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继3月份重庆警界科级以上官员免职重新竞聘之后，太原警界也开始改革，上至正处，下至科员，全部职位放开，一年一聘；考评成绩成为评聘的硬杠杠，优等有资格晋升，末等自动降级乃至解聘。（见4月6日《瞭望》）通过打黑风暴，重庆警察队伍问题一览无余，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当然，这并非说重庆警界的问题就比其他地方大。因此，重庆首创的这种大换血式的警制改革被太原警界“复制”，值得肯定。
如果说重庆对全体警员的免职重新竞聘，被认为是打黑之后主政者决心换血重生的必须，那么太原的下岗竞聘，则是较为主动地直面现行警制的问题，这样的勇气是值得鼓励的。正如《望》所分析的一样，社会急剧转型，治安、稳定形势严峻，传统社会模式解构，沿用多年的部分管理方式失效；矛盾潜行，社会情绪不稳，警民关系微妙，这就特别要求公安公正执法、廉洁执法、规范执法，但有时却不得不面临警察权威下降的尴尬，如为了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一些地方往往需要公安“顾大局”，协调解决一些专业范畴边缘的问题，甚至承担警察之外的职责……这些都对公安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警制改革是必须的。但我们看到，无论重庆还是太原，都将下岗竞聘当成了警制改革的突破口。在重庆警方内部，这轮换岗被称作是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其所涉及的范围，涵盖重庆市公安局所有在编人员以及绝大部分领导职位。但是单单的重新竞聘，并不能彻底避免警界的再次沉沦。
事实上，中国警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力太多、权力太集中，而外部监督和选任制度不够完善。譬如户籍、消防、交通、海关缉私等，许多社会管理、处罚职能都收归警察管辖之下，既无法律授权也无外部监管。甚至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警察权力有时比检察院和法院还大。其实，如果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侦查权是不该过于庞大的。但现实中，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往往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
这也就造成了某些公安部门的官员能够随时使用权力，为其寻租留下很大的操作空间，本来应该受到司法处理的人，最后却以行政处理了结；本属于行政违规的人，却被使用了司法手段进行处置。
所以，无论重庆还是太原，主政者如果想要彻底解决目前警制的弊病，对其权力的有效限制已是刻不容缓，这才是警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对于重庆、太原等地的改革，我们应该抱以最大的善意和支持，哪怕一丁点的进步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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