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 |
就当前经济形势、明年经济工作和其他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
这次采访主要是谈过去一年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于今天下午3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就当前经济形势、明年经济工作和其他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赵承]先请总理跟大家讲几句话。
[温家宝]今天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感到非常高兴。这次采访主要是谈过去一年我们国家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作为政府总理,应该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这是我的义务。同时应该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
这次采访还不代表我每年答应的要同网民们进行一次在线交流,在“两会”之前,我还要同网民们见一次面。谢谢你。
[赵承]谢谢总理。您这次接受新华社的独家专访,非常感谢您利用周末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年来,国际金融危机是我们应对的一个主题,可以说惊心动魄,一揽子计划力挽狂澜,您亲身经历,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大家想知道的是,您对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打多少分?您最满意的是什么?最遗憾的又是什么?
[温家宝]过去这一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如果回忆起来,去年冬天的时候,当金融危机突然袭击我国,企业遭受了很大的困难。我记得我看到码头上堆积着大量的矿石,这些矿石都是当初用高价买来的,可以用到今年的6月份。当时的波罗的海指数由上万点猛降至几百点。
11月份,我在深圳考察,然后又到东莞,我发现许多企业非常困难。中国最大的一家集装箱厂竟然一个集装箱的订货都没有,大批的工人回家了,许多农民工返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沉重的。不知这场灾难能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长时间。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采取了应对的政策和措施。应该说,通过全国人民一年的努力,我们稳住了经济、稳定了就业,保持了社会的安宁,这是我心里感到慰藉的地方。因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但前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是有效的,全国人民应该引以为自豪。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一些困难。
比如,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我们信贷保持得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更适当一些,那就更好。我们在年中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加以纠正,下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再接再厉,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做得更好。谢谢你。
[赵承]听了总理这番话感觉很振奋。尽管您刚才讲了,现在应对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但从现在我们所做出的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答卷来看,历史肯定会给出一个高分的,包括国外现在对我们应对金融危机还是高度肯定的。
[温家宝]其实这个分数还得靠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最终靠人民的评价。
[赵承]今天是星期天,您没有到外地去考察,好像有点破例了。来之前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应对金融危机以来,您到外地考察的次数有36次,而且常常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我听说在您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总是要提前地把行李打好,准备随您到外地去出差,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了。我想温总理在一趟趟考察中肯定有很多故事,请总理讲讲,还想请总理谈谈,这些考察对您的决策有什么样的帮助?
[温家宝]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我确实加快了工作的步伐,经常下到基层,已经走了20多个省(区、市)。我跟基层的同志讲,我说我要跑遍各地,直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最后胜利。我下到基层其实主要办三件事情:第一是传递信心;第二是了解情况;第三就是研究制定政策。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实际情况,“风起于青萍之末”。2008年“两会”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曾经就讲过,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
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国内国际不确定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但是我不是个预言家,我没料到5月份会发生汶川特大地震,我也没料到紧随着而来的金融风波袭击中国。其实五一节我在宁波的时候,已经看到企业开始出现了一些困难。
忙完抗震救灾工作以后,从6月底、7月初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密集的到外地的调查研究。7月上旬的一天,我在无锡参观一家纺织厂。在纺织车间里,机器轰鸣,什么也听不到。出来的时候,我跟厂长讲,我说咱们到屋子里去谈一谈。我们几个人就坐在一间小屋里,厂长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温总理,你来访贫问苦了,你要听真实情况,还是要听一般情况?”我说我当然要听真话。
他就给我讲了企业碰到的各种困难。这些调查使我已经清楚地感到: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波首先波及到沿海发达地区,首先影响到外向型企业。年中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确定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时候,已经改变了我们原来确定的方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开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
以至后来到11月4号,正式出台应对危机、扩大内需的十项举措。其实这都是通过调研并精心论证研究的结果。现在看来,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还是快的,而且各项政策措施的力度也比较大,工作抓得扎实。
后来通过不断地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形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大部分都是从基层得来的。
现在恐怕很少人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就是4万亿投资了,其实我们的一揽子计划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是一个兼顾当前和长远,应用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案。
这个方案大体分四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包括结构性的减税;二是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制定;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四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四个方面是一个统一体,构成了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完整的方案。
这是我们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也是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谢谢你。
[赵承]其实在刚才您谈到您下去考察的一些情况,当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您提的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时间赛跑,跑过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我们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得非常快。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我们就把一揽子政策计划出台了。
[温家宝]我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是你讲的确实是事实。如果我们查一查那一段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几乎是每一周都在出台新的政策,这些政策都围绕着扩大内需、应对危机。比如家电下乡,后来发展到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后又制定了1.6升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然后又实行了家电、摩托车、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加大了对农民的农机补贴,由2008年的40个亿增加到140个亿。所以这些政策都立竿见影,有力地扩大了内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赵承]我再提一个关于您出席国际会议的问题。人们注意到,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您出访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比以往多了,在与世界携手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请问总理,中国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温家宝]这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必须加强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危机。你可能还记得,我在亚欧会议上曾经用6个字来概括国际合作,这就是信心、责任和合作。所谓信心,早在去年9月份我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时就第一次提出:“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然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主动的行动,在年初我访问欧洲四国的时候,除了传递信心以外,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我们决定向欧洲派出两个采购团。
所谓责任,就是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把麻烦留给别人。中国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所谓合作,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同主要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形成一致应对危机的共同力量。我们扩大了同一些国家货币的兑换,贯彻“清迈协议”,建立了东亚地区货币储备库,并且开始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采取的行动,有利于国际之间联手来应对这场危机。
[赵承]谢谢总理。我想提的下一个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个大调整。面对抢占科技制高点这样一个大的竞赛,我们中国该怎么行动?
[温家宝]其实到今年9月夏季达沃斯会议期间,全世界应对金融危机应该说已经看到成效了。我曾经讲过,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世界开始看到一缕曙光,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应对这场危机当中,因为开始比较紧张,我们集中力量在应对上。到今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有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过去应对危机出现的问题,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未来。
我们作出了一个判断,就是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会带来一场科技的革命或者说大的变革,而决定应对经济危机取得胜利的关键还是在人的智慧和科技的力量。
下半年,我们开始考虑对产业的科技支撑,着手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我记得有一次在无锡中科院物联网研究所参观,我在那里遇到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他们许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学子。
他们给我介绍什么是物联网,物联网就是传感器加互联网,也就是说通过传感器可以将互联网运用到基础设施和服务产业,它有着广阔的前景。为此他们起了一个很生动的名字,叫做“感知中国”。我知道世界上都在考虑占领科技的制高点,也就是占领新兴产业的制高点,这些才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为此,我回到北京以后,连续召开三个座谈会,有科技、经济和企业方面的人士参加,来研究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家都感到,除了发挥诸如像装备制造业等我们传统的优势以外,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这些涉及未来环境和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领域。
[赵承]看到您的那篇讲话,题目就是“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通过这些调查和座谈以后,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科技界大会,总结和归纳了科技界、产业界、经济界提出的建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现在这个规划我们还在拟定当中,我们准备把它同“十二五”规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谢谢你。
对。其实我一直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上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常说的,我们经济上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的焦点还在于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地区结构、积累与消费的结构。更为重要的就是要运用科技的力量来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我在基层看到工人在车床上工作,我对他们讲,我说每一个部件,它的精确性、它的工艺水平都反映着,或者说都深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那些勇于创新并且精益求精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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