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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民工子弟遭遇上学难 被拆学校校长血本无归

来源:大河网
2010年03月20日08:30
孩子们不明白,他们的学校为啥总是拆拆建建。

  特派记者朱长振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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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多欢喜几多愁”,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北京市30多所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们再贴切不过。因为拆迁,有些投巨资刚刚办起的学校拿不到任何补偿,相反,也有些学校即将获得巨额赔偿,只因有无办学资格证的差异。为此,无证学校校长扎堆诉苦:我们也为教育做了巨大贡献,为何一次次说拆就拆而致血本无归?

  有些人已萌生退意,有些人还在坚持,准备像以前那样,将校址迁往更为边缘的位置。那里,注定是渴望上学的民工子女最集中的地方。

  今年两会期间,已有人大代表针对在京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提交议案,还有志愿者展开行动,为暂时失学的孩子补课,陪着他们一起等待开学的日子。

  无证校长称被“卸磨杀驴”

  3月2日,刘文华召集8名颇具代表性的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开了个紧急座谈会,商谈民工子弟学校拆迁的事。

  刘文华是一家长期关注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机构的总干事,参会的校长也颇有来头。来自信阳的秦继杰写的反映民工子女求学的诗《我是谁》曾上过2007年的春晚;来自山东菏泽的张歌真是朝阳区民工子弟学校协会的会长;来自开封的孙恒是北京打工艺术团团长,目前在朝阳区皮村办有一所民工子弟学校……

  这些校长所办的学校均面临拆迁,有的已经拆迁完毕,但绝大多数没有办学资格证。“10号下通知,18号就让搬迁完毕,谁有那么大的能耐?”一名校长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话。

  “我们辛辛苦苦打拼经营,现在初见成效了,有关部门却要"卸磨杀驴"。不想想前几年多少外地的孩子流落街头无人问,跑遍学校无人收,我们不花政府一分钱,自筹资金办学校,为国家解决了多少失学儿童问题呀!”另一位校长也开始大声抱怨。

  “我们古代曾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代教育又何尝不能如此?”秦继杰说,他写的曾上过春晚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呀呀;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

  拆迁补偿问题无疑是校长们最关心的话题,“有证的学校有明文规定,该咋赔偿咋赔偿,可无证的学校呢?毕竟都投入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政府部门若把这些学校统一定性为非法学校也不合适,哪有非法学校在辖区内生存发展好多年了,政府部门不知道的理?”孙恒说。

  “政府部门都对我们这些校长培训过,发的有培训证书,并经常下来检查,学生考试时还统一组织会考,这实际上就是对无证民工子弟学校的默认。”另一名校长说。

  “城市要发展,政府要拆迁,这也许是大势所趋。但政府在拆迁中不能只看到土地的价值,而不管这片土地上的人;只管本地居民的权益,而遗忘了更多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尤其是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张歌真虽然担着朝阳区民工子弟学校协会的会长,但他称,“我这个会长不当家,啥都是教委说了算”。

  对这些校长而言,当务之急是接下来该咋办,是就此改行,还是让学校继续向城市外漂移?经过激烈争论,除一名校长明确表示“洗手不干”外,其余校长都称会继续选择合适的城乡接合部办学,都不办了,那么多民工子弟的求学问题该咋解决?

  投资百万建校,说拆就拆血本无归

  杨汝久没能参加这个紧急座谈会,他称近来“一直不太自由”。他的学校几年下来共投资近百万元,仅23间校舍就花了23万元,就在寒假前,他还刚花6万多元新购置了10台电脑。但学校说拆迁就得拆迁,因为没证,“没人说给你一分补偿,去找教委,教委说拆迁是政府的事儿,他们管不了”。为此,杨汝久与另外几名校长一起四处奔走呼吁。

  腾龙学校的校长目前已联系不上,他投资100多万元经营了十多年的学校因拆迁被封了门。与杨汝久不同,封他校门的不是当地政府而是房东,房东封校后在操场上加紧建了一座简易楼房,该校十多名教师甚至没来得及拿走自己办公室内的物品。现在,老师们四处寻找校长,但听说“血本无归”的校长已经黯然返乡,不再办校。

  去年12月,50岁的山西人蒋茂堂再次成为“光杆儿司令”。他的有近千名学生的新苑学校被宣布停办,因为校址在政府拆迁范围之内。蒋从2001年起在京创办民工子弟学校,先后培养了7000名学生,9年中,他的学校三次“被蒸发”,每一次都需从头再来。

  今年1月8日,新苑学校在上完最后一节课后,蒋茂堂把学生食堂内的两口大铁锅以及课桌和一些体育用具贱卖后,租了10辆货车,把篮球架、钢琴等统统拉到郊区一仓库内,而他自己,开始背着一大包材料四处奔走,为民工子弟学校的命运呼号。

  也有人盼拆迁,次次能获巨额赔偿

  与蒋茂堂等人不同,位于金盏乡的两所有证学校的校长并不着急,虽然生源与往年相比大打折扣,但即将到手的高额补偿款也许会让他们欣喜若狂。

  一名校长私下里对记者说,有证的学校被拆后政府会采取“一加一”补偿,“你建校投资100万元,政府就给你补偿200万元”,政府还负责协调解决学校新址选择等难题。

  记者随后向朝阳区教委民办教育科有关人员求证,得到的是“补偿保密”的答复。

  3月14日,记者在金盏乡一所学校的院内看到,偌大的操场已被钢筋架子包围。一位老师说,这是校长为多要赔偿临时加盖房屋用的。

  几位参与办校的老师告诉记者,其实有些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是希望拆迁的,“哪一次拆迁他们都能从中得到巨额赔偿,有些黑心校长还趁机多收学生的学费,拆迁时不退,教师工资则趁机少给,真正的受害者是学生和老师”。

  一位校长向记者透露,有一所面临拆迁的有证民工子弟学校因为态度强硬,不断邀请媒体记者到学校采访,使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坐下来与校长谈判,“还没拆迁,就已经拿到手40万元了,朝阳区的民工子弟学校校长们都知道这事”。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有些学校的校长就是冲着钱去的,完全不顾孩子们的学业。”她联系大学生志愿者免费为失学孩子补课,其间借用一些学校的设施,有个别校长起初说免费,后又提出收书本费和上厕所费,“真是见钱眼开”。

  人大代表调研后称:“问题确实很严重”

  素有“民工司令”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曾参加了几名校长3月2日的紧急座谈会,也曾抽空到朝阳区、昌平区几所民工子弟学校调研。他发现,“问题确实很严重”。在今年两会上,他已就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交议案。

  另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景龙与张全收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领域新的难点。”他提出了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条例》的建议,整整写了8张纸,3700多字。

  张全收在建议中称,2003年以来,国家确立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管理为主的政策,但由于各流入地政府财政预算难以保障,公办学校接纳能力有限,“两为主”政策在执行中较难落实。

  对此,张全收建议在全国建立并实行所有适龄少年儿童义务教育登记证制度,登记证全国联网,当农民工进城务工时,登记证和流动人口“三证”(暂住证、身份证、计划生育证)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

  此外,要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财政要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登记证紧密关联。

  北京已着手调查辖内民工子女人数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条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为奔忙在外的亿万农民工带来了福音,中央财政下拨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20亿元,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

  记者也自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科获取的一份《2010年度市对区县教育补助重点投入指南》,文件明确指出,北京市2010年基础教育预算经费的安排将优先确保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保障机制,外地来京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全部纳入市、区教育规划。“我只能说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实施中,具体情况过一段时间会通知媒体的。”该科一名工作人员说。

  另据记者了解,北京市区各学校正面临着生源减少的问题。早在2001年,北京市已经开始调整教育布局,撤并了一些规模小、生源不足的学校。现在这些富余的校舍以及新建的符合安全规范及教学要求的建筑均可作为校舍,借给经批准的民办学校使用,主要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当然,这些都是针对有证民工子弟学校,无证学校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记者在善各庄采访期间,见到几名自称是教委工作人员的人也在调查,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各区县已开始着手调查区域内民工子弟的实际人数,用以测算相应资助经费以及预算安排。

  而针对一些孩子失学在家的现实,一些志愿者已经展开行动。韩嘉玲与北师大等学校的志愿者取得联系,3月18日,善各庄旧货市场附近的几十名失学儿童被分成几组,在志愿者辅导下在家读书、写作业。“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孩子中断学业!”韩嘉玲说。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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