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逝世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杨宪益逝世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赵 畅

　　11月23日，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病逝，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就是《红楼梦》英语全本翻译的时代。杨宪益最伟大的翻译成就是和夫人戴乃迭合译《红楼梦》120回，他们还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并且是屈原作品英文翻译的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对鲁迅作品的海外推介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他们翻译了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是国际公认最好的鲁迅作品的英文译本。鲁迅能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离不开杨宪益夫妇的成功翻译。此外，他们还翻译了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灵泉峪》，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英文引介，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见11月25日《中华读书报》）

　　杨宪益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卓越奉献，让我们永远忆念，并启迪我们如何进一步重视文化交流、文化传播。诚如裴钰所言：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的最大贡献在于“让我们能够对东西方文明的传播做一个学术比较，他们推动了中国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他们帮助西方读者消除或减少因中西方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心里隔膜，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文明，帮助他们认识当代中国，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

　　应当承认,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问题上，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一直处于劣势，有人将之称为“文化赤字”。尤是对近现代的中国而言，更是一种历史现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农业文明在西方的工业文明面前败下阵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的现代文化面前败下阵来。可以说，中国整个近现代史，就是围绕这一背景展开的,或者说,中国“文化赤字”问题从这一时期就开始了。

　　有两组数字，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在商务印书馆的档案里，有一份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选题计划”，列书达4000种。由于翻译力量有限，后来选了1614种作为中长期的出版书目。以此计算，该是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以上。那么，国外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文化经典的呢？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饶宗颐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筹备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饶宗颐看到目录里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老人竟然落了泪：“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指出，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相互传播和借用，既把自己的东西向外输出，又借用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东西。而文明并不是遗世独立、自我封闭的东西，它需要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从外界不断获得营养，取得新的活力，才能茁壮成长。想一想吧，如果我们只有“进来”的而没有“出去”的，或者说“进来”多“出去”少，亦即面临“文明赤字”，那么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前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待了来自法国的两位自由撰稿人，当我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文化，向他们推介当地的虞舜文化、梁祝文化、孝德文化后，他们表示，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因为了解得少，所以，总抱有偏见。想到美国未来学家、《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说过的话：“西方有一些评论家和作家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并且来评论中国，他们没有从中国本身作为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其成就。”这番话，也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文化的差异，道出了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遏涩不畅。是的，如果我们不重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那么在这个从经济高温转向文化高热的崭新时代，“偏颇会在最易于辨识的胚胎中发芽成长，误区会在最肥沃的沼泽中形成扩展，收获会在最适宜的保鲜中变味发霉，诡异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渠道。”(尹明华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加强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实是一件利人利己的事。就拿新加坡来说，由于历史原因，新加坡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商业化的急速发展，很多年轻一代纷纷抛弃了东方传统的价值观,社会道德一度呈现危机。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于是倡导了一场“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持贯彻执行的治国纲领。新加坡的经验，成为儒家价值观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的蓝本。自然，新加坡人逐渐形成的这种特有的东西方结合的特殊民族文化，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功不可没。

　　加强国家与国家的沟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演讲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样说：“作为一个新任总统和一个篮球迷，我听姚明说过一句话‘不管你是新队员还是老队员，你都需要时间去相互了解和熟悉对方’。那么，通过中美间这一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我相信我们肯定能做到姚所说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文化的作用显而易见。李岚清同志曾讲过，文化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这三个交流是任何其他交流不能取得的。作为曾驻法国大使的吴建民，他说起当年两国交流，尽管有很多途径可循，如政治、经济，但他选择将文化作为突破口。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外交观与外交方式，其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某种文化符号。

　　然而，论及文化交流、文化传播。语言肯定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话题。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是中国第一个去德国攻读博士后的人，当时的德国总统邀请他做客总统官邸，杨玉良问总统，德国人的英文水平很高，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多的歌德学院？总统的两句话令杨玉良铭记于心。第一句，哪里有人会说德语，哪里就有我们德国人的利益。第二句是，只要人们能读懂康德与黑格尔，他们能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说得太精彩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消除文化障碍和误解，翻译工作必是一座桥梁。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效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效果。

　　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余秋雨先生说得好：“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辩，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翻译工作还亟待提高质量。杨玉良校长的女儿告诉他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说她读不懂英文版《老子》前来请教，他才发现主要是外国人难以准确翻译“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这类微言大义的句子。是的,这中间包含着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如果翻译差之毫厘，必导致谬以千里。难怪杨玉良校长要追问：中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些文化经典准确地翻译并传达出去？

　　有学者直言不讳：中国文化能走出去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效果。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人才的匮乏将是导致文化上的“逆差”。尽管有人呼吁：翻译、研究和传播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努力能够完成的，中国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仅是中国人的事。但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把一支有一定数量和实力的翻译队伍建立健全起来，又怎期望国外的翻译人员能够帮助我们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电视、电影作品翻译成外文？

　　毫无疑义，提高翻译的高等教育水平，满足日益增长的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与此同时，不断改善翻译工作的环境，不断提高翻译工作者的自身素质，也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在常人看来，翻译不是创造性的劳动，杨宪益自己也说：“在翻译方面，我不能说毫无贡献，但翻译究竟不是学术研究。”据了解，有关部门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而且，凡从事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暂且不说，翻译是不是一项创造性劳动,就其意义作用看，却是无可替代的，何况得到的又是极不对称的报酬。想起前不久，《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办法》出台，规定在全省组织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4个等级，获奖人员享受省科学技术奖同等待遇。（见11月25日《浙江日报》）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科技发明，与翻译工作不是学术研究有着类似的性质，既然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做得好能享受与科技发明一样的奖励，那么，我们对翻译工作做得好的人又何以不能让其享受与学术研究成果一样的奖励呢？要知道，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文化传播。

　　自然，要做一个优秀的翻译，没有执着的追求，没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不行。杨宪益先生携夫人戴乃迭从英国回到中国以后，尽管在“文革”期间遭到过迫害，然而，他对祖国的爱心不变，对自己从事的翻译工作痴心不改 。可以说，他们能够在翻译领域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自与他们对翻译工作的一往情深、孜孜以求分不开，与他们抗得住歪理、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有关。有人称文化翻译是“精神与经典”的结合，很耐人寻味。要做好翻译工作，对翻译工作者来说，还必须切实提高自身素质。比如要翻译文学作品，翻译工作者没有文学素养不行，因为她“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切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进而在自己思想、情感、生活体验中找到关于原作内容的最适合的印证。同时还必须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疑的再现出来”（刘建林语）。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所以在国内拥有权威地位，国际汉学界、红学界很推崇，除了所依据的是中文《红楼梦》版本，得到了红学界的大力支持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杨宪益先生本身就是中国人，而且文化修养极高。想及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家同时也多是著名作家，比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郑振铎等人，他们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才是翻译家。这自值得我们深思！

　　文化如同生命物种，只有保存不同的文化基因，只有多重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才更有生命力，才能永远充满活力。让人欣喜的是，加强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工作业已引起国家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或者说已经开始走上提升轨道。是啊，如果我们能够在提升翻译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一支德才兼备的翻译者队伍，不断拓宽交流、传播的平台，并令我们文化自身达到应有的高度,那么，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辉煌前景，该是指日可待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该是翘首可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