个好消息，可赵敬奇没能等到这一天。在离诊断一个月的今年2月5日，赵敬奇病故了。
“我老伴硬是被肺病折磨死的。”赵敬奇妻子张莲月说，“虽然没有诊断证明，但肯定是尘肺病。”
赵敬奇生前在孟津县人民医院放射科做的胸片写着：“两肺上野大部可见密致较高”。
而李怀珠，赶上了职业病诊断，“二期尘肺病（矽肺）”。他女儿李晓茹说，洗一次肺要几千块钱，因为没钱洗肺，父亲一直得不到有效治疗，今年7月去世。伤
打官司一审遭遇败诉
触景生情，听着张莲月、李晓茹诉说亲人病亡前后情景，病床边赵更须儿子赵金强忍不住想哭。
他说：“我父亲的病比他们还严重，要是不抓紧时间治疗，也熬不了几天了。”
赵更须称，2006年至今，自己天天吃药，七次住进医院，家中已是债台高筑，穷得让人瞧不起，连两个已到结婚年龄的孩子，都没有人敢上门提亲，更别提再让孩子花钱给自己看病。
尘肺病属于工伤，可以得到救助和补偿。早在去年4月，三人就向孟津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由于他们没和大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伤认定被以“劳动关系有争议”驳回。
随之，他们向孟津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要求确认和大洋公司的劳动关系。
他们提交了在工厂工作的厂牌、部分工友证言、每日工作量报表等证据。同样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孟津县仲裁委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12号文件《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没有支持他们。
“我们不服裁决，起诉到法院后，孟津县法院也驳回了我们的请求。”赵更须说。
孟津县法院认为，三人在大洋公司期间，未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按其所在车间或班组统计结果，依据劳动量领取劳务报酬，不足以证明其受大洋公司制定的用工登记制度、考勤请假制度、工作时间制度、任务分配考核制度及工资制度等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约束；也未参加工伤等社会保险，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三人提供的厂牌等，只能证明三人在公司干过清砂工，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几番折腾下来，只剩赵更须一个人，还在生死线上，为“劳动关系”奔走。
他不信自己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和公司的劳动关系，又上诉到洛阳市中院。今年10月，洛阳市中院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程序不当”为由，撤销孟津县法院判决，发回重审。公司回应
若法院认定，会积极赔偿
如果安全措施得当，尘肺病是完全可预防的。三人工作情况如何？
12月10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孟津县宋庄开发区的大洋公司。三人曾工作过的车间里，高速运转砂轮在一小管水浇灌下，切割着一件件原料。工人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口罩站在一旁操作。
一程姓工人说，公司一个月发两个防尘口罩，每天更换一次里面的过滤纸，“对工人要求很严，口罩安全帽都要戴，还要进行安全教育”。
公司委托人杜春亭则称，工厂建成时车间就通过了环保部门测评，除尘设备都是按标准安装的，并拿出一沓验收材料。
但省总工会人员指出，如果工人没有遵守安全条例，摘掉口罩工作，或者公司更换除尘口罩及过滤纸不及时，工人还是有可能感染尘肺的。
现今，面对赵更须等人维权，公司又有何解释？“公司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正在积极应对此事。”杜春亭说。
据他介绍，大洋公司工作人员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技术管理等人员，是以劳动合同方式存在，一是辅助性岗位，属于“闲了就来，忙了就走”的临时工。
而赵更须等三人，就属于临时工，“他们三个来工厂打工时都四五十岁了，是附近村民，公司如果招正式工会招这般年纪的农民吗？”杜春亭反问。
至于三人提供的工作量报表，他说这是公司内部承包结算单，不能作为公司正式职工证据，厂牌也只是方便工人出入。
赵更须曾经的班长潘小阳也说，这些人在车间打工时，“想来就来，有事想走就走，不受请假制度限制”。
杜春亭解释，公司之所以不承认和三人的劳动关系，还在于他们有证据显示，赵更须在来公司前，就在窑厂打工，2005年离开公司后，还曾外出打工，所以还不能确定他的病就是在公司期间得上的。
“我们是负责任的，公司愿意以法律为准绳行动。”杜春亭说，“如果法院认定公司有责任，和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决不回避，会对他们积极赔偿。”专家观点
谁制造后果，谁就应承担责任
目前，该案件处于孟津县庭前调解阶段，如果调解不成功，将择日重审。而就在几天前，大洋公司也为赵更须垫付了2万元的医疗费。
这些进展，都让赵更须看到了希望，但他和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还是“职业病维权，真的很难”。
国家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共有10大类115种法定职业病，其中尘肺病占职业病人总数的72%，主要和吸入粉尘有关，随着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李涛认为，目前国内很多企业用工不规范，但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工只能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根本无法要求企业主提供职业健康保护和劳动合同，地方政府又监管不力，导致问题频出。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政府部门的连环失职，最终导致了农民工职业病危害事件的发生。”他说。
不久前，继3个月前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不久，深圳149个农民工也因“尘肺病”维权难成为全国热点。对此，多次参与全国“劳动关系研讨会”的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黑启明建议，谁制造后果，谁就应承担责任。他说，要对任何试图逃避责任的行为，做出严厉惩罚，对失职政府部门问责，这样患病农民工维权成本才能降到最低。
省总工会人员称：“新劳动法实施已两年了，企业用工不规范情况还是大量存在，只有职能部门把这个窟窿补上，工人权益才能得到保障，赵更须等人的遭遇，才不会上演。”（记者王向前文/图） (来源：大河网)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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