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江丙坤：“我只是一个义工”

海基会的会议室里，摆放着两岸各大航空公司送给他的飞机模型。这几年，他就搭乘这些飞机往返于两岸之间。

　　从头号“经济战将”到“台奸”

　　其实在担任海基会董事长之前，江丙坤便认为是一个可“担得起大任”的人。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找到江丙坤，希望其能带队前往大陆，展开国共两党的“破冰之旅”。这个任务意义重大，“我需要完成使命，等到胡主席开口邀请连主席，让‘连胡会’可以实现。”江丙坤说，他带队的这个访问团也是从经济开始的，“一天之内要谈到10多项共识” 。

　　早在连战组阁时，江丙坤担任的是经济部长一职，“连主席了解我的背景，我驻日十三年，在南非呆了八年，都在大使馆担任公职，驻外的经验丰富。我充分了解，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江丙坤有着丰富的带团经验，当年他在担任台湾外贸协会秘书长时，就曾多次带着台湾的中小企业家，一年离台200多天，走遍世界100多个国家，为台湾企业寻找商机，签订各种贸易协议。

　　但对经济的认识只是一个方面，真正让连战敢委江丙坤以此重任的，是因为另一件事。

　　2000年，连战在台湾大选中失败，民进党当政，他便让当时全力辅选的江丙坤把国民党一些元老的智慧组织起来，成立“智库”，即“国家政策发展委员会”。

　　“后来连主席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国会参加政治，便要我去选立委，去做立法院的副院长。”在第五届的立委任期结束后，江丙坤原本打算退出，但连战要他连任。没想到，那一年亲民党在选举中惨败，希望能够拿到副院长这个职务。“我就让出这个副院长，等于我为了党，顾全大局，牺牲自己。”

　　这个举动让连战看到了江丙坤是个能真正“顾全大局”的人才。果然最后江丙坤不辱使命，在大陆方发出邀请时，江丙坤打了个电话给人在东京的连战，报告这个好消息。

　　可是当时在台湾岛内，对江丙坤此举的争论已经闹翻天，有人攻击国民党是“吴三桂”，说江丙坤在“卖台”。当时正是台独分子要把国民党“割喉割到断”的时期，“民进党政府要对我采取行动，说我违反法律。”

　　当时连战给江丙坤打气，让他不要担心，并在东京不紧不慢地回应道，“我在吃面，他们喊什么烧（烫）？”

　　等到江丙坤的飞机从大陆飞回台北桃园机场时，整个机场聚集了不少人，来抗议他的行为。来接他的人是马英九，“马先生当时担任台北市长，他到机场来接我，告诉我没有问题，你这次去大陆，并没有签协议，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规定，他说法律是他定的，所以你放心。这是两码事情。”江丙坤回忆道。

　　从那个时刻起，这个台湾的头号“经济战将”身上就少不了被泼脏水。2008年，他在评价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时，说过一句“不怕台湾依赖大陆，就怕大陆不再需要台湾”的话，引起民进党的围攻，被称为“台奸”。

　　“请马英九先生把这样好的人才留下来”

　　2009年4月，又有人抓住他的儿子江俊德在大陆的生意，指责他利用海基会董事长一职“特权图利儿子，四处捞，不知利益回避”，这让从小教导儿子“做人要正直、做事要正经”的江丙坤几乎出离愤怒。

　　“有的人从政治立场不太愿意看到两岸和平发展，这让他们没有机会达到政治目标。应该用政策来辩论，但他们往往利用个人来打击，大谈你的家人和大陆有生意。今天台湾没有一个企业不跟大陆做生意，所以这是一个很牵强的指控。”江丙坤对《外滩画报》记者说。

　　随后5月6日，他愤然请辞海基会董事长，“在这个位子上，我只是一个义工，但如果这会连累到我的家人，我于心不忍，心里当然很悲愤。”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江丙坤语气沉重。

　　上海台协会长李茂盛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集体上书上海市工商局，请他们调查江丙坤及家人在上海的投资，以还其清白。工商局的回复是没有查到任何投资记录。

　　为了挽留江丙坤，大陆100多个台商协会的会长紧急取得联系。“四个小时之内，我们便达成了共识，无论如何也要留住他。”李茂盛等人集体出资，并联名购买《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第二天的头版半版广告。“当时时间太紧急，所有的报纸版面已经确定，最后和报社的编辑人员沟通协调，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在晚上8、9点才搞定。”

　　5月7日，报纸出摊，上面写着：“请马英九先生能把这样好的人才留下来。”

　　5月8日，马英九亲自出面挽留江丙坤，“他和我交流他自己的经验，任劳任怨，最后也被讲得体无完肤，他的家人受害也很深，他的姐姐要辞掉工作等等，以此来勉励我。”江丙坤最后打消退意，“这个工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除非你不做，不做只会让他们很高兴，所以最后留下来。”

　　而这次ECFA的议题，又一次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台湾底层民众担心，在和大陆联成经济共同体之外，“劳工要进来，农产品要进来，担心会失业，造成普遍恐慌。”民进党故意利用这些来进行煽动，“刚好去年有选举，今年也有选举，对在野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操作的议题，利用这个来引起支持民进党的人，来左右他们的投票。”

　　最后，这些不良情绪发泄的对象，统统指向他。江丙坤耐心地和各个产业召开一次次的座谈会，“产业受损，劳工受损，所以先跟产业来沟通是最上策。”

　　去年12月16日，在江丙坤的77岁生日之际，他的儿子江俊德写了一封信，几乎让他落下泪来，其中有句话是，“爸，从您任公职以来，您就是一个有着过人精力的拼命三郎，夜以继日从不停歇，从不喊苦、喊累。这半年来，大家只看到镁光灯下您和海协会陈会长会谈的风光一面，可是在家里我却看到了您疲惫的身心与日益花白的发丝。是的，我知道您累了，您不是因为工作超过负荷而累了，也不是岁月不饶人年老力衰而累了，您是为了一连串的污蔑和抹黑而心力交瘁。”

　　“农家子弟只有靠读书才能出人头地”

　　言谈间，江丙坤挥之不去的台语口音清楚地透露出他的本省人身份。

　　虽然和辜振甫一样，同为本省人，但和赫赫有名的“鹿港辜家”不同，江丙坤今日的所有，都靠自己的双手而来。“我和他们几个走政治路的不一样，因缘际会到大使馆，后来变成经济部的人，完全靠自己。即便在海外时，也没有想过回来做政治，想着还是做专业比较好。”江丙坤感慨道。

　　1932年，江丙坤出生在台湾南投县一个贫寒的农家，他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当地的居民多数没有土地，全靠割芒草卖给砖瓦场，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因为是农家子弟，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读书来求上进。在艰苦的环境中，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江丙坤说，他从小学习异常刻苦。

　　父亲江水对江丙坤影响很大。尽管家里贫困，但江水对子女们的管教很严，尽力让自己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江丙坤的两位兄长都担任教职工作，这在当时的农家是很少见的。也正是在兄长的扶持下，江丙坤才有机会念完小学。

　　因为没有钱接受高等教育，加上家中务农，小学毕业后的江丙坤不得不去念农校，农校类似于大陆的职业培训学校。听起来，这是一条和仕途完全无关的道路。但他还是认真地去上学，每天五点起床搭乘小火车，放学回家已是星光满天。“我当时最大的收获是造就刻苦耐劳的精神，农校能提供基本而广泛的知识以及对产业的了解。”江丙坤说，少年时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做事风格影响很大。

　　从农校毕业后，江丙坤又凭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1954年从学校毕业后，他开始在家乡南投县政府做公务员，担任科员一职，每天上班下班，却也勤勤恳恳，不亦乐乎。

　　1960年，国民党开设了“中山奖学金”项目 ，旨在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江丙坤的兄长得知这个消息后给他寄去一封家书，告诉他这个消息。“出国是一个梦，永远达不成的梦。”江丙坤回忆道。在当年，只有有钱人才有出国的机会，对于他这种贫困家庭的孩子，出国留学根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他翻了翻资料，发现考试类别中刚好有一项是地政科，江丙坤心想所学和工作均与地政有关，“我又是念日文的，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去试一试吧。”

　　尽管是第一届，中山奖学金还是吸引了很多优秀学子的报名，考试竞争十分激烈，江丙坤清楚地记得，“当时应考者有720名，但最终只录取20人，每个专业只有一个名额。”

　　当江丙坤出现在考场时，遇到不少以前的同学，当大家看到他来应考时，禁不住感叹：“江丙坤一来，大家都没有机会了”。果然，最后江丙坤通过考试，进入东京大学农经系学习，成为中山奖学金政策第一届受惠的学员。也正是从此时，他开始受到了台湾政坛的关注。

　　临行日本前，因为担忧家里的经济状况，江丙坤灵机一动，将机票换成船票，把结余的台币交给父亲，才放心地搭上船。又因为听到港口的小贩说香蕉、菠萝在日本价高，他便买了三大篓带在身边，等到日本后卖出，一下子赚到了在日本第一年的学费。

　　那一年，江丙坤28岁。

　　“人生最大的事不过就是最小的事”

　　这个穷人家的小子出了国，进入了心仪的大学，异常兴奋。他根本没有想过，有朝一天，他会拿着台湾经济的交通棒，站在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指挥前路。对于他来说，人生最大的事不过就是最小的事，“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生规划，也没有励志要做大事，当你能够到日本念书，能够拿到博士，就实现了最大的愿望了。拿到博士之后顺其自然，没有要当学者，也不要做大官，当你到每一个职位的时候，就要把它做好。很多人会想我要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很少去想其他的事情，我只是把工作做好。”

　　从大使馆回台担任经贸工作时，江丙坤做了萧万长的副手，他曾有个外号叫“江科长”，因为做事周密严谨，事无巨细，皆要过问，对于所有法令规章更是了如指掌。据台湾媒体报道，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本他累积50年实务的笔记本，每本都厚达十几公分，共3本，都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最真实的记录。

　　“勤奋、正直，是家父遗传给我的性格。”江丙坤说，他会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也会认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也会因为个人的兴趣交一些朋友，而不是因为什么企图而做这些。我对朋友也很亲切，能帮忙的尽量帮忙，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会和他们维持长久的关系。老朋友来看都很高兴，不会因为他现在是什么职务。”

　　这一点也让李茂盛感慨颇深，大陆的台商找江丙坤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不会看你的企业做得大还是小，态度都一样诚恳。”

　　李茂盛最感动的是，还是江丙坤身上强烈的责任心。3年前，台湾推行《劳动基准法》，当时还是国民党副主席的江丙坤亲赴厦门和大陆有关方面讨论此事。他晚上12点半才抵达厦门，第二天早上6点，便起床了，邀请台商协会的会长举行早餐会。“他想先听听台商的意见，才去和大陆的有关领导人沟通。”

　　而2009年4月，在南京结束第三次“陈江会”之后，江丙坤立刻赶往上海与台商见面，到上海时，已近半夜，“他坚持不休息，拨出时间来和台商开会，见面。”这对当时已经77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

　　江丙坤把人生的大半辈子都交给了工作，他说，如果有一天，从海基会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会把时间留给自己，除了他喜爱的高尔夫球之外，还有旅行和文学。“大陆很多地方我都想去，只要有历史的地方我都想去，我也希望能够多学一点中国的历史地理，很难得。”上农校时，他才开始学中文，所以他对中国诗词也情有独钟，“那些都很美，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