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遗产保护：要凝固的历史和活态文化

　　云南的哈尼梯田是一处美丽的景观，1300年来，以哈尼族为代表的世居民族在哀牢山创造出垂直跨度超过1500米，梯级达3000级，近60万亩的耕作台地。这种人和自然共同创造的人文景观，被称作文化景观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正是第五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的主题。4月10日至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研讨，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既要凝固的历史，更要活态的文化。

　　文化景观遗产带来遗产保护新理念

　　目前全世界有66处文化景观世界遗产，包括圣山、葡萄园、运河等，中国的庐山和五台山也名列其中。

　　文化景观遗产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有几分相似。拿哈尼梯田来说，森林、水系、村寨和梯田形成了一个系统，此次云南大旱，用了1300年的哈尼梯田却幸运地未受影响，并于上周开始插秧。哈尼梯田充分展示了精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高超的生态智慧，展现了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和谐美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历法、制度、宗教信仰、风俗、艺术、口传知识等文化传统，和坚韧、乐观、深沉的民族性格。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认为，文化景观遗产的提出，从对历史的关注延伸到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强调对非物质文化和活的文化的关注，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可以给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注入新的思路，即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受保护的对象，更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推动力量。

　　无锡7.5平方公里的鸿山遗址公园应是这种保护理念的最好诠释。其所在的无锡新区，企业林立，是经济区，而遗址公园是文化区，这对城市功能是一种完善和补充，周边建湿地公园、观光农业区，使遗址保护、遗产地的发展和当地群众的利益实现共赢，被称为大遗址保护的“无锡模式”。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面临四大挑战

　　“文化景观遗产是一项资源保护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经济产业，主要为满足人们更高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应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发言中表示，现在中国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不容乐观，保护理念的差距、开发建设的破坏、社会变迁的挑战和生存环境的威胁，是文化景观遗产面临的四大挑战。

　　全球化带来文化趋同，使文化景观更加脆弱。单霁翔展示了4张照片，一样的高楼林立，但是却无法分辨是哪座城市，千城一面，个性泯灭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的通病，在一张PPT里，他展示了5座与美国白宫极为相似的建筑，都是中国各城市仿建的。因为贪大求洋，重庆市的地标朝天门码头已经在新一轮城市开发中荡然无存。桃坪羌寨的很多村民盖起了小洋房，但是很快发现，国内外游客更喜欢到古老的碉楼参观、住宿，这才意识到什么是吸引世界目光的文化。一个值得警惕的事件是，因为一座现代化大桥的修建，德国易北河谷世界遗产2009年被除名。

　　过度商业化，把文化景观开发成商业和旅游资源，也破坏了文化景观的历史延续。元大都遗址公园修建得很现代很漂亮，但是却看不到历史的真实。去年贵州某地为保护一座苗寨，拨款高达3亿元，在苗族村寨沿河处建了一条商业街，河上架的居然是侗族的风雨桥。过分注意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破坏性开发，降低了景观的品位，并且对生态造成负面影响。有的地方天天都是民俗表演，天天都过“泼水节”，传统习俗丢掉了情感的价值和民众的参与，从文化遗产变成了商业符号。

　　人的生活是文化景观遗产的灵魂

　　在采访中，有专家对一些江南古镇的开发模式提出了质疑，因为商业开发驱逐了原住民，古镇几乎变成了巨大的商业街，那里已看不到延续千百年的当地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马未都也曾表示，很多所谓的文化旅游景点，已经失去了地域文化特色，很多“当地人”穿着特色服装，为游客表演，然而他们的口音南腔北调，原来他们竟然是受雇来扮演原住民。

　　“我们去平遥和丽江、西递和宏村，不光要看静态的建筑、凝固的历史，还要看活态的文化，即人们的生活，人的活动为景观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而现在一些地方流行以保护的名义把原住民迁走，大建博物馆、纪念馆和商业设施，这是对活态文化遗产的践踏。”一位专家如是说。离开了人的生活，景观就只剩下了历史遗物，只有注入人的生活，文化景观才是富有意味的，鲜活的。

　　原住民本身就是文化景观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保护对象，也是保护的依靠力量。单霁翔说，能否有效保护文化景观遗产，取决于当地民众对于文化景观遗产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是否认同并继续保持。北京重修城墙时，居民主动捐城砖；贵州地坪风雨桥被洪水冲垮时，当地5个村的上百名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急流打捞构件，并步行50多公里到沿江村寨挨家挨户寻找，收回了绝大部分构件。

　　事实上，正因为有了人的活动，文化景观遗产才不仅仅是静止的历史物证，而是活态的历史延续。贵州控拜打造的银饰闻名苗疆，但因为现代化的冲击，银饰技艺几乎失传，正是当地文物部门有“以传统开创未来”的理念，把文化景观保护融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诉求中，使得村民成为自觉的行动者，才使这一技艺重新焕发生机。人的生活，给文化景观遗产留下了当代人的印记，并丰富着遗产在新世纪的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王宏伟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