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一代：从横琴岛再出发

　　澳门：回归一代

　　引子

　　一代人可否改变一个社会？

　　在澳门，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出生的时候，内地开始孕育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并终于使这个国家有能力收回失去百年的国土；当他们本来无缘大学梦、像父辈一样开始劳作的时候，回归使他们有机会走进大学，甚至到内地名校深造；到他们刚刚开始走进社会、认识社会时，回归又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推到前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这是澳门开埠400多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代人，人们也因此对他们抱以更高的期望。

　　澳门回归后的第一年，著名的“一国两制”专家、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在展望未来时就特别提到：掌握知识的年轻一代专业人士尤其值得寄予厚望，因为他们是澳人治澳的最佳体现者，是“一国两制”理论在澳门全面实施的第一代积极实践者。

　　考察“回归一代”的十年经历，使我们看到小小岛城的十年成长。和澳门一起，他们在这十年中经历了起起伏伏，他们中的很多人说，我们和老一代用不同的眼光看澳门。他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参与澳门的社会事务。他们说，我们是受惠于回归的一代，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于澳门。

　　回归一代：从横琴岛再出发

　　新一代澳门人应该有更开阔的眼光和胸怀，不仅把眼光放在横琴岛、放在新填海区，还要敢于走向内地，走向世界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金莲路通车了。

　　作为进出横琴岛的必经之地，5公里长的路面修复工程投入了2000万元人民币。明年，澳门回归十年之后，规划超过120亿元的横琴岛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将全面铺开。

　　这些都是为了小岛最东边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金莲路修复工程，是澳大横琴校区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的第一个项目。

　　这块澳门特区的最新辖区只有大约一平方公里，却令澳门人兴奋异常。因为它叩开了一块三倍于澳门面积的土地。

　　北京同意澳大落地横琴的消息公布时，时任特区行政长官的何厚铧说，这是中央送予澳门的一份厚礼。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它更像是一份生日礼物，因为特区10岁了。

　　对于已经在澳门半岛、 氹仔和路环扎根的人们来说，横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而对于那些正在成为社会中坚的年轻一代来讲，特别是在他们冀望开创一个全新时代之际，一个新空间就必不可少。

　　提到新空间，除了被温家宝赞叹为“宝地”的横琴岛，还有中央刚刚批准的新填海区。回归十年之后，澳门，以及澳门的 “回归一代”，正在谋划自己的前路。

　　20年前的起步

　　让澳门大学率先进入横琴岛，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吴志良回想起了20年前的那个开端：它启动了一个横亘10年的准备期，只为迎接岛城澳门重回祖国。

　　1989年，《中葡联合声明》生效后的第一年，作为澳门政府代理机构的澳门基金会开始收购澳门唯一的高校私立东亚大学。在这场改造中，从东亚大学分离出今天的澳门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东亚大学也在1991年更名为澳门大学。由此，澳门的大学时代正式到来。

　　吴志良告诉《望东方周刊》，因为学费高昂，东亚大学过去以香港生源为主。确定回归后，第一个任务就是为澳人治澳做准备。“我们需要培养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师范、法律等等几乎社会所有方面的人才。”

　　与香港不同，澳门在1999年之前并不是一个“高素质”地方---1981年这里才出现了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在开始全面推行“新教育”的1991年，就业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45%，本科仅为4.3%。这些数字低于当时内地的许多大中城市。

　　此前，葡萄牙人在澳门实行的是“双轨制”：华人与葡人形成两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群体。反映在教育领域，中文学校全部由私人举办，葡文学校多为官办。官办和私立学校经费的比例是7：3，后者却是占人口90%的华人的主要教育机构。

　　教育的落后也是回归前整个澳门社会经济水平的一个侧面。

　　“到90年代后期，澳门很多地方恐怕还是像内地改革开放前那样一穷二白。”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会长梁维特告诉本刊记者。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也成立于回归前夕，用梁维特的话，是为澳人治澳而成立。

　　在回归之前，澳门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治安状况也严重恶化。何厚铧在回归十年之际回顾说：“特区刚成立时，许多方面都是从零开始，有些范畴更是从负数起步。”

　　不过，在《中葡联合声明》发表后，一些改变还是在悄然发生，最先受惠的就是当时刚走出校门的那些年轻人。

　　吴志良回忆说，通过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合作，90年代初澳门就开始派遣年轻人到内地学习。澳门本地也建立了大量研究机构，使青年一代可以崭露头角。

　　澳门大学的改制成为庞大人才培养计划最主要的部分和象征。“今天很多年轻的华人法官都是那时培养起来的。”吴志良说，在那之前所有法律文书都由葡文写成，葡人也垄断了法律界。

　　所有公务员都在内地进行轮训

　　1999年2月，澳门公务员本地化关注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领导及主管职位人员本地化已达95.37%，但司级官员本地化只有65.52%，29名司长或同级官员中，尚有10名未本地化。

　　在司法机关，21名法院司法官和检察院司法官属葡萄牙编制，只有22名司法官属本地编制；主管及领导人员中，9.7%为中国籍，90.25%为葡萄牙籍。

　　而在另一方面，从1981年到 1997年，澳门公务员队伍迅速膨胀，由5063人增加到18657人，与人口的比例由32:1上升到22:1。

　　事实上，早在1989年3月，澳葡政府根据《中葡联合声明》就开始承认非葡语学历，打开了华人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大门。按照公务员制度改革时间表，1998年就应完成本土化改革。

　　但是，如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近日所说，回归前澳葡政府的高级官员基本没有实现本地化。“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主要官员都是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才走马上任的。”

　　90年代中期甚至以后才加入政府的年轻人们担起了重任。经过之前近10年的培养，这支公务员队伍中有27%的人拥有高等学历，他们中的大多数华人来自草根阶层，对社会大众的生活有非常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并且拥有强烈的变革要求。

　　然而根据特区行政暨公职局的数据，当时澳门公务员中66%的人年龄在20至49岁之间，平均只有36岁。任职时间稍长的人很容易得到提拔：在中高级官员中，31岁至40岁的超过58%。结果在葡人离开后，很多官员既没有组织本单位运行的经验，又很难从葡文写就的文件中找到办法。

　　“整个团队是在没有足够管治经验和磨合经历的情况下承担起全面管理澳门的职责，在施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不足。”张晓明说。

　　就在1999年12月，仍有一批澳门公务员在地处北京西郊的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在回归前，将近300名澳门公务员在这里拿到了印有国徽的结业证书。

　　“后来，所有公务员都在内地进行了轮训。”吴志良说，一般情况下公务员的职务每上一个台阶，都要到内地进行相应的培训。

　　他们连走路节奏都要快很多

　　作为澳门公职人员协会会员大会主席，中葡论坛秘书处辅助办公室主任姗桃丝已经两次到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团体负责人培训班”学习。在她的办公室里，专门用一面墙悬挂着参加内地各种培训和重要会议的照片。

　　她对1999年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有三种选择，回葡萄牙、拿到一笔钱离开政府或者留在新的特区政府。最后上报的时间是下午5点半，但是我们在5点20分还没有决定。”

　　姗桃丝是通常所说的土生葡人。这个群体是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葡萄牙人与其他族裔通婚繁衍的后代。他们使用的“澳门式葡语”，已经与正宗葡语相差很大。

　　姗桃丝是第四代中葡混血，她的外表具有非常典型的东方特征。在1999年之前，她和九个兄弟姐妹全部在澳葡政府中任职，享受着超出普通人两三倍的收入和丰厚的福利。当时葡籍外聘公务员在澳门的收入比葡萄牙本土还要高出三四倍。

　　最终，这个土生葡人家庭决定留下来。“回到葡萄牙要从零开始，离开政府只拿到几十万，我们觉得留下来还是有机会。”姗桃丝解释当时的想法。

　　其实在回归之前的几年，姗桃丝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直在学习中文，“几十个人，最后只有八个坚持到毕业。”随后的10年中，姗桃丝在特区政府中得到升迁。在就职中葡论坛前，她已在民政总署担任局级职务。

　　虽然选择留下，但大多数土生葡人当时还是选择了葡萄牙国籍，这与新一代土生葡人大有不同。“我们在家里都讲葡语，孩子们也去葡萄牙探亲，但是他们觉得选择中国国籍没有问题。”

　　姗桃丝有20个子侄，“他们连走路的节奏都比我们快很多，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姗桃丝觉得与生于60年代的自己相比，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的青年更像内地大城市人和香港人，生活中鲜少留有他们的南欧先辈闲散舒适的特点。

　　姗桃丝的子侄们大多数在政府工作，延续着土生葡人的传统。她觉得，一些改变也在慢慢发生，“因为他们都会双语，所以很多人去做生意。”

　　在中央的支持下，澳门正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发展的平台。姗桃丝对此感受颇深：“刚刚还有企业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翻译，我说哪里还有，早就派光了。”

　　变化中长大

　　发展与葡语国家贸易，是澳门经济转型的努力之一。

　　回归十年后，拥有55.7万人口的澳门生产总值达到1718.7亿澳元，人均GDP比1999年增长2.8倍，在亚洲仅次于卡塔尔和阿联酋。除了在中央的帮助下推进贸易和旅游业，由赌权开放而快速发展的博彩业也为澳门经济增长贡献了主要力量。

　　在经济方面，由于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特区政府开始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现在超过80%的澳门年轻人都可以以很低的学费读大学。

　　癌症患者可以享受全程免费治疗，甚至可以离澳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法，并由政府付费。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澳门应急式、救济式的福利项目，如社会救济金、失业津贴、破产欠薪垫支等的受领人数及支付金额均全面下降，养老金、出生津贴、结婚津贴等具普遍性的福利支出及受领人数增加。

　　同时，澳门的基尼系数却从1999年的0.43上升到2006年的0.48，持续高于国际警戒线0.4。

　　“过去青年人工作几年可以买房子，现在买不起了。”吴志良说，这是新一代人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2007年，澳门全年房屋成交价较上年上升29%，两室一厅的月租金已经由过去的一千元左右增加到三四千元。

　　他觉得，回归十年后的澳门，“发展来得太突然、太快，产业的矛盾、民生的矛盾，都是开始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2004年中科院发布的报告，澳门正在经历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社会的一代人，正是在这样的十年中开始认识社会。

　　平均每143人有一个社团

　　回归孕育了澳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人，高级别和专业化的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澳门新的社会阶层，并因此谋求社会各个方面的改变。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级学校公共行政课程主任娄胜华，曾经调研了澳门几乎所有主要社团，他认为，这在澳门林林总总的社团中可以得到反映。

　　蓬勃的社团以及因此形成的独特的社会运行模式，是澳门社会的特殊之处。

　　由于“双轨制”，澳葡时代的华人社会出现了自我管理机构。“大量华人移民面对语言、知识、技能都与自己有很大差距的外国殖民政府，个人几乎无法沟通，所以就通过团体表达自身诉求。”娄胜华解释说，这时社团与成员是委托和庇护的关系，社团负责人也因此扮演家长的角色。

　　回归改变了澳门居民的政治身份，他们由原来的被管治者转变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够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社团作为政府与民众间的中介作用开始减弱，而承担其他社会功能的社团依然蓬勃。

　　2000年澳门有注册社团1839个，到2008年6月底，新注册社团2156个，增长超过125%。在澳门，平均每143人有一个社团。这些社团涉及志愿者、教育、卫生及其他领域。

　　“首先，澳门延续了几乎无门槛的结社制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华人的参政意识比以前更强烈。而澳门施行间接选举，提名与选举必须有社团支持。”娄胜华举例说，社团数量的增长峰值出现在2006年，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注册三年的社团就可以作为“法人选民”登记，参与选举。

　　在社团内部特别是传统社团中，30岁出头的年轻人正成为骨干。娄胜华觉得，由于庇护关系的解体以及教育的影响，新一代更强调民主化和制度化。

　　许多年轻人更愿意组建独立的新社团。十年来，专业类、学术类社团的比重较回归前都有所增加，尤其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学术类社团，从占整个社团总量的4.5%增加到了12.7%。

　　社团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澳门的改变趋势。“澳门过去是个人情味很浓的小社会，人和人都很熟悉，刚性和制度性的东西很难推开。”娄胜华觉得，现在正是一个过渡阶段，一切正在朝新方向发展。

　　开拓新空间

　　在吴志良看来，新一代真正主导澳门社会还需要五到十年，那时他们是否会被传统同化，抑或真正承担起改变澳门的使命，才能一见分晓。

　　在2009年澳门立法会选举的123名候选人中，年轻化、职业多元化趋势明显，包括商人、公务员、社工、学者、歌手等，甚至有三名大学在校生。他们多代表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的新社团参选。

　　娄胜华分析说，此次选举中，代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的“公民监察”组别候选人得票数量可观，虽最终败北，说明这一阶层在澳门仍未成熟，但假以时日，值得期待。

　　梁维特觉得，社会仍需给新一代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平台。他同时强调，和过去十年一样，澳门的发展仍需来自中央的支持，“还是要看整个国家的走向。”

　　几个月前还是一片空旷的横琴岛，是中央为澳门未来打开的一个机会。它将是新一代施展身手的舞台，同时也将孕育更为年轻的一代。

　　从吴志良办公的世贸大厦向北，是密布狭小街道和旧时代建筑的澳门半岛主体。南边是90年代后填海所得的外港新填海区，已被庞大的娱乐场、酒店占据。

　　吴志良说，新一代澳门人应该有更开阔的眼光和胸怀，不仅要把眼光放在横琴岛、放在新填海区，还要敢于走向内地，走向世界，“在那里有他们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