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十年的“变”与“不变”

　　随着澳门回归十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学界在全面梳理和阐释“新澳门”十年来的独特发展道路及成功经验，仁智互见，讨论热烈。

　　被称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和“东方宝石”的澳门，是当代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工程的两个试验田和参考样板。在全球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香港和澳门走出了一条既能保持其“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国际经济中心”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传统和区位优势，又能“继续保持稳定繁荣”的“一国两制”的新路。当然，由于“英人治港”、“葡人治澳”的历史传统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迥异，香港和澳门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起点有着较大差别。如果说，香港在回归前已是发达的、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澳门在回归前只能算是发展中的、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两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很大差距。在香港自“旧”至“新”的这十二年过渡期间，虽然由于中英对抗，香港的政治形势一度十分严峻，但是经济形势一直向好，经济自由指数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排位始终名列前茅。对于这一点，无论是香港人自己还是国际社会满意度都比较高，他们更看重“一国两制”中“不变”的成分。

　　而澳门的情况则明显不同。在澳门从“旧”向“新”的这十年过渡期里，葡萄牙并未足够担负起“联合声明”所赋的责任，不仅三大旧问题——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久拖不决，三大新问题——经济不振、治安不靖、移交不清又接踵而至，使回归前的澳门形势严重恶化。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澳门人自己还是国际社会都比较失望，于是，他们更看重“一国两制”中“变”的成分。由此观之，江泽民在香港“移交大典”上祝福“香港明天更好”，而在澳门“移交大典”上希望“开创澳门新纪元”，这实在是意味深长。比较香港由“旧”到“新”的“更好”之难，澳门从“旧”向“新”的“转好”可以说相对较易。“新香港”的任何一点“退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极致，一如“新澳门”的任何一点“进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极致，举世瞩目。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在香港回归前精心设计了“光荣撤退”，同时香港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其经济形势始终在不景气的状态中徘徊。

　　而葡萄牙人在澳门回归前“全面撒手”的“短期行为”，客观上为澳门彻底抛弃殖民主义因素和心态扫清了障碍，为“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澳门特区政府在“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促进了“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各行业协调发展，经济结构适度多元化”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博彩业专营权的首度开放，使得澳门的经济突飞猛进。

　　笔者认为，无论是“冷眼观香港”还是“热风吹澳门”，均非理性、客观的审视，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考量。香港回归后，不断在“变”与“不变”的两难中抉择，虽然在“一国”与“两制”的磨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香港的“一国两制”仍能顺利推进。同样，澳门回归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各方面的发展相对顺利，但并不意味着澳门在“一国两制”建设中不存在任何问题。事实上，近几年“新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不仅是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结果，也是“新澳门”在十年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目前澳门的经济过度倚重于博彩业。

　　我们必须对澳门“一国两制”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保持非常清醒的认识。“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澳门模式”都是在反复实验和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而这也恰是“新香港”、“新澳门”的发展动力和活力所在。客观而论，澳门回归十年来，其发展的确不是一路坦途。在“一国两制”建设过程中，“五十年不变”而“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磨合过程的艰巨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国际社会、海内外中国人和澳门同胞的想象。但是，“爱国爱澳”的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大陆的无条件支持下，无一不直面机遇和挑战，群策群力，不断克服发展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积累成功经验。这些努力不仅维护了澳门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大局，也为“一国两制”建设在“第二个十年”再铸辉煌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探索经验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建设和谐社会、开创和谐世界这一创新性的伟大探索，提供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功样板。（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