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气候政治”博弈的新起点

　　经过彻夜谈判，当地时间19日早晨8时许，《哥本哈根协议》草案仍未获联合国气候大会全体会议通过。全球围绕减排目标、减排执行以及减排援助的博弈战，也才刚刚开始。

　　哥本哈根也不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后机会”，接下来的种种争议还会继续。一份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何时才能最终达成？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是否能真正到位？人类能否真正遏制全球变暖？关于全球遏制气候变化的历史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更取决于全球遭遇气候变化或变暖恶果的威胁程度。

　　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京都议定书》，将气候变暖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空前高度。此后，各国外交都增加了一个新“议题”与新“亮点”：这就是“气候政治”。

　　在今天的大气中，仍然留存着几百年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二氧化碳。1988年，当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汉森告诉国会，人类行为正在使全球变暖时，全球为之愕然。20多年来，人类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越来越热”与“越来越糟”的气候。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气候变化研究，已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一名与会人员站在地球模型前。

　　从全球范围看，气候变化问题本应是超越主权的话题，必须是全球意义上的“全球议题”。它必须由一个个主权国作出妥协甚至牺牲。因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有着不同发展的阶段，也就有不同的诉求。这当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更是一个呈现政治大国气度与远见的最佳窗口。丹麦哥本哈根这10多天来成为了全球诸多势力竞相显示姿态的“国际舞台”，更成了气候政治的“战场”。

　　充其量是“过渡性协议”

　　大会的对抗焦点自然是“发展中国家VS发达国家”围绕减排目标和援助资金的较量。借助哥本哈根这个舞台，发达国家开始有意淡化自己的“历史责任”，要求主要经济体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成为这轮“气候政治”较量的突出特点。

　　气候问题原本不分国界，但当它遇上各国的经济发展及政治考量时，长远的整体利益总是无法超越短期的个体利益。这就决定了哥本哈根协议充其量还只能是一个“过渡性协议”，只能把沉积已久的矛盾继续留给未来。发展中国家VS发达国家

　　本报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欧盟与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中坚代表，试图主导谈判进程的意图明显。12月7日，澳大利亚代表要求废除《京都议定书》，同时将所有国家纳入《公约》约束，试图将原本确定的“双轨制”变成“单轨制”。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澳大利亚的“单轨制”提法实质是减排责任的认定。根据《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才需要强制减排；而废除《议定书》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界限可能被重新定义。

　　在距大会闭幕不到36小时的时刻，气候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被替换，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亲自上阵。有分析说，大会换帅意味着“康妮路线的失败”，即亲发展中国家一派的失败。

　　立场开始“多元化”

　　1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三可”承诺（减排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作为发达国家拿出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先决条件，试图“分裂”发展中国家阵营。

　　在这次大会上，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也开始“多元化”。细化为“77国集团”（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目前正式成员134个）、“小岛国联盟”（代表43个海岸线低洼的国家）和“雨林国家联盟”（由非洲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国家组成）三个方阵。基础四国　携手亮相

　　面对哥本哈根大会，很多媒体都发现了一个新集团——“基础四国”。所谓“基础四国”是指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因四国的英文首字母可组合为英文单词“基础”（BASIC）得名。

　　11月26日～27日，印度、巴西、南非代表曾齐聚北京，共商这次气候大会上的基本立场。12月15日，“基础四国”部长首次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就“单轨”与“双轨”等原则重申立场。12月16日，“基础四国”再次联合向大会主席发难，迫使“丹麦文本”撤出正常的谈判程序。

　　此次“基础四国”的出现，再次让发达国家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抱团反击”的中坚力量。 (玉玺)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