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偷渡到中国的越南女大都结婚生子,这个群体在粤西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仅记者调查的一个村,就有十几人
她们的子女是学龄儿童,也是“三非”人员,更可能“世代都是黑户”,由国籍认定而来的升学、就业难题纷至沓来
遵照现行法律政策,她们的子女入户,意味着她们将被遣返回国,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
“不知道该怎么办,读两年书回来做农民呗。”除了中国境内“三非”人员(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身份,14岁的莫水燕跟她的同学看不出任何差别,而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小学校长都艳羡不已。
但她知晓自己的特殊身份,因为母亲陈红文是“从越南过来的”。
陈红文还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她们进入中国的那条河流。狠心扔下200元人民币,混在“有证件”的生意人间,艄公便将他们摆渡到广西南部的东兴市,再由东兴散布于两广相近市县。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越南籍的“陈红文”们,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却大都嫁到广东粤西山区。
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在肇庆德庆县高良镇,单一个大同村,本报记者就发现十几个越南新娘。“在德庆县将近有100个。”多名当地知情村民称,在罗定、郁南和封开等靠近广西的县市,人数可能更多。
按越南法律,她们已经不是越南人；而如果依照现行政策,她们及子女则将面临“世世代代只能是"黑户"”的境地。
越南女后代“名分”如何给?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也是未雨绸缪且是时候求解的命题。
一封匿名求援信
2009年12月,一封投寄到本报的匿名信,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公之于众。书信落款是,一个知情人代笔。字迹工整的书信中,言辞恳切地写道:
他们是一群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现在和同龄儿童一起在学校读书,或将进入学校读书,但父母都在为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多了一份特别的忧心——这是一群报不上户口的黑户籍儿童。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真不知道他们今后继续升学、就业该怎么办。
嫁到中国的越南女大多有了自己的子女后,能够面对现实,在家里安居,和丈夫一起抚养子女。像这样的子女,据估计,在德庆就有近百人,其他县市更多。
她们中一些人虽然曾经一次或多次回越南探亲,也未能取得合法的婚姻证明。大部分人一年辛勤劳动,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且有一部分人丈夫年龄较大,有的甚至已丧失了劳动能力,根本无力返家办理合法手续。
“我们早已融入中国”
邻国越南,历史上的战乱造成男女比例约为3:5,许多姑娘愿意外嫁他国。
越南当地甚至有专门的“养妈”,在乡下找些貌美、想远嫁的姑娘,集中统一培训仪态、修养,然后专门介绍给外国男子。而十几年前,她们同样想嫁到中国,只不过是以打工的名义。于是,这个群体从贫穷的山区,移位到能吃饱穿暖的“富庶之地”——尽管这里也是连绵的大山。
阮金红,35岁,1999年随远嫁到中国的堂姐到中国打工,经人介绍后嫁给德庆县高良镇大同村村民徐进源。“只给了介绍人300块的利市。”说起这段姻缘,两鬓染白的徐进源仍止不住地憨笑:“当时30岁了,家里穷,找不到媳妇,急啊。”
徐进源说此话时,高良镇江南村的陈红文也在场,笑声清脆而爽朗。她用流利的粤语说:“那时候我又黑又瘦,已经30岁了,在越南根本找不到老公。”1995年,在中国做了两年宰卖鸡的工作后,她嫁给了43岁的江南村民莫洪芬。
1月29日,慵懒的阳光洒进徐进源围闭的庭院,老父亲晃动着斑白的山羊须,守着两个孙女和7岁的小孙子,怡然自得地晒着太阳。听闻记者到访,徐进源从地里回来时,满脸挂着微笑——今年结着硕果的砂糖桔,让他们一家释缓了一年的耕作疲惫。
“如果不是她嫁过来,我可能活不到今天。”老父亲说,儿子在而立之年娶到阮金红,这是老徐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来中国刚半年,陈红文就能用地道的粤西方言跟顾客讲价。现在,58岁的丈夫莫洪芬一人留在江南村大都塘组,守着几亩稻田。而为人活络的陈红文,沿袭着在越南河内老家经商的思维,她带着女儿莫水燕搬到高良镇中心,继续着宰卖鸡的生意。
治保主任梁树林说,高良镇江南村曾迎娶了10个越南新娘,除了2个嫌弃“丈夫家”过于贫穷而跑掉外,其余的都在村里生了孩子,并安心地相夫教子。在高良镇另外一个2000人的村庄——大同村,村委会副主任谈咏告诉记者,十五六个越南新娘于此安家,约二十个“黑户”孩子到了学龄阶段。
“我们早已经融入中国了,这里就是家。”当莫水燕撒娇着央求母亲,用越南语说一句“我爱你”时,陈红文思索半天才缓缓吐出,之后,笑声依旧清脆爽朗。
女儿莫水燕从来没有回过越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没有概念”。
基层政府“一视同仁”
远嫁的越南女得到了村镇等基层政府的默认,但想从政策上“扶正”,困难重重。她们最大的担忧是,子女户籍问题及其派生的迁徙、就业、升学等功能。
阮金红家墙上,一面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相邻一面则被各类奖状糊满。虽然是“三非”儿童,村里还是默许了阮金红三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村里出了一个证明,中小学对他们一视同仁,跟村里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谈咏说。
“他们接受义务教育也是免费的。”莫水燕的校长李伟耿说,除了领不到严格“卡户口”的困难家庭助学金,“三非”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与他人并无二致。
在德庆县,“一视同仁”甚至延伸到了他们的社会保障。去年,阮金红和孩子们同样分到了国家下拨的种粮补贴。“医保、养老保险都可以买,村里不会区别对待。”谈咏说。
1995年,高良镇江南村村民莫国华退伍转业时,已是大龄青年。“没有姻缘嘛,所以才花钱讨越南媳妇。”现在,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07年,他带着接生婆手写的出生证明和村委会盖上的大红印章,到县公安局为儿子莫振煌上户口。
“村里肯定支持,可公安局的人说没有这个政策啊。”莫国华年轻时曾试图走出狭窄的农门,未能如愿。
办理入户几乎不可能
江南村罗阳小学校长李伟耿用了这样一句话表述“三非”儿童的境况:基层政府默许了他们存在,但在政策上他们很难获得“名分”。
按照婚姻法规定,取得户籍需要如下手续:越南新娘回国开具婚姻状况证明,具备国家机关颁发的身份及户籍证明,需要一本护照和来华签证,子女具备中国医院的出生证明。
“在民政部门登记中,中越跨国婚姻,一个都没有。”何桂来说。
现实情形是,对于粤西山区的家庭,上述每一张证明,困难都浸透纸背。莫国华的妻子黄欣嫁过来15年,从来没有回过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回去一趟要花很多钱,如果我有能力办到这么多证明,就不需要娶越南新娘了。”莫国华说。
德庆县公安局一名负责人记得,几年前他们曾就这个问题请示过省里。当时省有关部门回复了指导性意见,如有出生证明可以办理入户。但前提有三个:父亲强烈要求孩子留在国内,且不违反计生政策；父亲要证明与入户孩子间的父子关系；最后一条是,原则上对越南新娘遣返回国。
“操作性不强。”德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荣也感到头疼,他知道对于贫穷的粤西,每一个前提的实现都几无可能。“地方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不能违反国家政策,我们有行政许可法啊。”
当记者问阮金红是否担心被遣返回国时,她扭头看着院子,健谈的她开始沉默。许久,她撇撇嘴说:“我都来了十几年了。”一直到本报记者离开这个偏僻的山村,阮金红仍对这句提问耿耿于怀,没有再跟记者说一句话,道别都没有。
而日渐长大的“三非”儿童,他们在期待着与“黑户”道别。
(南方农村报记者 付伟 南方都市报记者 周松柏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日报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