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娘在日遭遇系列生活骗局：坎坷路启示人们

　　中新网2月24日电 婚姻，她的不幸大多出现在婚姻上面。没有爱情的功利性婚姻，目的达到的那一天，就是婚姻解脱的那一天；目的达不到时候，也是婚姻解除的时候。日本新华侨报网24日刊文报道了一位上海新娘在日本遭遇系列生活骗局的悲惨遭遇。文章如下：

　　当她因为个人婚姻的失败，把目光投向域外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入一个新的生活骗局。

　　生活好像在捉弄她的命运。在上海，她曾经和一位大学讲师结婚。婚后一年，女儿出生了。谁料，女儿患AB0溶血症，是个天生性痴呆儿。这对于满怀着喜悦和期盼的年轻父母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做母亲的，可以厮守着虽然痴呆却是自己的女儿；做父亲的，则未都能像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那样，明明知道孩子是痴呆儿，却要和他共生共存。眼看着女儿病愈无望，父亲开始一天天远离家庭，不时地还有“偷鸡摸狗找腥味儿”的事情。

　　5年。她忍耐了5年，努力了5年。终于，她们离婚了。离婚时，她把一股怨恨形成文字，发表在大上海一张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上。把前夫推上了“道德法庭”。接着，那所大学把这位讲师开除公职了。她呢，把痴呆的女儿也留给了前夫，算做是最后的惩罚吧。

　　离开了家庭，她觉得自己像一叶孤舟，究竟应该驶向何方呢？她一边热心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上海学习针炙推拿，一边寻找着、等待着。

　　幸福的机遇似乎降临了。一位在上海做买卖的台湾商人出面，给她介绍了一位日本神户的出租汽车司机。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位司机第一次见面就提出结婚的要求。她摇摇头，表示要再交往一段时间看看。司机还真有股干劲，一年之内到上海去了3次。他动情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与其他日本人不同的是，这位司机出生于伪满州国四平市，十多岁时回到日本，不但会说一口中国话，还会用中文写文章。他写出来的情书，真伪难辨，只让人感到温馨的一片情。

　　她心里清楚，丘比特的爱神之箭是再也不会射向自己的了。年轻时的情感是纯真的，步人中年后的情感便多少有些世故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自己要有一个归宿，有一个让孤舟可以落帆停停泊的码头。于是，她和他在上海国际婚姻介绍所登记结婚了。为了等待结婚证书，他在上海停留了15天。她把漂亮的新房安置在自己的家里；既然已经成为夫妻，以后要花的就是日元了，手中的人民币还有什么用呢？花吧，她尽量不让新郎破费，把自己多年辛勤储蓄的人民币倾囊付出。

　　15天后，他依依难舍地回日本了。自然，和所有分别的新婚夫妻一样，少不了以生命做赌咒的海誓山盟。然而，他的离去，真似“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封信，没有一点音讯。

　　她知道自己受骗了。

　　她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了。她在上海等待了他3年，想尽一切办法找了他3年。这期间，有人嘲笑她，有人讽刺她，用她的话说，真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她默默地忍受了，只因为她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了。

　　她不甘心自己这样轻易地受骗。她通过各种运作，终于拿到了前往日本的观光签证。这样，她从上海乘船36个小时，来到了日本的神户。她径直到家里去找他。他吓呆了，他疯狂了，殴打她、痛骂她，把她的行李都扔了出来。她不怕，用自己仅会的几句日语高喊：“我是你的妻子！”“我是你在中国娶的妻子！”结果，她在他的房中发现，他正在和一位来自台湾的女留学生同居呢！

　　还能说什么呢？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呀！她心里明白这些，只是不甘心这样轻易地受骗。于是，她先办理了离婚手续。接着，她要在他乡异国运用法律的武器，追回自己所受的损失！

　　法律是神圣的，却不是万能的。当她对法律失望的时候，又堕入了一个骗局。

　　她来到横滨，找到一位仗义执言、为许多中国人打赢官司的律师。她向横滨地方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对方赔偿500万日元。

　　她一边打工，一边打官司。打工挣来的钱，几乎都花在诉讼上面了。横滨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了，判决对方支付她80万日元赔偿费。

　　律师看着这个结果大发雷霆：“在相同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她是一个外国人，她所得到赔偿就比日本人少。”律师鼓励她向东京高级法院投诉，再打一轮官司。

　　这期问，对方也在神户地方法院起诉了，反过来要求她赔偿100万日元。对方是日本人，写起诉讼状来不需要经过他人翻译，也就不用支付翻译的费用；对方心里知道官司打不赢，所以也不请律师，也就不用支付律师的费用；对方需要支付的不过是法院受理本案的手续费。对方掌握的证据，是对方从她在中国的前夫那里搞来的一封又一封“揭发信”。她没有料到，情场上的报复竟会如此持久不衰。现在，她不出庭不行，不回答法庭调查不行。到神户出庭，需要支付一笔交通费；回答法院调查，书面材料都要用日语翻译好，这又需要支付昂贵的翻译费；自己心里没有底，只好请律师一起前往，这又需要一大笔开支。

　　当然，对方是败诉了。其实，对方的目的并不是在胜负，而是要从经济上摧垮她。于是，对方再次向大阪高级法院起诉。她呢，不得不循环往复，再来应付一遍。她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己承认失败。这一次，对方仍然是败诉，她在经济上则几乎达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好不容易等到东京高级法院的判决下来了。结果是维持原判！看着这纸判决书，她泪水涟涟，欲说无语。她努力克制自己，让自己不要丧失理智。80万日元也罢，先要回来再说。她乘夜间长途汽车再次前往神户。敲开门后，她呆住了，对方又结婚了，妻子是上海人。她知道，当年对方到上海相亲时，曾经见过这位女性，正是因为不满意这位女性身上的狐臭，才转过身来追求她，有了这样一段姻缘。谁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阴错阳差，他们又凑到一起了。

　　她顾不上这些了，拿着判决书让对方支付80万日元赔偿费。对方不肯，夫妇竟然联合起来痛打她。周围的邻居吓坏了，打电话喊来警察。警察来后看了看，说这是民事纠纷，他们无法干预，转身扬长而去。她返回东京，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判决。法院回答说：强制执行判决，你首先需要支付10万日元手续费。另外，即使是强制执行，也只是一次性扣除本人薪水的1/4。对方现在月薪是20万日元，强制执行后你只能拿到5万元。

　　苍天无眼！为这场官司，她付出了200多万日元。结果却是如此。这时，一位和她一起打工的留学生劝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先想办法在日本留下来，这样以后还有机会去要钱。”在这位留学生的介绍下，她结识了一位家乡在冲绳的日本人。喜欢，谈不上；爱情，更别提。眼下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10月6日签证就要到期了。于是，她在9月28日又一次正式办理手续结婚，并且购买了10月5日的飞机票，准备回国再办结婚签证重返日本。

　　事情又节外生枝了。9月10日，一位台湾朋友看见她，说现在有一个48岁的台湾商人正在“募集”老婆。她动心了，和这位台湾商人见了面。商人并不和她直接谈结婚的事情，而是像慈爱的父亲一般劝导她：“你为什么要和自己不称心的人结婚呢？人家偷渡都要来日本。你怎么好拿着结婚证书再回国等签证呢？我在浅草桥附近有一家旅馆，你来帮助我照料旅馆吧。每个月给你20万日元，这样做黑户口也安心喽。以后的事情，好谈。”

　　她没有犹豫。10月3日上午办理了离婚手续。下午办理了退机票手续，晚上搬进了台湾商人的旅馆。一天以后，她从旅馆客人那里得知：这位台湾商人今年60岁；老婆在台湾；现在持有商务签证，每次入境后只能在日本居住15天；他有一家旅馆，需要人照顾。

　　听着这一切。她几乎晕了讨去。

　　“死马当活马治”。她渴望着绝路逢生。这样，不免“急病乱投医”。结果，她又一次陷入骗局。

　　她尽管成为了“黑户口”，还是努力地想使自己走出生活的骗局。从报纸上，她看到一家名为“在日华人联合服务中心”的广告，里面能够解决的诸如签证、住房、打工、婚姻介绍等问题都是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0月31日，她给这家服务中心打电话，诉说了自己生活的不幸。对方的回答是这样的：“你找我们算是找对了。你要不回来的80万日元赔偿费，我们可以帮助你去要，不过，要回来后，我们要各分一半，我们还可以帮助你由黑变白。你别不相信，东京入管局的人和我们是朋友，天天都在一起喝酒，像你这种情况的，先不要找工作，还是先找老公吧。我们给你找一个社长，你就不用工作了。你先付10万日元，我们每个星期都给你找一个人.供你挑选。这样吧，你先到高田马场来，我们见面谈谈。”她去了。在高田马场车站附近的咖啡馆里面，她见到这家服务中心的高桥先生(一个和日本人结婚的中国人)和郑先生。自然，两位先生还是口若悬河，声称自己的公司有3，000万日元的资金，“人家不能办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办到”。看到她钱包里面的银行卡后，两位先生有点坐卧不安，催促她立即到银行提取了10万日元。临了，两位先生让她支付了咖啡馆里的饮食费用。最后，高桥先生先走一步，郑先生一定让她再请吃一顿“定食”，原因是时间太晚了。

　　事后，她天天打电话给服务中心，询问进展情况。有时是高桥先生接的，十分不耐烦地说：“我让你7点钟打来电话，你为什么6点50分打来呢？”等到7点钟再给高桥先生打电话时，便没有人来接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接电话，或者有人接电话后，一听是她的声音，就立刻切断。她仍然不甘心，按照广告上的地址去找，才知道根本没有这样一栋建筑！当我结束这次采访的时候，得知“在日华人综合服务中心”行骗一事，警方已经立案调查，警方同时希望更多的受害者出面投诉。

　　当我送她离开编辑部的时候，我觉得这位上海女性，遭受的不幸实在是太多了。她一次又一次顽强地与命运之神抗争。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这其中，有对手的丑恶，有法律的悲哀，有世间的冷酷，也有个人的盲目。

　　她所走过的坎坷道路，这样启示着人们。(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