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难圆其说——关于“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的调查

　　众所周知，大唐开国皇帝李渊举旗于太原，建都于长安。可河津市僧楼镇李家堡的李怀俊先生2006年却发表高论：《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他的同乡李长发先生断然否定，著文否定：《怎么能说我们是李渊的后代呢？》到今年9月，李怀俊又将他的论点发展到极致，连李家堡所在的僧楼镇也成了“大唐发祥重镇”，并主编出版了《大唐发祥重镇——僧楼》一书。一时间，河东大地你也说大唐，他也说僧楼，舆论哗然。究竟孰对孰错？我们备感兴趣:假如李渊与运城有渊源，假如僧楼是大唐发祥重镇，就将为河东五千年文明史锦上添花，作为运城子民，我们脸上也有光啊！但调查发现，“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之论实在难圆其说。

　　一、用2008年的论据证明2006年的论点。李怀俊先生关于“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的论点，2006年10月12日就见诸《河津风采》了，后又发表在2007年第四期《沧桑》杂志“一家之言”专栏和2008年3月5日《运城日报》“文化探索”专栏。问其典出何处？李拿出了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百家姓氏源李氏卷》之《李氏家族》。此书549至550页上赫然写着：“山西河津僧楼李氏始迁祖是唐高祖李渊。”还用上千字的篇幅介绍僧楼地名的历史演变等，似乎名出有典。可一看该书的出版时间，竟是“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李先生用2008年1月才“第一次印刷”的史料来证明2006年10月12日已公诸于世的论点，不禁让人哑然失笑。我们询问了《李氏家族》一书主编——广西桂林市荔浦县客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泽军先生。李泽军答，此论是山西省河津市僧楼镇李家堡李怀俊2007年后半年提供的，李怀俊说他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过。我们看到，在《李氏家族》一书的“特别鸣谢”中，李怀俊的大名堂而皇之地列在倒数第3行的位置。我们还发现，作为“始迁祖”最重大佐证的这本书，在《大唐发祥重镇——僧楼》的“参考文件”中，却未标明。

　　二、凭“我们分析”认定高祖庙。李怀俊先生说，李家堡的李家庙就是高祖庙。他在《大唐发祥重镇——僧楼》22页写道：“据碑考及李家族谱传，僧楼的李家庙、宝胜寺是唐贞观十至十九年间，由大元帅尉迟敬德和世民十四弟元轨、十三弟元懿、十弟元礼分别任刺史主持所建……”，而在该书第320页又称，“笔者认为僧楼李家庙巷的李家庙虽暂时找不到碑证，但必是唐高祖庙无疑”。先是“据碑考及李家族谱传”，言之凿凿，后又“暂时找不到碑证”，自己否定了自己，却还要强撑门面——“必是唐高祖庙无疑”。在《大唐发祥重镇——僧楼》第25页，李先生告诉了我们事实真相：“高祖葬后既未在太原立庙，也未在京城立庙。那么，高祖庙究竟建在哪里呢？我们分析，贞观十年至十七年（636年——644年）间建于河东龙门县僧楼镇李渊家族住地。”原来，高祖庙之在李家堡是“我们分析”出来的。

　　三、把清代才形成的铁炉巷说成是“李世民制造兵器的作坊”。李怀俊先生在《大唐发祥重镇——僧楼》26页中说，当年李世民“制造兵器的作坊——铁炉巷今天依然存在”。而2003年编辑的《北方平村志》15页记载：“张氏家族于清朝初年从官庄娘娘庙洼迁至方平铁炉巷……张氏前辈擅长铁业加工，到清晚期村内工商业兴盛时，铁炉巷铁炉、砂铁炉发展到80多座，规模宏大，劳工甚多。”另，李家堡北有瓜峪，下暴雨时，洪水顺峪而下，出峪口两三公里向东流向僧楼镇，自古称为峪弯渠。而李怀俊却按谐音称为“御渊渠”，说是李渊御敕所修。此说，李家堡村没有记载，其《村志》也写的是“峪弯渠”“峪弯地”。

　　四、挖墓掘碑，难以说明与李渊的渊源关系。李怀俊先生从2003年到2006年在李家祖茔挖墓掘碑，并没有找到与李渊有关系的蛛丝马迹。李怀俊向我们展示了从李家祖坟挖掘的明成化年间河南道监察御史李隆的碑及御赐李隆父亲李春的圣旨碑拓片。我们问，距唐初800多年的明成化年间之李隆与李渊有什么渊源关系？李无以对答。

　　五、李怀俊怎样成了“李渊五十三代孙”？李怀俊在《沧桑》杂志发表《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市僧楼李家堡李氏的始迁祖》时，署名前冠以“李渊五十三代孙”。有人问何以确定？李答，山东孔府把孔子的生辰年月、诞辰时间及繁衍的代数记载得很清楚很准确，用孔子的代数作除数，孔子诞生至今的年代数作被除数，一代人有多少年不就出来了吗？以此类推，再拿一代人多少年作除数，李渊诞辰到现在又是多少年作被除数，其商不正是53代吗？于是，李怀俊便成了“李渊五十三代孙”。

　　六、确定一个历史地名的地理方位、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必须史料有记载，考古有发现，后人有碑石，民间有传说。一句话，必须拿出“铁证”。大唐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如果“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僧楼是大唐发祥重镇”，这么重要的史实，唐朝的有关典籍《河东府志》《河津县志》怎么均无记载？这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

　　吕企才李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