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君讲述外公张闻天的寂寞晚年

　　张秀君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

　　外公张闻天的寂寞晚年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我相信，我将永远相信，人生虽是到处充满了黑暗，但是在这黑暗的中间，时时有一点点光明在闪耀着……（我）将认真地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

　　这段话摘自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1925年所写的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那一年，25岁的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下了这本小说，以此明志。他称，自己将“冲到人生的战场”，“创造人生的真意义”。

　　在后来的日子里，张闻天果真这样做了。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总是坚守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人生信条。张闻天一生中经历过两次重大转折：1935年遵义会议，他慷慨激昂，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并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直言“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被错误地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从此离开政治舞台。1976年7月1日，76岁的张闻天含冤病逝。1979年，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张闻天晚年是在何种心境下度过的？他的子女如今又生活得怎样？2010年，在张闻天诞辰110周年之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访了张闻天的外孙女张秀君，听她讲述了外公的人生最后岁月。

　　红色教授“不争权”

　　张秀君的家位于上海虹口区江湾镇，两间小卧室，一个门厅，不大的房子收拾得整齐干净。张秀君今年65岁，退休前是上海市杨浦区某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儿时跟随外公生活多年，也是外公晚年生活的见证人之一。

　　“外公要我们做个普通人，所以我们家人都很平常。”张秀君热情地给记者端来茶水，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摞资料，包括老照片、亲历者口述书稿、历史文献片，等等。她说，自己对外公的认识，也是这样一点点丰富起来的。

　　1900年，张闻天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现属于上海浦东新区）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18岁时，张闻天在父母的包办下与当地一个善良勤劳的女子卫月莲成了亲。张秀君曾听外公说过，外婆“是新旧过渡时代的牺牲者”。“婚后不久，外公回到南京继续求学并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东渡日本，又远赴美国。回国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文学创作上。1925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卫月莲先后为张闻天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张维英和二女儿张引娣。张秀君的母亲就是张维英。张闻天离乡时，张维英只有3岁。张秀君说：“母亲对外公曾有过不理解，特别是1934年之后，外公成了共产党领导人，被国民党悬赏通缉。外婆在村里被叫做‘共匪婆’，母女三人经常四处逃难，甚至几天几夜躲在芦苇荡里不敢出来，受尽磨难。”

　　张闻天入党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日、美留过学，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简直是凤毛麟角。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随后被选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张闻天沉着、儒雅、有学识，很快有了“红色教授”的美誉。

　　1931年，张闻天回国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曾在宣传教育方面犯过“左”的错误，但他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很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作为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党中央常委，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同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促成了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赞叹“洛甫（张闻天笔名）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还称他为“开明君主”。张秀君说：“外公被推为总书记后，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拖了20多天，后来由中央常委作出决定，这才挑起这副担子，他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在革命的征程中，张闻天结识了同样留学莫斯科，在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巡视员的刘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闻天和刘英结了婚。张秀君听刘英外婆说：外公从年轻时就酷爱读书，喜欢思考，他戴着眼镜，不苟言笑，常在思考问题，从外表看完全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

　　不敢被人沾边的“名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到上海考察，才在离别近30年后，又一次见到了女儿张维英。“那时母亲已经结婚，带着我们来到上海大厦见外公。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他个子高高的，很精神，有学者风度。他们聊了很久，临别时，母亲希望外公能给自己介绍份工作，只为有个固定收入。没想到外公说：‘你在乡下种地挺好，还是继续种地吧。’外公身居高位，却从不给子女谋任何方便。”

　　1955年，张闻天为了减轻女儿的经济负担，将外孙女接到北京读书。那年张秀君9岁，被送到北京景山后街外公的住所。“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外公送我就读北京军区八一学校，我是住校的，每周回来一次。我们有时一起去看电影和话剧，外公是个音乐爱好者，喜欢听交响乐，爱去剧院看演出。”

　　在张秀君记忆中，外公从未刻意要求过她的学业。“小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扫街》，后来被刊载了，外公异常兴奋。他奖励我们的方式就是买书，他自己也爱看书，每周要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张秀君在外公身边开了眼界，见到了很多政界要人，还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过毛主席。“城楼上有舞会的，大家都争着和毛主席跳舞，很热闹。”

　　然而，张秀君和外公的愉快生活十分短暂。1959年夏，庐山会议召开。会上大家讨论认为，“大跃进”以来成绩很大，前途光明。而彭德怀觉得问题并没有谈妥，上书给毛主席。张秀君说：“当时气氛已经很紧张了，然而外公又在会上作了8000字的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

　　刘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20日，张闻天接到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电话。田家英等同志出于关心，劝他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不久，胡乔木也来电话，劝他还是少说为好。然而，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华东组发言，总共讲了3个小时，涉及13个问题。张秀君说：“这就是外公的性格。其实庐山会议前，外公刚刚动过一个小手术，出院不久就接到通知要召开庐山会议，但是否参加自己决定。外公当时是搞外交工作的，完全可以不去，但他发现老百姓吃不饱，就想把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张秀君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正好暑假，我和刘英外婆在北戴河，约好了庐山会议以后，外公也去。但是怎么等他都不来，刘英外婆可能已经感觉到出事了。”回家后，虽然张闻天从不在孩子面前谈工作，但张秀君还是感觉到了变化。“家里人少了，没有人来，气氛也很压抑，外公睡得很晚，学校的同学对我说‘你外公又犯错误了’。外公一时间成了不敢被人沾边的‘名人’。”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追查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问题。张秀君能看出外公的苦闷，“这对于一个当过总书记的人是极大的侮辱。外婆说，外公一直意志坚强，从未见过他落泪，只有那一次，他流泪了。”

　　此后，张闻天的身体每况愈下，冠心病、心绞痛屡屡复发，经常住医院。张秀君说：“我妈妈维英从信中得知消息，想去北京看父亲。但外公回信说，他一切都好，要相信党，接受党的长期考验。”

　　被囚禁的523天

　　1960年7月，张闻天送走了外孙女张秀君。他写信嘱咐女儿，要让秀君到工农子弟多的学校继续学习。

　　张秀君给记者放了一段纪录片，她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份文献资料，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里面有很多‘文革’的镜头。我第一次看到外公挨批斗的情景，没想到他竟然那么淡定。”虽然张秀君多次从家人和书中了解到外公“文革”时的遭遇，但当真实的画面出现时，她还是忍不住落泪。“外公虽说书生气很重，但绝不懦弱。在关键时刻，能显示出他的品格。”

　　“文革”中，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从1969年5月16日起，他和妻子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张秀君翻开刘英的回忆录给记者看，上面写道：“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墙，但咫尺天涯。每天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张闻天担心妻子个子小，拿不动浸了水的大拖把，便总是把拖把洗净，晾在那里。等到刘英被允许进入盥洗室时，拖把已半干，她不会因为拖不干净地板而被看守人员斥骂。而刘英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也会放上洗衣粉为他搓几把……他们就这样被囚禁了523天。

　　之后，张闻天和刘英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张闻天改名“张普”，意为“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在那里煎熬了整整6年。1975年，张秀君收到外公的来信，要她有时间前往。“那时，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外公了。当我看到身体虚弱，刚从医院走出来的外公时，想说的话，全都说不出口。”

　　逆境中不变的信仰

　　张闻天当时的住处，背靠着一座小山冈，几间简陋的平房，离肇庆集镇还有两里的路程。“没有熟人，没有电话，上街买菜、煮饭成了外婆的主要差事，外公则负责打扫院子。他们的生活很拮据，且孤独闭塞，但是在晚辈面前只字不提，我也是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情况。”张秀君说，一次外公突发心脏病，外婆只有借来平板车，请人帮忙推到医院。“住处到医院很远，而且又要上下坡，外婆那样一个瘦小的老人，跟着平板车一路小跑，帮着推车，那时她已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

　　张秀君被外公外婆在困境中的相濡以沫所感动。“南方气候湿热，庭院里长满了青苔，苔湿路滑，外婆即便出去买菜，心里也不踏实，担心高度近视的外公万一滑倒怎么办；而外公也尽力帮助外婆分担家务。肇庆没有煤，做饭要用柴草，外公生火，常常被烟熏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即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张闻天依旧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那时候外公的矫正视力只有0.2，他每天写作，也没有说写给谁看，外婆依旧很支持他，不停地在一旁帮他抄写。我去了两周，也抄了两周。”有一次，张闻天突然问张秀君，“你能看懂吗？如果能看懂，那多好啊，我的思想可以用你们的名义发表。”看着外公拄着拐杖，一边捶背，一边吞服硝酸甘油药片，张秀君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如今回忆这段往事，张秀君说，她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就在外公处境最难的时候，我与他谈起了信仰问题。当时我真的有点迷茫。我甚至跟外公诉苦，说我在学校的处境，还有表弟为此不能参军了……我真不应该说。”

　　张闻天告诉外孙女，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能够胜利。“我听了心里很有感触，外公说话时语气平缓，不快不慢。从庐山会议到‘文革’，他受了这么多迫害，但他的信仰还是那么坚定。还有外婆，在那样的情况下，依旧给我讲长征的故事，她说长征时牺牲了多少战友，什么困难没有经历过。我现在想想，他们这两个共产党员真了不起，刘英外婆一直说，向前看，向前看。”

　　要子女做个普通人

　　1975年，张闻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经中央批准，一家人来到江苏无锡养病。张秀君曾4次前往无锡，看望外公。“我记得1976年前后，外公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连厚书都拿不动，他还要把厚书拆成小薄本，坚持学习。我两次建议外公写自传，他都坦然回答：‘一个人的是非忠奸，历史是最公正的’。”

　　张闻天到无锡后，仍然化名张普，蹒跚着出去考察民情。菜场是他考察的一个重点，里面的老百姓哪里会想到，这位经常见面的老人，曾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冠心病猝死。在无锡病重时，张闻天就给自己安排了后事。“外公告诉外婆，他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一共4万元，‘一定要做我最后一次党费’。外婆答应了，他还是不放心，于是外婆写了一张纸条，约定两个人去世后，把全部存款交党费。”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张闻天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号召学习他服从真理的品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历史终于给张闻天正了名。

　　张闻天共有一儿三女，大女儿张维英已年近90，生活在上海，是位没有退休金的寻常百姓。张秀君说，“母亲晚年生活幸福，她非常知足。”二女儿张引娣，1953年曾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中央号召各直属机关精简机构，张闻天让女儿带头离开外交部机关，回到上海，在自行车厂做普通职员。张闻天和刘英的独生子张虹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过田、赶过大车、放过牛。父亲去世时，儿子都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张闻天平反后，张虹生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张闻天和刘英1961年还领养了一个孤儿，现在北京生活。

　　张闻天生前曾这样写道：“生命如流水，只有在它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采访结束时，张秀君感慨：“我们家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自己健康发展，不喜张扬，爱读书。要说外公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什么，那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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