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邱毅：我比媒体刻画的柔软得多

　　我有一颗独孤求败的心

　　“很多人恨我恨得牙痒痒，但是也斗不垮我，我有一颗独孤求败的心。”邱毅大笑起来。他自称十岁时，便“视天下人为草芥”，在他眼里，什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去年10月，邱毅当选国民党中常委，随后，中常委爆出贿选风波，邱毅站出来第一个请辞中常委。

　　“我是在帮马英九扛。马英九必须要有人帮他刮起一阵风，卷起千层浪，他才能趁势而起。”邱毅直认不讳，“中常委一直是国民党的盲肠，其实没有功能，又割不掉。我知道每次都有贿选，只是在那次被引爆。那我先辞，看看你们怎么办。一个最没有贿选可能的人，辞掉了，看你们怎么办。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但我没有说出来。”

　　马英九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山汇报会议上，提出是不是要全面改选中常委，所有的国民党高层都反对，告诉他不可行。詹春柏告诉马，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有人愿意自己辞掉中常委，这个人还必须有很大的影响力。讨论下来的结论是，不会有人干这样的事。

　　会议结束半个小时之后，话传到邱毅耳朵里，他心想，“那好吧，我就赌一赌，既然你认为没有人会这么做，我就来做。”邱毅站出来坚决请辞，结果一天之内，所有的中常委全部请辞。

　　只是结果并不如想象美好。除了邱毅之外，所有没有被清理贿选的人又回去重选中常委了。事后来看，很多人就觉得邱毅当时牺牲太大了，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失去中常委的位子邱毅倒不在乎：“中常委正襟危坐，讲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也不爱干。”

　　邱毅自称对功名没有兴趣，马英九几度找他接部长的职位，他都拒绝了。“2008年12月曾要我接部长，去年也有一次，我都没答应。”他说，他今天如果笨，去接个部长，就完了，“一生的美名就结束了”。

　　独孤求败并不好当。邱毅本来可以开开心心地当他的教授，开他的补习班，日进斗金，有美满的家庭和光明的前途，却把自己的大好年华搭在了斗争中。他的前妻谢京睿因为无法忍受身处政治漩涡的压力，与他离婚，他也曾经历牢狱之灾，遭受无数恐吓和威胁。

　　很多人不能理解他的选择，但邱毅却说这条路他走得很快乐。“我从小到大有一个梦，我认为中国人奴性很重，在我心中一直有句话：‘拼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

　　他不是存心要与陈水扁或者谁作对，“我不过是为了打破中国人的奴性，从这个窠臼中走出来。台湾是个民主社会，选出来的领导人，不是这个社会里最高明的，也不是最高尚的，也不是最能干的人，他只是众方妥协之下，因缘际会坐上这个位子。他必须要尊重所有人的看法，而不是唯我独尊，高高在上，必须有人去挑战。”

　　邱毅很遗憾自己的出生未逢其时，没有真正经历蒋介石时代。“但在蒋经国时代，我在他的黑名单上。蒋经国权力最盛的时候，我就在台大对着学生每天骂他。那时我和党外人士是走在一块的，我们是战友。”提起这些，邱毅很自豪。

　　那时的邱毅，不到30岁已经是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如果想在政坛谋个一席之地，并不是难事。

　　而到李登辉时期，邱毅更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是李登辉的学生，又是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师弟，本来是李登辉要重点培养的人。但他还是不改自己的脾气，“我第一个骂他是黑金教父，骂他是李贼，号召大家‘要把李贼赶下马’。”

　　他后来加入宋楚瑜的阵营，成为宋楚瑜政府的发言人，理所当然也成为了陈水扁一心想拉拢的人。“陈水扁在宋楚瑜这里看中了五个人，我排名第二，但我没去。”

　　“马英九更不用说，他的江山谁打下来？”邱毅反问记者，随后笑了起来，自己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有人说，马英九的江山有一半是我的。如果今天不是我拖下陈水扁，国民党的政权没这么容易拿回去。”

　　“今天如果我愿意做一只哈巴狗，做一个封建的奴才，我今天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轻而易举，但做这些我都不愉快。”

　　“君以国士待我，我将以国士回报。”信奉此话的邱毅也曾为两个人尽心尽力，一个是宋楚瑜，一个是连战，都因为对方对他的信任和尊重。

　　1992年，国民党发生主流非主流斗争，许历农把邱毅带给郝伯村，称其是“伏龙凤雏类型的人”。“郝伯村刚开始看到我很礼遇，希望我能献策。我告诉他，对付李登辉要先断其左右二臂，右臂叫刘泰英，左臂叫宋楚瑜。”

　　在攻击宋楚瑜之后，宋带着黄义交找到邱毅，“那场聚会让我对他感觉很好。宋楚瑜很英明，头脑很清楚，而且肚量很宽厚。他有这样一个特性，能够化敌为友。”

　　于是他加入宋楚瑜的阵营，开始为他站台说话。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邱毅是宋楚瑜的发言人，当时三组人马争夺“总统”之位，连战，宋楚瑜，陈水扁。邱毅负责“打连战”。“我揭发了他的很多问题，我还远从美国请来李建军，写下《我的台湾路和连战的总统运》。”风水大师李建军在这本书里，自称曾为连战父亲连震东的坟墓改风水，又揭露连战“养情妇”、打老婆“出手很重，搞得连夫人几天不能出门”，这对连战的选情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但事实上，在邱毅心中，最属意的是连战，2004年的“总统大选”，他力挺“连宋配”。只是最后因为“319枪击案”，还是输给了陈水扁。

　　“连战才是最适合领导台湾的人。宋楚瑜能力强，口才非常好，而连战是一位非常慈祥敦厚的长者，是个大格局的人。做连战的部属非常愉快，他会充分地授权，给你很大的空间。他本身是个富贵子弟，对名利不太在乎，底下的人很好做事。”

　　“宋楚瑜太能干了，就难脱历史上历代枭雄的个性。宋楚瑜以谋略见称，但在后来，为什么会走下坡，因为碰到草莽出身的陈水扁。”

　　“马英九要做一个很好的‘总统’很简单，他把‘行政院长’给宋楚瑜做，把党主席给王金平做。”去年12月10日，马英九找来金溥聪担任国民党秘书长职位，邱毅曾大肆批评这个任命，“金溥聪擅长内斗，但让他去对付陈水扁、民进党，他没这个能力。为什么民进党垮在我手里，因为我不是喝国民党的奶水长大的，我不是国民党文化熏染下的人，才有办法能够跳脱民进党设想的国民党。马英九根本没有下对药，马英九不是一个很容易和人亲近接触，反应很快交流的人，那找宋楚瑜，他最擅长。政治的东西不可能全黑，也不能全白。有些灰色的事情，找王金平去做最好。”

　　揭弊不是我生活的重心

　　在民众眼里，邱毅几乎无所不能。“邱毅”办公室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求助电话，有的只是因为家门口的水沟的纠纷，有的甚至是孩子上学的事情，他的几个秘书常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帮这些“病急乱投医”的民众找到对应的解决单位。

　　他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学校，还有影城或者高铁这些公众场合。每次他出现，总有拥上来要签名的民众。“最喜欢我的是高中生、大学生，但老人就觉得我太叛逆，离经叛道。”

　　他去参加亚太影展，门口本来围着杨宗纬的歌迷，结果邱毅一到场，歌迷们立刻把“杨宗纬，我爱你！”改喊成“邱毅，我爱你！”。

　　邱毅有三个孩子，最大的14岁，老二和老三还在上小学。他每次带三个孩子去逛百货公司时，都要打一个同样的赌。“今天如果有20个漂亮的女生，跑来问我要签名或者照相，我就赢，可以打他们的屁股。”孩子们把“漂亮女生”的标准定得很严，超过30岁的都不算。几乎每个礼拜，邱毅都要和孩子们玩这个游戏，但他从来没有输过。

　　绿营的人恨得他牙痒痒，但却拿他无可奈何，蓝营也是一样，“国民党现在对我的感情也很复杂，他们总是说，本来江山拿到了，可以开开心心地享受，就是出了一个你这样的人。我在民间声望高，如果对我怎么样，要崩掉半边天。有我在，民进党最怕我，斗志在，热情在，但是又觉得我不受驾驭，像匹野马，谁都骂。但我并不像那些职业名嘴，不是以骂作为谋生工具。”

　　他身上有很多随性的地方，尽管身为“立法委员”，穿得却和街头普通的大叔无二样。他并不缺钱，早年开补习班的时候，他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后来散千金去买陈水扁的罪证，自己身上连一件名牌都没有。他在外面走路，随时随地都会一屁股坐下来。跑到田埂去，干脆就躺在那里睡觉。“我最喜欢路边摊，在路边买碗东西，站着就吃起来。或者买一根香肠，一边走一边吃。”

　　经常有路边摊的小老板认出他来，说，“邱委员，我不要你的钱。”他去餐厅吃饭，还有人偷偷帮他付钱。

　　“像我这样的人，最适合每天背个包，天涯海角去流浪，如果做个部长，每天穿得西装笔挺，坐在办公室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我比媒体营造出来的要柔软很多，它在过去太突显我揭弊的角色。”邱毅抱怨道，“揭弊只是一件我理想中执着要做的事情，但不是我整个生活的重心，它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

　　他说出他现在最大的兴趣，却让人吃了一惊，无关揭弊，甚至无关政治。“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想促成两岸开拍《潜伏》第二部。”

　　去年年底，杨凡导演的《泪王子》在台湾上映，《泪王子》讲述的是1950到1954年，在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里的一个家庭的故事，是台湾那段白色恐怖时期的缩影。邱毅去看了，他坐在电影院里，电影放映到5分钟时，他的眼泪开始止不住掉下来，然后一直哭到电影结束。

　　和《泪王子》的故事背景相似的，还有前几年的电影《云水谣》。在看完《云水谣》之后，邱毅还特地跑到漳州看《云水谣》拍摄的地方。

　　“我不是为那个电影里的主角感动，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同情，想到了相同的情境。不是为剧中的情节流眼泪，而是对一段逝去的记忆流眼泪，对逝去的青春流眼泪。”

　　出生于1956年的邱毅还记得，小时候父母总是会交代，出去不能谈到政治，逢人只说三句话。

　　他后来翻阅资料，对那段白色恐怖时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个时候，台湾宁可错杀，绝不错放。有5000人莫名其妙被杀掉，有超过1万个人莫名其妙被关起来，大陆也是50年代末期，开始了整风反右，开始文化大革命。两岸都发生了一段非常不幸的浩劫。”

　　正因为对那个敏感时期的记忆，让邱毅萌生了开拍《潜伏》续集的兴趣，他要把这个简单的谍战剧，变成一个承担了使命感的历史剧。《潜伏》结束时，孙红雷演的角色，是国民党军统情报站的副站长，他被要求跟着国民党退回台湾，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而他所心爱的妻子，姚晨扮演的角色，必须留在大陆，不能暴露真实的身份。

　　“而孙到了台湾，马上就要经历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潜伏分子，他也有很多同志潜伏在里面，他会有很多的痛苦，每天必须带了好几层面具过活的人。一直到50年代的末期，台湾搞经济建设，他目睹并参与了台湾的时代变迁。至于姚晨，她有口难言，她的丈夫在台湾国民党担任高官，是军统高官的老婆，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边的文化大革命，她肯定躲不过，会是斗争的最好对象。”

　　邱毅动情地描述起他已经在心中酝酿成型的剧本，“他们在一个大时代的变迁中失去了联络，成为两朵飘零的落花，情感连在一起，但无法见面。一直到了1970年代的末期，蒋经国开放了两岸探亲，取消戒严，孙红雷也老了，他的孩子帮他去大陆找姚晨。最后，两个人终于在广州白天鹅饭店见面了。”

　　邱毅其实早就在电影创作上做过不少成功的尝试。70年代著名的台湾电影《欢颜》，就是改编自邱毅的小说《失去》，而琼瑶的早期电影《问斜阳》也是改编自他的作品。

　　“台湾拍孙红雷部分，大陆拍姚晨部分，这个事如果能够促成，我自己亲自操刀，来写剧本。”邱毅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