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新娘在中国夹缝求存 子女难获“名分”(图)

村民莫国华的户口本上只有自己一页

德庆县高良镇江南村大都塘村小组的“越南新娘”与其子女们

　　妈妈是越南人 我们只能做黑户？

　　■上世纪九十年代偷渡到中国的越南女大都已结婚生子，这个群体在粤西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绝不会是少数

　　■她们的子女是学龄儿童，也是“三非”人口，由国籍而认定的就业、升学等让她们忧心忡忡，更担心“世代都是黑户”

　　■她们仍在政策夹缝里生存，其子女获得“名分”的前提是她们原则上要被遣返回国，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

　　南方农村报2月4日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读两年书回来做农民呗。”除去中国境内“三非”(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人员身份，14岁的莫水燕跟她的同学看不出任何差别，而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小学校长都艳羡不已。

　　但她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因为母亲陈红文是“从越南过来的”。

　　陈红文还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她们进入中国时的那条河流。狠心砸下200元人民币，混在“有证件”的生意人中间，艄公便将他们摆渡到广西南部的东兴市，再由东兴散布于两广地区的某些县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越南籍的“陈红文们”，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最后大都嫁到广东西部山区。

　　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在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高良镇，仅在大同村，南方农村报记者就发现十几个越南女子。“在德庆县将近有100个。”多名知情村民称，在罗定、郁南和封开等靠近广西的县市，人数可能更多。

　　一封匿名求援信件

　　2009年12月，一封投寄到南方农村报的匿名信，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公之于众。书信落款是，一个知情人代笔。字迹工整的书信中，“知情人”言辞恳切地写到——

　　他们是一群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现在和同龄儿童一起在学校读书，或将进入学校读书，但父母为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多了一份特别的忧心——这是一群报不上户口的黑户籍儿童。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真不知道他们今后继续升学，就业该怎么办。

　　嫁到中国的越南女子在有了自己的小孩后，能够面对现实，在家里安居，和丈夫一起抚养子女。像这样的越南女子，据估计，在德庆就有近百人，其他县市更多。

　　她们中有些人虽然曾经一次或多次回越南探亲，但仍未能取得合法的婚姻证明。大部分越南女子一年辛勤劳动，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部分人的丈夫年龄较大，有的甚至已丧失了劳动能力。

　　“我们早已融入中国”

　　邻国越南，历史上的战乱造成男女比例约为3：5，许多姑娘愿意外嫁他国。

　　越南当地甚至有专门的“养妈”，在乡下找些貌美、想远嫁的姑娘，集中统一培训仪表、修养，然后专门介绍给外国男子。在十几年前，她们远嫁的目的地之一是中国，不过是以打工的名义前来。于是，这个群体从贫穷的山区，移位到能吃饱穿暖的“富庶之地”——尽管这里也是连绵的大山。

　　阮金红，现年35岁，1999年随远嫁到中国的堂姐到中国打工，经人介绍后嫁给了德庆县高良镇大同村村民徐进源。“只给了介绍人300块的利市。”说起这段姻缘，两鬓染白的徐进源仍止不住憨笑：“当时30岁了，家里穷，找不到媳妇，急啊。”

　　1月29日，慵懒的阳光照进徐进源围闭的庭院，徐父晃动着斑白的山羊须，守着两个孙女和7岁的小孙子，怡然自得地晒着太阳。听闻记者到访，徐进源特意从地里赶回来，满脸挂着微笑——今年结着硕果的沙糖桔，让他们一家释缓了一年的耕作疲惫。

　　“如果不是她嫁过来，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徐父说，儿子在而立之年娶到阮金红，这是徐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记者在徐家采访时，高良镇江南村的陈红文也在场，她笑声清脆而爽朗。她用流利的粤语说：“那时候我又黑又瘦，已经30岁了，在越南根本找不到老公。”1995年，在中国做了两年宰鸡的本行后，她嫁给了43岁的江南村民莫洪芬。来中国刚半年，陈红文就能用地道的粤西方言，跟顾客讲价。现在，58岁的丈夫莫洪芬一人留在江南村大都塘村小组，守着几亩稻田。而为人活络的陈红文，沿袭了在越南河内老家经商的思路，带着女儿莫水燕搬到高良镇上，继续做宰卖鸡的生意。

　　高良镇江南村治保主任梁树林说，该村曾迎接了10个越南女子，除了2个嫌弃“丈夫家”过于贫穷而跑掉外，其余的都在村里生了孩子，并安心地相夫教子。在高良镇另外一个2000人的村庄——大同村，村委会副主任谈咏告诉记者，十五六个越南新娘在此安家，约二十个“黑户”孩子到了学龄阶段。

　　“我们早已经融入中国了，这里就是家。”当莫水燕撒娇着央求母亲，用越南语说一句“我爱你”时，陈红文思索半天才缓缓吐出，之后，笑声依旧清脆爽朗。

　　莫水燕从来没有跟母亲回过越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没有概念。”

　　延伸阅读：

　　网帖曝光越南交友旅行团 3.5万可娶一越南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